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 萨尔茨堡
爸爸是个音乐家，我出生时，他在萨尔茨堡大主教的管弦乐队里担任第四小提琴已经有十三年了。听妈妈说，爸爸是来自奥格斯堡的巴伐利亚人。他刚来萨尔茨堡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天主教修士大会主席、来自显赫的驿站马车家族的伯爵作贴身男仆兼音乐师。爸爸对小提琴情有独钟，他甚至写了一本小提琴演奏教学大纲。
我三岁的时候，爸爸开始给七岁的姐姐上钢琴课。我总是在旁边听课，希望快快长大，也能和他们一起玩。我特别喜欢听两个音同时按在键盘上的声音，姐姐告诉我那叫和弦。他们下课后我就到琴上去按和弦，每当按出三度和弦，我就会满意地笑起来，因为这是所有和弦中最好听的。爸爸觉得我很有天分，就在第二年让我和姐姐一起上课。我一坐到琴上就不想下来了。爸爸给的功课都是些小步舞曲，我练一下就能完全记住，总是要他不断地给我新的曲子。爸爸也总是夸我弹得很有节奏感和乐感，觉得我是个小神童。不久，他又教了我们小提琴和中提琴。于是，我们三个人就能表演独奏、二重奏和三重奏了，上课变成了开音乐会。
我喜欢爸爸在家里教姐姐和我弹琴、拉琴的样子。他细心、温和，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我不喜欢他穿上正装、带上假发后，在宫廷和大主教说话时那唯唯诺诺的样子。我也不太喜欢他写的音乐，吵吵闹闹，嗦嗦，根本不能打动我的心。妈妈告诉我，像爸爸这样的音乐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住宫廷乐队的职务，然后是写一些迎合贵族口味的音乐，争取在一些场合中演奏，吸引他们来约稿，有了约稿，就有报酬了；像婚礼、生日、加冕礼等约稿音乐要的都是热闹，不是打动人心，而且从约稿到演奏的日期往往很近，没有时间等待灵感；为了这个家，爸爸很辛苦地在经营，我们都要爱他，体贴他，不能对他太挑剔。妈妈也鼓励我好好跟爸爸学习音乐知识，早日写出自己喜欢的，能打动人心的音乐。所以，五岁的时候，我在姐姐《娜内尔的音乐书》（Nannerl’s Music Book）写了第一首乐曲《C大调行板》（Andante in C，K.1a）。当我弹给爸爸听的时候，他的眼睛发光了。
六岁生日那天，爸爸兴冲冲地从宫廷回来，一把抱起我，说：“宝贝，我要带你去旅行，让全欧洲都认识你，萨尔茨堡的小神童，我的儿子――沃尔夫冈・阿玛德乌斯・莫扎特。”圣诞节过后，我们就出发了，来到慕尼黑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的宫殿。我和姐姐弹了钢琴，拉了小提琴，我还唱了歌。国王和大臣们都为我们鼓掌、喝彩，还给了我们珍贵的礼物，爸爸脸上堆满了笑容。
回家后不久，我们又出发了。这次，带上了妈妈，全家一起去首都维也纳，到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弗朗茨一世和玛利亚・特丽莎女王的美泉宫表演。女王听了我的演奏，居然把我抱了起来，放在她盖着华丽衣裙的大腿上，然后在我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她还让宫中的王子公主们和我一起玩耍。比我大一岁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公主特别喜欢我，一次，我在宫殿里奔跑时滑倒了，她马上蹲下来搀着我的手把我扶了起来。她那心疼的眼神把我的心都融化了，我跪下来，请她答应我，长大后做我的妻子。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笑得前俯后仰，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公主只会嫁给王子或公爵，不可能嫁给即便是才华盖世的平民乐师。安托瓦内特公主后来虽然贵为法国路易十六的皇后，却不幸地被暴乱的平民送上了断头台，而我的名字却成为了音乐的代名词，和我的作品一起流芳百世。
