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国内大大小小的文学评奖有许多，从主办单位来看，除了政府主导的传统评奖，近些年来更多了民间的参与，包括私人企业、学术团体等，而媒体也成为新加入的重要力量。不同的文学奖有不同的存在价值，其模式与效应有相当部分是重叠的，也有各自不同的侧重，并因此构成当下文学生态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作为媒体界的重要标杆，羊城晚报文艺副刊――“花地”在海内外读者和作者中，一直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如何在众声喧嚣的当下，继续显示自身的存在和价值？在场，并且发声，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羊城晚报“花地”为什么在强手如林中，仍倾力打造“花地文学榜”的根本原因与原初动力。本文拟通过“花地文学榜”的设立、评选、颁奖等进行梳理，探讨报纸文艺副刊在新媒体的语境下如何实行转型与突围。
一
三月的羊城，年年岁岁繁花吐艳。一年一度的“花地文学榜”，裹挟着满身的芳香如期而至，一众文学大咖纷至沓来，给阳春三月平添了几分诗意。
在颁奖典礼上，文人墨客欢聚一堂。到场的嘉宾，除上台领奖的六位获奖者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评委、颁奖嘉宾，包括著名作家、红学研究家刘心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著名作家蒋子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以及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顾作义等。
也是在这个时候，去年的首届“花地文学榜”颁奖礼上，同样大家云集，高朋满座。包括年度长篇小说金奖得主贾平凹、短篇小说金奖得主艾伟、诗歌金奖得主多多、散文金奖得主李娟、文学批评金奖得主陈丹青、类型文学（科幻小说）金奖得主陈楸帆，以及终评委梁晓声、陈晓明、蒋子龙、许子东、蒋述卓、林贤治等。
比起很多的文学评奖，“花地文学榜”来得有点晚，但她一出场，就显得风华正茂，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当然，回头望去，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她所走过的一串稚嫩的脚印。
该榜单一经推出，在报社内外都引发广泛关注，反响出人意料。
1、通过榜单很好地联系了作者，而且都是实力派作者。
此次活动共动员了目前国内各相关领域学者专家43位，他们出任文学榜的评委完全是分文不取的“友情演出”。
花地编辑逐个与候选评委先通过包括电话、微博、飞信、短信等办法进行“骚扰”，确定参加意向后，直接电话沟通。整个榜单的确定，一般至少需要与每个评委进行四五次的电话联系。仅关于如何界定网络小说的概念，责编就与北京的一位学者电话争论了一个多小时。
这种和作者的互动是良好有效的。榜单出来后，又逐一给获奖者寄样报、联系采访、约稿。四十多位评委，加上评出的四十位作者，就是八十多位作者。如果我们一年年做下去，就等于是把当今活跃文坛的作家、批评家“一网打尽”。
2、通过活动制造了话题，引发了更大范围的争论。
有话题，才有争议，有争议就有传播，有影响。做新闻都追求话题性，给读者讨论的空间，才能持久发酵，引发更多的关注。在此后与作家们的日常交流中，这个榜单屡被他们提及，很好地增加了报纸的传播力。
3、通过活动凝固了成果，打造了新品牌。
更重要的是可以将成果凝固下来，否则，你总结也就总结了，都是别人的东西。但这东西是我们做出来的，成了一个新的子品牌。再好的品牌都不能死守，而需要不断地去开拓延伸，需要有新产品推出，不断衍生新的子品牌。
二
“花地文学榜”评选的对象，涵盖于上一年度在中国大陆发表和出版的相关文学作品，其中，短篇小说为单篇评选，其它体裁都是图书的评选。每一类体裁评出十佳作品（作家）入围，最终各评出一位金奖得主。
评选主要分初评（提名候选）、复评、网络投票、终评几个阶段。
