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于1935年的《记元旦》一文中，林语堂描述了自己从拒绝旧历新年到败给传统习俗的心路历程。他先是坚决地表示，“我的科学意识叫我不照旧历过新年，而我也答应我不会”，然而，从仆人送来一碗腊八粥开始，他已经感觉到旧历新年的到来。而让他一发不可收地勾起对旧历新年美好记忆的，是一盆从福建老家送来的水仙花。
“我不觉回忆到我的童年。当我接触到水仙的香味，我的思想便回到那红对联，年夜饭，爆竹，红烛，福建蜜橘，早晨的道贺和我那件一年只许穿一次的黑缎大褂。”水仙花的香味让他想起家乡的萝卜糕，他特意去北四川路买了“二斤半一篮年糕”回家。吃着油煎年糕，水仙花的馥郁香味充满着屋子，最后，邻居的爆竹声让他从头脑和心志的心理冲突中惊醒过来――“它们是有一种欧洲人所不能体会的撼动中国人心的力量”。
他叫来自己的孩子：“阿经，拿去给我买些高升鞭炮，捡最响最大的。记住，越大越好，越响越好。”“于是我便在爆竹的‘蓬―拍’声中坐下吃年夜饭了。而我却好像不自觉的感到非常的愉快。”
禁令归禁令，老百姓还是按老规矩过自己的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执着于旧历新年，被视为“不曰顽固，即曰反对民国”。林语堂这样自称“新派”的知识分子，当然要表示自己不过旧历新年的决心。然而，禁令归禁令，老百姓还是按老规矩过自己的年。“大都市的民众在‘国历’一月一日虽然要虚应故事，在大门上贴一副变像（相）标语的春联，而大门以内却若无其事，照常生活。一到‘农历’的腊月，小康之家从二十三日送灶起便忙碌起来，一直到正月十五夜元宵以后，才在筋疲力尽的情形下，结束了过年的变态生活。”记者伊弁在刊于《世纪评论》第一卷第六期的《过年》一文中这样写道。
1934年年初，国民政府停止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林语堂的《记元旦》写的就是禁令取消之后的第一个旧历年。巧合的是，一向表示不过年的鲁迅也在此时表示：“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
你过你的年，他过他的年，不想过年也完全没问题
尽管对待过年的心态各异，尽管不时出现“回家过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陋习”（罗永浩语）这样的激烈反对声音，年还是要过的。而社会在变，生活在变，人也在变，相应的，过年的方式也在变。
近年来，不想或者不敢回家过年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想开了，干脆不回家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想回而不敢回的，也就是所谓“恐归族”。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11年春节前做的一个调查显示，41.1%的人认为自己是“恐归族”，而过年不想回家的原因，69.4%的人选了“不能衣锦还乡，面子上过不去”。
“恐归”的纠结在于，在理智上，知道春节很重要，父老乡亲盼着自己回去团聚;但情感上，实在不能接受回家后需要面对的一切：被问收入、被问有男/女友没、被问什么时候要小孩……反向思考一下，如果传统的“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改成“不回家，照样过年”，是不是就可以不再纠结回不回家呢？
曾有人撰文提出：“恐归族”的诞生，“或者可以催生春节文化的新因子，如果合理引导，会更加丰富春节文化的内涵，使古老的春节焕发出新的活力”。既然“恐归”，那么，“不归”是不是可以成为一种新的过年方式？比如，带上父母出门旅游，一家人在路上，快快乐乐把年过了。或者把父母教育成姚志德、纪经书夫妇那样退休后环球旅行的生活家，他们玩他们的，你们玩你们的。
过年快不快乐，重要的还是心态。像鲁迅那样，一向不过旧历年，但在有了一定阅历，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个节日：“今年却亦借口新年，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盖终年被迫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而且，你过你的年，他过他的年，以前不想过年现在忽然想过，没有问题;完全不想过年，也没有问题。就像梁实秋的父亲，在20世纪初期说出的话：“我愿在哪一天过年就在哪一天过年，何必跟着大家起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