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人一样，我最叛逆的时期也在中学时代，特别是高三那年。身体里像住进了一只小兽，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能让人感觉到它浑身带刺，有棱有角，不经意间就伤了他人。
我从小性格内向，并不讨人喜欢，碰上热闹场面总是待在角落里，是一个“壁花少年”。我爸跟我截然相反，他性格暴躁，说出的话、做出的决定都不许别人违背，如果不按着他的意思来做他便会恼羞成怒，俨然一座行将爆发的火山。
我爸希望我长大后能有出息，步入社会上层，不受人轻视与欺侮。因为他成长的年代较为艰苦，祖父母无力供他读书，他很早就当了村里的石匠，每天天色未明便啃上一块番薯做的馍馍，骑着破烂的二手凤凰牌自行车，向着山里疾驰而去。你可以想象十五六岁肩膀还很孱弱的男孩，整日需同三四十岁的男人一起干活，美好的青春在日复一日的汗滴中流尽，多么忧伤。
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我爸就想把他自己的失意都弥补在我身上，仿佛我的到来是为了让他见到自己本该要过的生活，是为了实现他未曾实现的人生。我成长的路线似乎已经被他写在了一个隐秘的本子里。他对我管教严苛，从不容许我做除了读书以外的事情，即便农忙时节家中忙起来，他也不让我搭一把手。对世事反应迟钝的我，从没觉得自己能跟天才沾上边，而我爸仅仅凭借我靠死记硬背考出的成绩，常在外头夸我学习好，仿佛说出那些话总能为他抚平过早爬满褶皱的额头并在上面增添些光彩。大人的虚荣心是涂满油光的薄薄纸面。
上了初中以后，各科课程的难度都在增加，尤其是数学，我不再像小学时那样容易得满分了。当我第一次拿着一张写着86分的数学卷子回家时，我爸咬着牙拿起编竹篮时折断的竹条就抽我，我像只小动物一样窝在墙角呜咽。此后，我爸对我监督得更严了，他要了我的课表后，作息时间基本上都由他安排，并让我严格遵循。这样做的效果是，3年后我被保送进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在这3年里，我感觉自己被一个更为牢固的铁笼子罩着，每走出一步都很沉重、艰难，我向往着自由。
高中时，我开始了寄宿生活。因为父母都不在身边，自己顿时有一种被释放的感觉，便常常跑到公园玩耍、看天鹅戏水，和室友追偶像剧、逛超市，也一个人钻到图书馆里，看我爸眼中所谓的“闲书”，开始接触席慕蓉的诗句，也翻起村上春树的书，心里有一块草地渐渐被它们拉扯成了一片草原。课下我也开始写起东西，投给本地的报纸，连续被刊登了好几期，成了学校的公众人物。
当我正沉浸在文学带给自己的快乐中时，数学成绩却江河日下。开家长会的时候，我爸坐在很靠后的位置上，脸红得像刚烧出来的铁，似乎谁一贴过去就会被他烫伤。我在教室外站着不敢看他。会后他冲出来找到我，骂了几句难听的乡下话后又迅速拎着我到教数学的金老师那边，试图商量出对策。没想到金老师迎面就泼下一盆冷水：“就你儿子那样，甭说考一本了，就连进三本恐怕都有些难，脑瓜子笨怎么教都吃力……”毒舌的金老师从不给人留一点情面，我爸的那张薄薄纸面瞬间被刮裂了，眉头紧紧皱着，像自己被数落了一样。从金老师的办公室出来，一路上我爸骂我骂得更凶了，走几步就气得停下来。路上人来人往，不时有人停下来看着我，我面红耳赤，一直低着头。远处的班主任刘老师见状便过来解围，他除了向我爸说起我偏科的状况外，还提到我的文学创作，建议我去参加一些比赛，以获得相关院校的自主招生资格。那天，我爸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把目光聚到刘老师的脸上。
我爸看上去五大三粗，但也喜欢文学，当然他常看的是热血的古典通俗读物，《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英雄传》之类。知道参加一些作文比赛可以获得重点高校高考加分的消息后，他就让我发挥特长往这方面攻，有时他还似懂非懂地去书店买来一堆写有“高分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集”的书给我，很快我寝室里的书架都快放不下了。
高三那年成了我人生中最颠沛流离的一年，一面进行各科复习，一面还往全国各地跑，参加大大小小跟自主招生相关的作文赛事。我爸也放下家中的活儿陪我，夜以继日，候鸟般扇动日渐疲倦的翅膀。北京、重庆、上海，这些阴沉而落寞的大城市摆满了积木一般的高楼大厦，我们渺小地站在底下，感觉失去了家的方向。当我一次次看着自己的成绩与资格线擦肩而过，一次次听到身旁的选手欢呼雀跃时，我摇了摇我爸的手。他看着我，说：“没事，还有下一场比赛，争取过。”或许是他也被折磨得没有力气了吧，说话不再像往日那般暴怒，可我真的很累了。所钟爱的事物一旦成了累赘，或许放弃便是最好的选择。