在皇宫里受宠若惊的过度兴奋和无休止的表演、奉承让我体力透支，得了猩红热。康复后，女王邀请我们全家参与了两次皇室庆典活动。我的日常生活就是表演、接受礼物、吃山珍海味、和皇公贵族的子弟玩耍，直到圣诞节后我们才返回萨尔茨堡。这是我童年时代最光辉的一页，此景一去不复返。
回到家乡，爸爸升职了，成为副宫廷乐师长。他欣喜若狂，和妈妈说这肯定是我在皇宫里的名声传到了家乡才让他沾上了光。我第一次发现爸爸的笑容是那样的灿烂。
1763-1766 德国、巴黎、伦敦
七岁那年的6月，爸爸又开始带我和姐姐游历欧洲。这次我们先到了慕尼黑，再一次为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三世表演，然后走遍了整个巴伐利亚。8月，我们来到法兰克福表演。在观看我们的人群中，有一位十四岁的少年，他后来成为了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名字叫歌德。
9月，我们走过科布伦茨、波恩和科隆。11月，我们抵达巴黎。
爸爸在外奔波了好多天联系凡尔赛宫，但直到过了圣诞节，我们才受到路易十五和玛利亚皇后的接见。他们对我们非常友善，送了好多珍贵的礼物。在巴黎，我第一次听到了法国歌剧和意大利歌剧。很明显，意大利歌剧比法国歌剧更有市场和地位。我暗自下决心，要努力向爸爸学习作曲，争取早日写几部意大利歌剧，让他为我骄傲。两个月后，我们的同胞格林先生为姐姐和我安排了两场音乐会――不是在宫廷，不是在教会，而是在剧场，巴黎人称之为“ 公众音乐会”。在这里，我面对的不再是国王、公爵、皇后、公主，而是衣着简单又不失体面的普通市民。谢幕时，我感觉观众向我投来的眼神中不仅有喜爱，还有仰慕。在他们的欢呼、喝彩中我感觉自己无比尊贵，这种感觉太让我陶醉了。
带着满车的礼物和满心的欢喜，我们向伦敦进发。
1764年4月，我们抵达伦敦，英皇乔治三世和索菲亚皇后已经在等候我们的表演了。在白金汉宫，我结识了德国音乐家J.C.巴赫，他是巴洛克时期伟大的J.S.巴赫的小儿子。他非常欣赏我的才华，把我这七岁多的孩子当作音乐同行，向我介绍了音乐在伦敦的现状：这座城市具有全欧洲最热衷音乐会的市民，他们对戏剧的热爱导致他们对四平八稳的巴洛克音乐结构不满，新的音乐应该借鉴戏剧的结构，有一个平静的开始、激烈冲突的中段以及趋于平和的结尾，这就是奏鸣曲的结构。他还鼓励我写一首交响曲，这样就能对所有的乐器、声部、音响效果有更好的了解。由于旅途的颠簸和演出的劳累，爸爸倒下了――他的喉头发炎，不能讲话，我们只好在切尔西休息了几个月。10月，我们受邀参加了英皇乔治三世登基三周年的庆典，在此期间，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首交响曲《降E大调交响曲》（K.16）。 1765年，刚过了八岁的我被引荐给巴灵顿（Daines Barrington），一位正在为神童做测试的英国科学家。测试是这样进行的：巴灵顿先生给我一张五声部的乐谱，其中一行用了意大利中音谱号。我看了一眼，就开始在键盘上弹奏起来。看我不费吹灰之力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严肃的脸庞上闪过一丝惊诧。接着，他给了我一首歌剧中的“情歌”旋律，让我即兴创作。我以咏叹调的格式即兴创作，先是用五六句宣叙调作引子，然后导入“情歌”。那天我有些疲惫，并没有太多灵感，所以就用了歌剧中咏叹调最普通的形式――两段体，在键盘上把旋律和伴奏声部全都弹了出来。巴灵顿先生大声地称赞了我。接着，他要求我弹一首愤怒的乐曲。这时，我已经有点兴奋了，像在家里和姐姐游戏时那样调皮起来：先是面部扭曲作痛苦状，然后把身体俯向键盘，双手边弹小调和弦，边把身体慢慢撑起，直到从凳子上站起来，再突然坐下，像是鬼上身。我偷瞄了一下巴灵顿先生，见他瞪着眼睛张着嘴的样子，我真想扑过去帮他托住下巴。接着，我又拿出一块手绢盖住键盘，然后在绢上表演蒙键演奏。这些伎俩对我来说真是小菜一碟，我还会蒙眼弹琴、反身弹琴、反身错手弹琴等等。科学家一边摇着头啧啧称奇，一边不停地在纸上做着记录。后来他的这份报告被刊登在皇家科学院的《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上。