“花地文学榜”的评委阵营，绝对称得上庞大豪华。每个奖项各邀请了10位初审评委，共60位作家、学者组成。有国内最重要的文学杂志负责人，有一流高校文学院的教授，也有自身浸淫于文学圈的作家，他们一直工作在文学的第一现场，对文学的现状是最为了解、最有发言权的。用金奖得主贾平凹的话说，“我吓了一跳，入围的作品都是中国一线杰出的作家呀！评委都是中国目前了不起的大人物呀！而且这60位组成的阵营是庞大、豪华、威严的，我就感受到了这个奖的真金份量。” 初选环节，是由每个奖项的10位初评委各自自由提名10部作品;编辑根据得票多少，综合筛选出排名前15的作品，打乱顺序，再返回给初评委进行复评;初评委须再次选出自己心目中的前10位，并顺序排列;编辑部在综合10位初评委的投票情况后，最终确定10部作品为入围候选作品，接受网络投票;终评委根据入围作品的票数排列，并参考网络票数，经协调评审，最终票决出一位金奖得主。
在整个过程中，评委们是不受任何一方干涉的，相互也并不知道还有哪些人同时担任初评委工作，因此，投票结果是相当具有独立性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学的评奖很难说评出的就一定是最优秀的作品，但“花地文学榜”可以确定的是，程序一定是公正的。
也正因为此，我们取名为“花地文学榜”，而不像通行做法叫“花地文学奖”。如今，市场上的出版物汗牛充栋、泥沙俱下，这让读者眼花缭乱、良莠莫辨。我们举办这样一个非官方的文学榜评选活动，也是结合自身的传播优势，希望能够为读者精选出年度优秀文学作品，让佳作最大限度地焕发光芒。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邀请权威的专家、学者进行回顾、梳理与评选，坚持独立性、专业性。不同于单项奖，文学榜单更为全面，更能完整地展现过去一年的整体文学风貌。评委们用专业的文学素养及独特的眼光，为我们评出一年一度的“花地文学榜”，这是对一年来当代文学的一份梳理和总结，同时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份年度专业书单。在这样一个传统媒体面临集体转型的时代，打造“花地文学榜”，吸引更多的读者关注文学，这是一种文化担当，也是纸媒坚守文化的一种方式。
三
如今文学边缘化，报刊上发表作品跟网上发表的界限不是非常明确，跟以前相比，写作满足欲不是那么高了，发表作品的意义和快乐感没有以前那么大，甚至还不如微博发表的转载高。怎么受到鼓励呢？评奖是一种方式。文学评奖不嫌多，关键是这个奖够不够吸引，看评委是否下工夫，有没有发掘好作品，宣传有没有到位。
首届“花地文学榜”年度短篇小说金奖作品艾伟《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全文仅七千余字，初读之时却曾深深为之震撼。文章的结尾，疯了的喻军住进了精神病院，开始了画画，所有的画只有一个主题――星空。“走进他的画室，就像走进一个茫茫的宇宙，画布上的色彩非一般人能想象。”我在想，作者应该是受到了梵高《星夜》的启发吧。也是在法国南部的精神疗养院里，梵高写信给他的兄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在窗口看了很久，窗外什么都没有，唯有一颗金星，好大的一颗星。”“夜，”他说，“比白天还要活，还要热烈。”瞎了疯了的喻军，一定是感受到了这份活，这份热烈，聆听到了整个宇宙在和他说着话。
同样，毕飞宇的获奖作品《虚拟》，“通过父子关系的刻画便表现了时代的变迁，他在亲情中写出了给人猝然一击的思考，所有细节的真实都拷问出抽象的‘虚拟’，‘父子之间……眼睛里从来都没有皮，直接就是肉，甚至骨头。’”这篇作品比他去年入围的《大雨如注》，更经得起咀嚼，更浑然天成。用毕飞宇自己的话说，就是内心更“纯”了，手法更“精准”了。他说，“我每年都要通过短篇来检视自己。在当今这个利益的时代，短篇是几乎看不到利益的写作。我写一篇短篇，甚至换不来一双鞋、一件衬衣，但是这样没有利益的事情，让我今天在广州、在《羊城晚报》、在花地，听到了掌声，这种掌声给我带来的幸福感，是任何利益都无法比拟的！”
两届花地文学榜各有一位新疆作者获奖，一个是李娟，一个是沈苇。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与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周涛的《一个人和新疆》，从书名上就看出其一脉相承。在这片辽阔的荒漠，个体的存在是渺小而突兀的，也是尤为真切的。一位诗人谈起过他感受到的“长河落日圆”的意境，他说，一个傍晚独自站在楼台上，突然，他看见一轮红红的落日那么圆那么大，就在他的眼前孤悬着，突兀着，他顿时激动得不知所措。沈苇的诗，似乎不是唯一的“西部”或“边塞”的标签，但他思考的，却依然是“中心”与“偏远”，是“孤独”与“困境”，其精神的内核明显是相通的。
