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与亲情的角力
中华文化的精深和远奥是不言自明的。这不仅仅是一种考古学或文化学的常识判断，更多的，我想是一种感情记忆。
感情是庞大的，不仅是自身的广度，它所引起的人文波动更要几倍于自身。尤其在基于宗亲血缘的东方文化里，感情常常出入于一切领域，有时成为手段，有时成为目的，有时两者都是。中国历史上，有过家法大于国法的情况，如果父亲去报官，说自己儿子不孝，那么这个儿子便可以立时裁决，不问细情。郡县法律“白眼家兄，杖责八十”，大约也是事实。这里不问对错，但亲情纽带的分量可想而知。
这个密闭的结构里，友情、爱情、君臣情等等一切情谊都受到亲情的干预，有时也包括亲情自己。爱情受亲情压制的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血淋淋的、哭啼啼的、悲戚戚的，都在向亲情低头。爱情似乎是被压制得最深重的感情。不过能够突破这墙壁的，却恰恰是爱情。不用说《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最后双方家长还是将二人合葬一处；也不必说玄宗和杨太真的长生殿之相约；还有梁祝化蝶的绮丽余味，最终角力的结果正是亲情的低头和爱情的超越。
然而这种超越正是可悲之处：它的代价太大了，而且历史上寥寥无几。更不必说，爱情在突围了亲情的高压之后，所面临的自身的两性较量。
两个人的角力
礼教的纲常，常常在市井和乡野化为一种空头标语。所以要体会中式爱情，需走进民歌、谚谣以及大量艺人的倾情演讲。这些源自真实生活的故事是从底层的广大群众的最质朴的理性和充满善意的祝愿中加工过的，所以才具备最动人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们常常展示出“娜拉走后怎样”的真实和深刻。
我们现在不禁就要想，如果焦仲卿承受住了母亲的人格灾难和礼教的迫害，终于和刘兰芝走在一起，之后会怎样。诸种假设都可以成立，也都不成立。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们终于复成眷侣，至少不至于郁郁自戕，性命可以保全。可是双方家庭的角力格局已经固定了，原来是二人的死亡震撼了他们、醒悟了他们，现在失去了震撼的力量，焦刘二人面对的重压却又都回来了。家长的较量最终会成为焦刘两性的博弈，这种并非出于自身的博弈而致的疲惫，随着激情的逝去最终也许还会成为出于自身博弈的动力。这种格局到当代的中国，实际上仍然没有本质的变化。所不同的是，现代两性的较量是更自觉的。脱去礼教的束缚，源自家长间的不调和与对立，面对爱情和婚姻的事实不得不做出求同存异的让步，相反，两性的角力却常常在摆脱了双方家长间的异议时反而开始觉醒，原来源自家长层面的矛盾只能作为两性矛盾的并发症。
谁是赢家
这种较量是注定要产生的。东方文化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尚德。这里的德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平等博爱的道德，而更多地是意味着多数人的利益。为此，个体常常湮没在群体之中，黯淡、消失。父母之命、指腹为婚等等都是要求子女为家长无条件完成一次诺言的兑现，它实际维护的是家长制权威的威力和延续性。这不是某个家长的权威，而是一个阶层的权威。子女都作为一个家庭的缩影，他们的举止、修养都体现着一个姓氏的整体面貌，自身就必须是整体，而在外部所维护的还有自身家族的利益，爱情双方本来就是代表着两股力量而在一起的，如何能不较劲呢，当角力的新人成为父母时，他们又成为了新的家族。所以《触龙说赵太后》里，即使诸侯王家的女儿远嫁，无论如何想念，也是祈祷她不要归家。这与希伯来文化正相反，个体是不完整的，两性彼此为自身的另一半。年轻男女的选择是自主性的，家长难以干涉。所以他们的分开也是自主的。
以戏文为例，《秋胡戏妻》里，秋胡妻子梅英对秋胡的教训和毅然离婚并非主要源于秋胡的轻薄和对自己的背叛，而是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对秋胡的挞伐。戏文的情节很巧妙，秋胡新婚才三日，即被征召入伍。十年后，秋胡得官荣归，与妻子梅英在桑园相遇，由于多年不见，已经认不出彼此。秋胡垂涎美貌，调戏梅英。最后发现调戏的竟是自己的妻子。梅英毅然要离婚，迫于婆母之命，勉强相从。即使是自己的丈夫调戏自己，也不能容忍这种轻薄和背德。这是女性的性别觉醒，值得赞美。可是却容易忽略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究竟造成这种错位的罪魁是谁？古时的婚嫁难以自主，许多新人在结婚时才见到彼此，三天和十年相比，高下立判。最后的复合还是迫于家长的威严。结合与分开都不是自主选择。所以在长达数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常常面临着理性与礼教的分裂之苦，这种分裂虽常常以女性的受辱和牺牲为结束，而实际上，这种苦痛中所承受的正是爱情与“被爱情”的角力。
更不必说《红楼梦》里宝黛的爱情悲剧。这是一次真正有着现代色彩的爱情博弈，只不过一开始就注定了博弈双方都是一败涂地，非但没有胜出，连仅有的也失去了。
不过说到赢家，即使是媒妁之言，而最终仍然相伴一生的人们，究竟是不是这场角力的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