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公文属于科学文章中的应用文体，说起来十分拗口却有许许多多的人每天都在撰写、传播、使用。在信息传播迅速的时代，在语言美逐渐趋于粉饰太平的当下，公文将何去何从？
公文抄袭与公文空洞，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民间也有很多讽刺段子，来讽刺公文中的官场话语，比如涨价说“调价”，下滑说“负增长”，停滞说“零增长”，贫困说“不富裕”等等。这类公文修辞术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事实变得模糊不清，分散民众和媒体的注意力，使人们尽量少地通过这些词语去关心言辞背后的事实真相。热爱这类堂而皇之的公文修辞术的，并不只是官员，也传染到了媒体和学术界，使得我们的公文、新闻和学术话语都越来越远离民众的常识世界。
悠久的公文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公文的国度。我们留存下来的第一部历史文献《尚书》，就是一部公文汇编，名列四书五经的五经之首。《尚书》最早叫《书》，“书”原是记录之意，也就是档案一类的文献，而《尚书》就是“上古之书”的意思。传说《书》最早由孔子编定，并删为百篇，但没有史料表明，孔子教学生所用的《书》就是今天的《尚书》。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得儒家所传五经中《尚书》残缺得最厉害。一般认为，《尚书》是在汉代成书的。一般把济南伏生传下的《尚书》29篇称为《今文尚书》，因是用当时的隶书抄录并流传开的。到西汉中期，传说从孔子旧居墙壁中，发现了用先秦文体写的《书》。孔子的后人孔安国整理后，发现比通行的《尚书》多出《逸书》等16篇，这就是《古文尚书》。
虽有今古文之争，《尚书》依旧是历代读书人的必修课，却是一个事实。用今天的眼光看，《尚书》中大多是当时官府处理国事的公务文书，文体主要有六类：典、谟、训、诰、誓、命。书中大部分是号令，即向民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号令一般称为“誓”“诰”或“命”，平日的号令为“诰”，与军事相关的叫“誓”，而君对臣的话多叫“命”。而“典”则是对五帝之书的记载，“训”是臣开导君王的话，“谟”则是记录君臣之谋略的。
古之文字
《尚书》虽然“佶屈聱牙”，用的多是古文字，但它的简练和大气，却对后代的公文影响很大。所以历朝历代都有对公文文风的改革，如唐高祖李渊，立国之初就发布了改革文风的《诫表疏不实诏》，指责当时“不肯直陈”的拙劣文风，到中唐韩愈等发起的“古文运动”，更把文风改革推向了高潮。可以说唐代强盛，与这种词强理直、质朴务实的文风是分不开的。明代朱元璋，因官员的建言空泛，还刑责过官员。他在谈到诸葛亮《出师表》时，对公文说了四字要求，叫“诚意溢出”，认为公文如果没有诚意，只是“繁文浮词”，会“徒乱听耳”。
可以说，中国自古就明白，公文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形成与民众常识的沟通。很多官员可能没意识到，他们的公文或讲话，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也是当地最为重要的公共话语。小至乡镇，大到国家，所有政治权力的建构与执政行为的实施，首先依赖的是执政者公开的陈述。一旦权力话语变得空洞、贫乏、模糊不清，甚至不动脑子地抄袭，既表明官员对一方的施政理念缺乏见解和设想，说明他们政治想象力和政治使命感的缺失，更会导致基层公务员和民众的认知偏差或理解混乱。权力话语的空泛，折射的不仅是权力的傲慢，也给那些伪善者提供了腐败的精神土壤。在一种装腔作势、辞不达意的话语体系中，人们是无法真实辨认那些权力拥有者的知识和人格的，于是伪善者在这种话语体系中往往如鱼得水，更易形成自己的权威，讲实话讲真话的人，反而会惨遭淘汰。
以史为镜
要把历史，当作我们的先生。从一个地方公文的文风，就能看出一个地方的政治风气和对政治的远见。公文或报告可以说，是一个地方最重要的公共话语，如果它们不能肩负起对政府行为和社会活动肩负的指导，又怎能期望换来民众和社会对相关执政理念的认同？如果一个地方的公文，总是无法满足民众的心理预期，总是带来认知的模糊与混乱，不仅会让民众产生对未来的不安全感，整个社会也会失去方向感。时间久了，自然会招致各种社会阵痛。
公文说到底，是各级政府用来寻求社会认同的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只要我们读读《尚书》，就能明显得感觉到。这种艺术不仅要有对当下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洞察，还需要有对公正、常识和良知的尊重，更需要有对民众清晰流畅的表达。这个常识，我想每一个读过《尚书》的人，都会有强烈的感受。我们的现代公文在开启民智和谋求共识方面，总不能比不过一部上古时代的文献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