广东本土作家筱敏凭借散文集《涉过忘川》拿下年度散文金奖。作为一位以散文为主要写作体裁的作家，筱敏的文字是纯净的、诗化的，而文字间透露出来的思辨又是深刻的、沉重的;“诗”与“思”，女性特有的感性的细腻与跨越性别的理性的深沉，在她笔下罕有地结合在一起，使文本呈现出思想的张力，虽非理论，却有着胜似理论的穿透力。筱敏这本书以“忘川”开始，却分明在“忘川”中打捞“记忆的形式”。她始终关注历史中的苦难，但她的叙述是收敛的，在事件性、新闻性的历史面前，她退后了一步，使其文字超越于混浊的现实，具有了高贵的诗性风格，同时也使得自己有了更多从容思索的空间。她的愤怒，是一种沉淀了的愤怒;她的批判，是一种净化了的批判。她高出大地之上，而又不离穹顶之下。作为女作家，筱敏笔下并无新潮的女权话语，但由她本人，由她笔下的女性人物，我们自然而然地会对“引领我们上升”的“永恒之女性”肃然起敬。评委会的颁奖词称：“筱敏是我们广东的作家――我们决非因此而将这一奖项颁发给她，但能将这一奖项颁发给她，我们确实更加愉快，也更加荣幸。”
李敬泽在致获奖感言时，由衷地表达了对入围者的惺惺相惜：“我要向本年度评论家奖的各位候选者表示深切的敬意。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平素羡慕、嫉妒、敬畏、敬重的同行。从他们之中被选定授予这个奖项，我感到诚惶诚恐。我读过本年度候选的大部分评论著作，这些著作充分体现了批评在这个时代的力量与尊严，我为能够跻身于这些朋友中间而感到骄傲。”
身为两届终评委的作家蒋子龙说，“花地文学榜”的评奖标准，我认为是按照国家水准来的，无论是第一届、第二届，这些奖项都可以媲美国家级的文学奖了。他评价，比如这次长篇小说金奖得主王跃文，我觉得他早该获奖了。他以前那些反腐的、官场的小说，非常厉害，可以说是开当代官场小说之风气。《爱历元年》与之前的作品相比，倒是变了一下题材，变了一些手法，但是王跃文的小说当中的那种“勇气”，包括架构、人物，以及故事的节奏感，很有独特性，在他的作品中都很好地保持下来。他评价毕飞宇，是才子型作家，他的短篇小说非常精彩，中长篇都驾驭得很好。当今闹腾的诗人很多，但沈苇的诗让人眼前一亮，很别致，诗有真意境，人有真性情。而文学批评金奖得主李敬泽，其评论语言非常精彩，有点像散文，甚至像小说。 谢冕教授说，蒋子龙说“花地”是高地，我就说“花地”很美丽，请继续美丽下去！
评委刘心武也认为，今年的“花地文学榜”确实也选出了一份有分量、有质量的榜单，对于读者来说，也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他寄望“花地文学榜”也能像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从此年年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评委许子东也表达了他的中正之论，他说，目前国内文学评论正处于最弱时期。官方不重视，商业又搞低俗了，文学评论对作家难产生影响。而此时羊城晚报举办的评奖，是在逆势之下坚守了文学的独立性、节操，羊晚堪称边缘守望者。做文学，就是要甘于边缘，不去迎合别人。
四
“花地文学榜”虽然才正式举办了两届，却有居高声远后来居上的气势，如今不仅在业内有良好的口碑，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而且也有一定的经济效益，成为传统媒体副刊寻觅转型之道的成功典范。究其原因，大体有四：
1. 媒体的优势。
媒体是一个加速信息流通的重要平台，搞文学奖自有其天然的优势，尤其是在眼球注意力成为一种经济的时候。文学仍是当下文化生产的主要支柱，也是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评文学奖的目的，无非一是评优――面对作者，选出佳作，促进提高;二是推优――面向读者，推荐佳作，增加阅读。无论如何，一部文学作品的知名度、阅读率，是对其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判定标准。而要提高知名度、阅读率，就不能不借助媒体的力量。
更何况，这个媒体，还是有着五十多年文化沉淀的副刊――花地。
自1957年创刊以来，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不仅荟萃了众多名家名篇，还推出众多文坛新人新作，许多文学朋友从花地走来，走上文坛。秦牧先生下放期间在“花地”发表多篇散文，后不久担任羊城晚报分管“花地”的副总编辑;前广东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陈国凯曾写过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我从花地来》，表达他对“花地”的感激之情。
