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活了90岁（笑声），我想来想去，就是靠共产党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时代，使我们这种来自乡村的知识分子，取得了改善生活的条件。我查了一下祖宗三代，都是四十几、六十几就死了，到我这里90岁了还不死，还得活几年（掌声）。
我19岁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到现在70年了，70年回头一看，觉得没有做什么值得称道的事情。那一天我和厚泽几个人一起开会，我总结了一下：第一条，苦劳多，功劳少；第二条，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我虽然右倾了，但没有变成右派，还不错，这是毛主席保护了我。
1955年，我和邓老（邓子恢）一起犯了合作化“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错误，中央开会处理我们。陈伯达提出来说，邓老的错误实际是听了杜润生的主张，要处分杜润生。毛主席说，杜润生同志土改是坚决的，他提出土改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清除匪霸，我很赞成。他可能是对合作化没有经验，下去锻炼一下就好了。陶铸同志准备把我委派到海南岛，已经下了通知。后来安子文同志提出来，杜润生是个大学生，国家搞科学规划，可把他留下，这就是吴明瑜说的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此后，留在科学院工作。在科学院主要是针对保护知识分子提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成了中央的文件叫做科学十四条。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他们很明智的，亲自主持讨论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要设国家农业委员会。第一任农委主任是王任重，我们是中南局相处很好的朋友和同志，他想起我来，从科学院把我挖出来，使我又回到农口。
在农口这几年，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上边靠领导，这上边的领导都重视农业，而且有共同语言，从华国锋开始。大家现在都知道华国锋搞了“两个凡是”，但是他对农业抓得紧。华国锋以后，邓小平时代是胡耀邦、赵紫阳，那共同语言就更多了，所以领导方面比较好沟通，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我们农口有一个好的传统，在好的传统下面有个好的团队，他们的战斗力较强，而且人才很多，老年、青年一大批，咱们的王岐山、陈锡文、王小强、周其仁搞了个发展研究所。我们和其他部委关系也很好，何康同志的农业部，钱正英的水利部，还有史力德的供销社，相互配合，搞得很好。省一级同样协同一致，今天来的也不少。我们这个团队，人员众多，而且容易取得共同语言，这个共同语言如何形成？原因就是大家都愿意为农民服务，并做农民的代言人。 田纪云到杜润生家里吊唁
中国农民是共产党可靠的同盟军，他们支付出五六十万的人头，换来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是第一条大功劳。第二条，农民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外国人都说这是个奇迹，中国农民把土地利用得非常好，不仅产量高，而且土地用有机肥保养得很好，所以南方的土地到现在亩产一吨多，中国农民的创造性是了不起的。我们要爱护国家，首先要爱护老百姓，特别要爱护农民。
我现在心里有两个悬念，也就是面临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脑筋里面放不下去。第一个是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人口的转移，如能在本世纪中期，转移出2亿农民，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现在有9400万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摆动，有关城市要把这些人安排好。第二个，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全世界的经验，农民必须有个农民协会。我们曾向小平同志建议过，当时他说你们这个意见很重要，我要考虑，看三年，如果三年下来，大家都同意，那时候你再提出来，我一定批。但是到了三年的时候，六四风波来了，顾不上这件事。现在我把愿望移交给诸位，我希望在十五年内解决这个问题。
刚才同志们说了很多表扬的话，我实在不敢当，如果说我们过去农业战线，工作还搞得不错，首先是靠我们这个团队，有中央的领导，我不过是这个团队的符号。人们说你对农业战线有贡献，实际是指大家的贡献，个人能做多少事？人们表扬我，实际上是表扬大家，我自己心里明白。不过，当这个符号我也很高兴。
今天我最后感谢你们说了那么多好话，我把它当成大家对我的勉励，这个勉励的话我接受下来，争取在可能的情况下，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安心地走向生命终点。 杜润生遗体告别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