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想谈谈，我是怎么样变成一个导演的。其实第一个剧本写的《疯狂的石头》，当时叫《钻石》，被一个中戏的老师看到了，他说：“你这个故事讲得很有意思，正好我带的这个班要毕业了，就把它排成毕业大戏吧。”我说好啊，我说你要是觉得有用，你就拿去排吧。
我写的东西能排话剧，当时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鼓励，我觉得原来我可以进行完整的故事创作。但是当时的问题就是说，写完《疯狂的石头》也没人给钱拍。因为你算那个账，怎么都得上百万的制作（费），所以我就说，那就干脆写个便宜的拍吧，然后就扭回头重新写，怎么不花钱怎么写，于是就有了第二个故事叫《香火》。
临到毕业的时候，我说我决定去把这个事情拍出来。然后我就开始把我头两年攒的钱拿出来自己投资，开始拍《香火》。
拍完之后，我其实完全不清楚，我这个片子能够用来做什么，我只是把它拍完了、剪完了，往那儿一放。但是就在我准备重新找工作的时候，突然我那个摄影师朋友就跟我说：“有一个香港电影节的选片人来北京了，听说你拍了一套新的电影，你可不可以给他看一看？”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东西。我说：能见人吗？我就给他看看吧。我记得当时看了一半，因为急着赶飞机，他就没看完，看了一半他就走了，然后我就觉得这肯定没戏了。大概一个月以后，我突然收到了邮件，他说我们想邀请你的电影参加洛迦诺（国际）电影节。
所以其实那是我拿到的第一个国际奖项吧。从那儿开始我觉得我要坚定自己这个方向，我要开始做一个电影导演。紧接着后面我就拍了《绿草地》。当我拍完《绿草地》之后，我就又开始在全世界第二次免费旅游。我记得那年我在柏林影展放《绿草地》，我数了一下底下只有40个观众。然后我出来之后坐在台阶上，然后我身边突然坐了一个人，我一看是陆川。我们两个就在那儿聊影展，最后我们俩聊着说：到底拍电影是给什么观众看？不是说每年拍一个电影，跑几万公里去跟几十个观众交流，我希望我的表达能够有更多的观众看。因为中国电影在海外毕竟只是边缘化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给中国人看。我就想，我应该拍一些中国观众喜欢的电影，这个才是我的方向，于是我在心里面下定决心应该再一次改变。
所以回来之后我在香港参加影展的时候遇到了著名的刘德华先生。当时华哥看完我拍的那个《绿草地》以后，他说：“你其实是有做商业片的潜质的，你愿意做什么电影我不管，我给你一笔钱。”一开始说的是五百万，后来变成三百万了。然后他说：“我给你一笔钱，你想拍什么都可以。”我说：“这个机会特别好。”
所以我在收到他的这个邀请之后，我开始回去想拍什么。这时我把我写的第一套剧本又拿出来，叫《大钻石》，就是《疯狂的石头》吧，进行了四个月的改编，于是开机了。
也是有一天早上吧，突然被一个电话吵醒了。“我是韩三平。”他当时跟我说：“我看了你的电影，刚刚看完。”他说：“我们决定发行。”所以我就稀里糊涂地卷进了这个商业电影的怀抱里。
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我就是为了拍一个商业片去挣钱吗？我觉得好像也不是。电影是一个文化产品，不提炼出文化核心来我觉得那它就是空的，它就仅仅是娱乐产品。
所以我想清楚了，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我们重新改组公司，我说要重新换一个品牌。我在《无人区》的片头加了“坏猴子”，我说我从现在开始，不仅仅做电影，我们要开始做电影背后的文化是什么。这“坏猴子”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从我的出发点角度，我首先是喜欢好玩儿的东西，然后我喜欢可以改变，有创新的东西。所以我希望后面做的东西，都符合这样的标准吧。我自己也很奇怪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导演的，因为它压根儿就没有在我人生的一个规划和计划当中。学了四年是画什么？画电影海报。毕业之后还画过一张，当时画的是刘德华。画完那一张，然后我们就失业了，因为打印机诞生了。
我那是第一次知道迷茫是什么感觉，就是站在人生的“米”字路口，然后觉得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走，但是又完全不知道，走到哪个方向是正确的。我记得当时我在那个金韵琴行，跟琴行的老板张敬云聊天。我说：“我其实挺迷茫的，我不清楚该去哪里。”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宁浩，我是过来人。做生意这件事儿呢，非常简单。一毛钱买了，两毛钱卖，你就挣了。一毛钱买了，五分钱卖，你就赔了。而且这件事情呢，对年龄没有要求，你到30岁的时候一样可以干。但你今年19岁，你应该去读书。”
然后临到毕业的时候我就问自己说：“宁浩你难道说就准备这么混下去吗？”我想，我还应该变，我还应该继续改变，我要开始做一个电影导演。
也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那么爱改变呢？为什么那么喜欢转变呢？或者说你就是没长性在一个地方待着？”
我觉得其实人生就是一次旅途，而在这个向前走的过程中，你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者问题，那我觉得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走过去，不要停在这里。改变，去做一些新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