去上海参加最后一场比赛时，在宾馆里，我认识了肆崽。他瘦瘦的，戴着白框眼镜，挑染着几绺金黄色头发，穿颜色明亮的衣服，是个一进高中就被家人安排报考影视编导的艺考生。他也同样忧伤，但比我幸福，自小就被父母宠着，没被打过。他爸妈都是文化单位的干部，一心希望他以后能当作家出名，所以在肆崽上小学时，他爸妈就开始让肆崽写文章，写得不好，他们就帮着改，并联系报纸杂志发表刊登。他爸妈还以肆崽的名义开了博客，在单位无聊时就在上面替儿子写东西，回复别人。夜里，我们坐在宾馆外的草坪上聊了很多。上海的冬天有些冷，空中无繁星，阴沉的云层不断下压，仿佛要压到我们心上。
肆崽说：“我们都像极了大人手中的棋子，被摁在哪里就在哪里，呆呆地杵着，没有自由。”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肆崽悄悄点了支烟叼在嘴上，吐出一团烟雾，谜一样散开。我问他为什么要抽烟，他说是因为害怕。“害怕什么？”我问。他又吐出一口烟后，说：“明天的现场比赛心里没底，我很想赢，但又清楚自己的水平不能跟你们相比。”我心里有块铁片突然滑了一下，我看着肆崽，呼了一口气说：“我可以帮你……”
那天深夜，我在准备赛前的素材，并在草稿纸上拟写出一些模板、框架。我爸过来瞅了几眼后，就独自走到阳台上抽烟，落地窗被拉上前，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带着略硬的语气说：“最后一次机会了，一定要抓住。”我没回应，默默低下头，想哭却又忍住。我爸不知道到了明天我会跟肆崽交换彼此试卷上的考生信息，两个孩子的人生可能就此发生变化;他也猜不到自己千辛万苦一手设定的路线，悄然之间就要被人篡改，我在一种叛逆的窃喜中悲伤。 那场现场赛，我写得很顺，时间没到就交了稿子。我想自己的那篇文章应该会是50个一等奖中的一篇，而它后面跟的也将是“肆崽”这个名字。事实果然如此，肆崽拿到了高校加分资格，而我落榜了。
那天我爸疯了似的摔着宾馆里的物品，幸好都是一些被褥和塑料制品，之后他狠吸了几口烟，终于安静下来，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像一个年老的玩偶。他本以为一切可以回到他设想的路径上来，却不曾想到情况到最后失控了。他转过头，目光黯淡地看着一脸平静的我，嘴角翕动了一下说：“回去好好高考……”他真的累了，或者说老了，口中最后一个字的发音都显得那么微弱、苍白。
之后我开始安心复习，像正常考生一样跳进高考的洪流中，由于数学成绩始终没有多少起色，最后我离一本线差了30多分，考上了北方的一所二本院校。而肆崽的文化课成绩只有400分左右，却因为是艺考生以及参加作文大赛获得加分，去了上海的一所知名戏剧院校。我不后悔当初做出的决定，因为我要回了自己那么可怜的一点自由，可以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原想着日子就这么平淡地从夏至走向白露，却不料在临行那天，我爸竟狠狠掴了我一个耳光。原来心有不甘的他买到了8月底最新出版的有关那届作文比赛的获奖作品集。当他看到肆崽的那篇复赛文章时，顿时傻了眼，自己的儿子赛前准备的素材竟然都印在上面，再细细一读，凭着平日读我文章的感觉，他断定那篇文章就是我写的。他思量许久也想不出个究竟，便气急败坏地把我叫到客厅，把书丢给我，问我是不是主办方判错了。我说主办方没有弄错，是我自己跟别人换了卷子，我只是想要回自由，不愿自己和他那么累。不容我多做辩解，我爸一个巴掌下来。盛夏大雨滂沱。
我忍着脸上的痛拉着行李箱冲出了家，过了一会儿，他追了出来。雨下大了，我爸费尽周折跑到了客运站，站前积满雨水，他不管不顾地过来，雨水灌进了他的鞋里。我爸长吁短叹地站着，似乎朝我坐的巴士方向看了一眼，我连忙把头埋下。他的目光很快又撤离到其他车上，抑制着想要大声喊出什么的冲动，靠在客运站的大门边。我抬起头，看向窗外，一个曾经铁打的汉子，此刻竟像一峰年老的骆驼。风不知从何处钻进来，连着车上的空调吹到身上，冷冷的。
张爱玲在《易经》中写道：“我们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濒于瓦解的时候才真正了解他们。时间帮着我们斗，斗赢了，才觉着自己更适合生存。”在这场兵荒马乱的青春里，我难得赢了一回我爸，当看见玻璃窗外那个逐渐远去的身影时，自己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4年后，我考上了某重点大学文学院的研究生，并写了几本书。而肆崽成了戏剧学院里那一类十分普通的学生，脱离父母后的他没再写些什么，毕业后到他父母单位待了一阵便出国了，从此杳无音信。
兜兜转转之后，自己还是与文学脱离不了干系，离轨的火车重新回到了轨道上。回过头想想，现在自己正走的路或许跟我爸当初为我规划的未来差不了多少，4年前因叛逆做出的那个决定似乎可有可无。但是，如果青春没有弯路可走，哪能看见人生拐角的精彩，又怎么会学着去成长，去珍惜？
父亲，我不愿自己的人生被你设定，你所能陪伴我的只是一程，还有更多的明天、未来需要我自己去过、去活。所以，请您原谅我年少时做出的决定，我只想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