在此次“花地文学榜”颁奖礼上，评委刘心武走下颁奖台，就对记者说，这些年，他已经很少出来了，但《羊城晚报》的邀请，他不能拒绝，因为他从1979年开始就在“花地”发表作品，在“花地”发表的作品已足够出一本厚厚的书了。而身为获奖者的筱敏，在致获奖感言时，说起与“花地”的情缘，已是语带哽咽。她感慨道，自己三十年前就开始给《羊城晚报》“花地”副刊投稿，当时的编辑高风先生给了她非常多的提点和帮助。“他对无名作者的热心、诚挚，丝毫不求回报，非常令我感念。提起花地我总会想起高风先生，但三十年来，我却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对他说过，借今天这个机会，我想特别感谢高风先生，虽然他已经听不见了，但说出来了，我的心里就会好受一点。”筱敏说，三十年来世事流变，花地的耕耘者也换了一代又一代人，今天在颁奖现场看到的，对她来说几乎全是新的面孔。“没想到，这时候，花地文学榜把奖颁给我，我感觉非常意外，我把这看作是对我的提醒，对我的鞭策。”
其实，五十多年来，还有许许多多文学朋友撰文表达他们与花地结下的深厚情谊，记下他们走上文学之路的花地情。在纯文学逐渐被边缘化的今天，“花地”副刊以深邃与厚重的风格，始终保持对文学和文化的坚守，既契合文化大报的风范，也是体现媒体差异化的标杆。“花地文学榜”继续秉承文学至上的宗旨，是希望在坚持高品位、高格调的前提下，创新花地的办刊思路，以活动来扩大文学朋友之间的交流，让更多的热爱文学创作的文学朋友来到“花地”。
2. 媒体与地方的结缘。
花地文学榜是由羊城晚报社、广州荔湾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
凡事都有因缘。广州被称为“花城”，荔湾南片的芳村地区，有着“千年花香、万亩花地”的美誉，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青睐的游览胜地。清代《羊城竹枝词》曾如此描述：“黄木湾头粉蝶飞，白鹅潭涨锦鳞肥;今朝正好游花埭，玫瑰花开夹紫薇”。刚好与《羊城晚报》副刊“花地”品牌重叠，历史上的“花地”与文学上的“花地”结缘，纸面上的“花地”与地面上的“花地”联姻，遂催生了这一段文学之缘。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正是基于这种媒体与地方的双向需求，“花地文学榜”诞生了。对方出资解决了整个项目运作的主要经费，而羊城晚报则运用自身的品牌优势，调动数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广泛人脉，携手打造“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每年一届。让文学栖居于“花地”，是“花地文学榜”的终极追求，也是荔湾区致力培育岭南文学氛围的美好愿望，可谓实现了真正的双赢。
3. 评委的广泛而独立。
任何的评奖、取舍都不可避免会带来遗憾，可金奖只有一位，花地文学榜完全尊重评委们投票选出的最后结果。
首届终评委之一的陈晓明教授现身说法：作为评委，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这个信息，组织方也没有对我有任何干扰，非常尊重评委的选择，这是非常可贵的。
“花地文学榜”的客观公允，不是挂在口头上的，是有显例可证的。首届“花地文学榜”年度文学批评金奖由木心口述、陈丹青笔录的《文学回忆录》摘得。但恰恰就在2013年初，“花地”策划了“文化大家重估”系列报道，其开篇之作《木心：被高估的文学大师》，是国内首篇从批评的角度对木心作品的文学价值进行评述的报道。然而，“花地文学榜”依然将年度文学批评金奖授给《文学回忆录》，这正是遵循评选程序、尊重评委秉承公正的体现。
评委林贤治则以“怒其不争”之心提出了具体建议，他说自己是评奖取消主义者，认为这类活动弊多于利。他说，文学评奖对评委的要求很高，需要纯正的评委。首先要看评委的文学趣味是否纯正，评论和创作一样，需要审美能力，这不是靠玩弄概念就能够鉴赏出来的。不仅需要天生对文学敏感，还需要后天的美学训练，需要多读文本。如果嗅不出文学的味道，再多的理论都没用，因为他没有“味蕾”，没法辨认好作品和坏作品。另外，评委还需要是正派之人，不拉帮结派，这样才可能保证公正。这也是对我们的警醒。
