摘 要：钱钟书的文艺创作与20世纪英美新批评理论有很多相通之处，本文立足文本细读，运用新批评的隐喻与反讽等文学批评范畴来剖析钱钟书的《围城》，以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究中西方理论间的可比性与契合性，通过新的解读来赋予《围城》独特的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新批评;隐喻;反讽;
一、隐喻
新批评的众多理论家们都非常看重隐喻的作用。如布鲁斯克在《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中否定诗歌开门见山的手法，而呼吁诗人们要打破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通过特殊性的窄门才能合法地进入普遍性”，而这个“特殊性的窄门”便是隐喻，并强调诗人们要通过这个“细节”技巧来赋予诗歌独特的意义：“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现代诗歌的技巧：重新发现隐喻并且充分运用隐喻”[2]。中国研究新批评的大家赵毅恒先生在《新批评――一种特殊的形式主义文论》中认为新批评的隐喻观的关键在于将差异甚大的本体与喻体相互比作在一起，通过其间不合时宜的冲突来造就强大的反差：“比喻的两造之间不但距离越远越好，而且如果他们的联结是完全违反逻辑的逻辑，那就含义更见丰富”[3]。无独有偶，在钱钟书的文学理论著作中，在他看来，隐喻是一种喻道之术，如在《读拉奥孔》中，他对所比的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做了细致的说明：“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4]，这就与新批评派所强调的隐喻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在理论上，在具体的创作实践《围城》中，钱钟书运用了大量的“隐喻”的手法，形象生动的说明了艰涩难懂的事理，而且造成强烈的视觉效果，给读者带来独特的审美感受。如针对孙太太认为鲍小姐假如成为了方太太后，还在外面偷人，那么方鸿渐的运气便会好很多的这种刻薄论调，钱钟书紧接着写到“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5]，这句话用“饭里的砂砾“”未净的刺“等给人以不舒服，不平衡的意象做比，来隐喻孙太太这类外表诚恳却心地邪恶的人，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富有哲理;再如，小说在写到烤山薯的香味时，作者猛然引入其与私情男女间相似之处，“偷着不如偷不着，香味比滋味好;你闻的时候，觉得非吃不可，真到嘴，也不过尔尔”[6]，这样，便将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与独特的人生体会联系在一起，使整个句子充满了俏皮机智的韵味，引人深思。钱钟书在《围城》中，“隐喻”手法的运用，展现了正如兰色姆所说的“在隐喻的论断中就会有一种奇迹信仰或超自然主义”，另外，与新批评诗歌的隐喻相比，钱钟书用自己的渊博知识与幽默风趣化解了隐喻中可能会造成的“冒片面或晦涩之险，甚至冒什么也没说之险”的危机，而是妙语连珠，出奇制胜，通过形象化的比喻，描摹人情世故，别出机杼，引人发笑或深思，使读者受到启迪。
二、反讽
新批评派反讽理论经过古典主义的修辞技巧与德国浪漫主义的哲学内核的漫长发展，而逐渐成为诗歌语言结构的基本原则与思想，新批评派的瑞恰兹提出“反讽式关照”、燕卜荪提出反讽式复义都对反讽有所涉及，但对其主要阐述者是布鲁斯克，在《反讽――一种结构的原则》中，他明确提出“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称之为反讽”，“在某些语境中，这句话的意思恰巧与它字面意义相反”，即诗歌内部结构中存在着充满张力、矛盾的对立面，但这些异质因却能在各种冲突与干扰中达到一种平衡，另外“反讽的形式包含广泛的多样性：悲剧性反讽，自我反讽，嬉弄的、极端的、挖苦的、温和的反讽等等”[7]。钱钟书深受新批评反讽理论的影响，并结合中国古语“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成若缺，大直若屈”之类，而提出了与新批评相得益彰的“正言若反”，将正话反说或是反话正说，从而使原本的陈述语句发生突转，产生意味丰富的文本张力。
《围城》便是一部优秀的讽世之作，钱钟书先生用智慧与幽默的讽刺笔法，犀利地嘲讽了那些主要由三、四十年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病态生存状态，细读文本，我们便能发现其中存在大量的反讽佳例。首先小说的题目“围城”便是钱钟书反讽理念的一种表达，婚姻被看作“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而方鸿渐的一生便陷入事业、婚姻、家庭的“进”与“逃”的困境中无法自拔，时刻体验着拥有与失去，希望与绝望，快乐与痛苦的及时转换的双重人生的错置中，用“围城”这个题目，极尽方鸿渐一生所具有的反讽性;另外，小说中写方鸿渐归国后与张小姐相亲，但将心思全都放在打麻将赢的近三百元钱上，尽管最终因斤斤计较给对方留下坏印象而导致相亲失败，他却是引用《三国演义》中的名言：“‘妻子如衣服’当然衣服也就等于妻子;他现在新添了皮外套，损失个把老婆才不放在心上呢”8来宽慰自己，钱钟书通过对方鸿渐如此荒谬想法的细致刻画，讽刺了方鸿渐表面上是个知识分子，内心却对营营小利极为看重及玩世不恭的性情，表现了其人性的复杂性。此外，那些冠冕堂皇、沽名钓誉的教授们也是钱钟书极力刻画的反讽对象，鸿渐留学国外，却不学无术，最终靠买来的一张假文凭而在家乡引起轰动，甚至被当做造诣颇深、留学界的精英代表而登上新闻，赢得名不副实的赞誉;诸慎明被外国哲学家看作“中国新哲学的创始人”，但他却是一个极自负又无任何学术水平的骗子，靠抄袭杂志书评专栏中话语而赢得外国哲学家的赏识，并靠他们的几十封回信“吓到了无数人”……作者用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虽弄虚作假却能在社会中混得如鱼得水的经历，讽刺了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崇洋媚外的风气，发人深省。
钱钟书的文艺理论创作与新批评派的渊源关系，使得我们能深入文本，结合语境，运用新批评派的“反讽”“隐喻”等批评范畴对钱钟书《围城》的文本语言进行细致分析，透过其曲折性的隐喻和随处可见的反讽，更加深入地挖掘到作品的深邃内涵与钱钟书对人性犀利
批判。
参考文献：
[2] 克林思・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A]. 赵毅衡编，袁可嘉译.“新批评”文集[C].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334.
[4] 钱钟书.《读拉奥孔》，《七缀集》[M] （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43.
[5] 钱钟书. 围城[M].三联书店，2005：5.
[7] 克林思・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A]. 赵毅衡编，袁可嘉译.“新批评”文集[C].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336.
[8] 钱钟书. 围城[M].三联书店，2005：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