4.让文学走向读者走向市场。 正如“花地文学榜”不仅是为评出六位金奖得主，同时也是推出一份年度的专业书单。“花地文学榜”的活动也并不因颁奖而结束，而是以颁奖为契机，让文学大咖们走进校园，走进社区，举办沙龙、演讲，与文学新人们面对面交流等，打造花地文学周的系列品牌活动，进一步夯实并提升该文学奖项的业界地位，并力图在更大的社会范围中拓展影响力。
评奖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把评出来的优秀作品宣传推送出去，走向读者、走向市场、服务大众，才是文学评奖的最终目的。
第二届“花地文学榜”在这方面做了一系列的拓展，比如让青春文学金奖得主笛安走进真光中学，让长篇小说金奖得主到购书中心签售，让六位金奖得主集体进大学城举行创作分享会等等，所到之处，粉丝们的热情，着着实实地让作家们享受到了明星演员的待遇。文学需要读者，读者需要文学，彼此互动，才能一起将文学做大。在这方面，媒体又有着天然的优势。所以，媒体奖项在这方面的空间还有待大大拓展。
五
近十余年来，报纸文艺副刊走过了从衰落到转型、中兴的过程。回顾这一个过程，副刊大体上经历了向新闻化、人文化、活动化的转型与突围之路。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一直是冲锋陷阵在前的。
新闻主攻，副刊主守，一直是报纸版面的传统定位。但事实上，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副刊是一度失守的，“副刊死了”、“文学死了”的呼声下，很多报纸纷纷砍掉副刊版面。所幸，羊城晚报“花地”副刊以深邃与厚重的风格，始终保持对文学和文化的坚守。早在2001年，就率先大幅扩充副刊版面，在全国率先打出做大做强副刊的鲜明旗帜。
为做大做强“花地”副刊，我们作出了多方面的尝试探索：一是重新定位副刊的功能，由文学而文化而社会，走大副刊大文化之路;二是倡导推行“观点第一，文采第二”的用稿原则，强化副刊的信息容量和思想蕴含;三是在全国率先倡导副刊的新闻化、人文化之路。
副刊的新闻化、人文化之路，就是引进新闻的操作手法，策划先行，让久坐办公室的编辑走出去，从静态的编稿到主动出击，第一次打破了“花地”只发纯文学作品的惯例，全力打造新闻性的副刊版面――“文艺现场”版。这在当时国内报纸副刊中都是开先河之举。
多少情景历历在目。在北京的酒楼里，与李国文、从维熙等老作家大醉不知归路;在北京的街头公园，仆仆风尘的作家余华与我们谈着他的童年与饥饿;在上海到南京的动车上，作家张承志边啃着馕边与我们分享着他的日本樱花之旅;在深圳的大排档里，与刚下飞机的贾平凹聊着他的《废都》与裸体画：在深夜十二点多的酒店，陈忠实不停地敲着烟斗数说着发生在白鹿原上的他的故事;在莫言的家里，他穿着一件蓝布大褂与我谈了整整一个下午，那篇“发明着故乡的莫言”的采访，得到莫言的赞赏认同，收进了他本人主编的2010年文化艺术出版社《莫言对话新录》一书……凭着主动出击访谈对话的形式，“花地”有计划地系统追踪海内外著名的华文文艺家的最新动态，并以访谈带约稿，迅速积累人脉，将那些流失的一流作者重新拉回到“花地”的版面。
“广东文学无批评”是我在2004年主持策划的一次长达两月之久的大讨论。其核心稿件，获得当年广东新闻奖一等奖。文学批评本是极为枯燥、小众的议题，但该系列报道，因为充分调动新闻手法，由批评而正面引导，由“无批评”到“不能无批评”，由浅入深，一步步营造成版面上的热烈话题。首篇报道恰好赶在广东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一天见报，第二天便成了大会小组讨论上“喧宾夺主”的热烈话题。
如今，副刊的新闻化、人文化，成为所有报纸副刊的通行做法，而羊城晚报无疑是先行探索者。缘于此，羊城晚报的副刊不仅保住了其阵地，且得以不断攻城掠地。除维持日常版面的花地、晚会外，更有周末的《博闻周刊》《人文周刊》两大周刊比翼齐飞，笑傲江湖，羊城晚报的副刊版面重现其半壁江山的巅峰时期。
再好的品牌都不能死守，而必须不断制造新的兴奋点，不断开拓延伸，不断衍生新的子品牌，才可能让读者持续关注。随着新媒体对纸媒的不断冲击，如何让“花地”品牌，通过更多的活动走出去，使版面资源进一步转化为立体的文化优势，这是近几年来花地副刊持续努力改造的方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就是“花地文学榜”的设立。
诚如羊城晚报社刘红兵社长所寄望：“花地是孕育文学的沃土，而花地文学榜还是非常稚嫩的一棵幼苗。期盼在花地结下的文学之缘，能够开出更绚丽的文学之花，为中国的文学版图，培育出富有岭南特色的文学硕果。”目标已经明晰，征途依旧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