爸爸安排了几场伦敦公众音乐会，我们有了一些收益。下一站是坎特伯雷（Canterbury）。在那里，我写了第一首宗教歌曲《G小调赞美诗：上帝是我们的庇护》（God is Our Refuge，K.20）。接着我们途经多佛尔（Dover）和加来（Calais），去了荷兰；然后又途径巴黎、瑞士、慕尼黑，回到萨尔茨堡。一路坎坷，爸爸、姐姐和我轮流病倒，姐姐甚至领了最后的圣餐，准备去见上帝了！我得了伤寒，也病危了两个月。三年半的旅行让我们积累了很多贵重的礼物――佩剑、丝带、披肩、鼻烟盒、锦盒等等，都可以开个礼品店了。但爸爸说，现金的收入很少，我们依然是穷人。
1766-1768 维也纳-萨尔茨堡
1766年11月，我们回到萨尔茨堡，爸爸觉得应该提高我的作曲水平，尤其是对位。他说，我在伦敦测试的表现虽然已经令人大吃一惊，但实际的水平还很业余。这次，他要把我打造成真正的专业作曲家。
为了证明爸爸的心血没有白费，两年后，我出色地完成了主教大人钦点的一部古典神秘剧康塔塔。主教大人对我的作品十分欣赏，立即安排了我第一部意大利喜歌剧《装痴作傻》（K.51）在萨尔茨堡的首演。在此之前，爸爸已经在维也纳徒劳奔波了几个月，却没有剧院愿意接受一个十二岁小孩写的歌剧。这两年，我们在维也纳很不顺利，第一年我得了天花，第二年被帝国歌剧院经理人拒绝作品的上演，似乎再也找不到从前的辉煌了，可能是因为我已经过了十岁，不再是一个神童了。爸爸说，他感觉到我出色的表演越来越受到在场音乐家们的嫉妒，担心他们会用一切手段来阻止我在维也纳的发展。而在故乡萨尔茨堡，大主教却因为我的才华赏赐给我宫廷音乐师的头衔，虽然没有薪水，但充满荣耀。
1769-1770 意大利
写完第一部意大利歌剧，爸爸决定带我周游意大利，去学习和表演。这是我一生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次旅行，它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结识当代音乐界伟大的同行们。我们父子在1769年底出发，从因斯布鲁克到维罗纳、曼托瓦和克雷莫纳，一路得到学院、宫廷的认可和欢迎。1770年1月，米兰的伦巴第总督亲手奉送我整套梅塔斯塔奇奥的作品全集。梅塔斯塔奇奥是意大利最伟大的正歌剧脚本作家，他的文笔优雅，充满诗意和戏剧性。这份珍贵的礼物仿佛一个宝藏，我忍不住想要挖掘它。我一边阅读，一边谱曲，写了四首女高音咏叹调（K.77、K.78、K.79、K.88）。临走前，我还得到了一份歌剧约稿《彭特国王米特拉达梯》（Mitridate， Re di Ponto）。
1770年4月，我们来到罗马，正逢天主教圣周。每年此时，西斯廷教堂都要上演意大利人格雷戈里奥・阿列格里（Gregorio Allegri）的圣诗《求主怜悯》（Miserere mei， Deus）。这首以《旧约》“圣咏集”第五十一首“忏悔圣咏”谱写的无伴奏声乐曲被梵蒂冈视为圣乐，不允许乐谱外流。我听了两次，就把两个合唱队、一共九声部的曲谱全部默写下来。这首圣咏每年在罗马的圣周上演已经有一百五十年了，而我是第一个用听觉记忆把乐谱“偷”出梵蒂冈的人。爸爸看到了我写的乐谱，激动不已，深深地拥抱了我，并把这好消息写信告诉了妈妈。
复活节上，为奖励我在音乐上的才华，教皇克雷芒十四世（Pope Clement XIV）册封我为金马刺骑士（Cavaliere del lo speron d’oro）。
这部作品的成功和以往的成功不同，米兰对我的欢迎是对一个年轻的成年音乐家的肯定，而不是对一个神童的宠爱。米兰，我爱你！
1771-1776 米兰、维也纳、萨尔茨堡
爸爸和我继续在米兰、维也纳、萨尔茨堡之间穿梭。1771年3月，我接连收到了米兰的第二份和第三份歌剧约稿――《路西奥・希拉》（Lucio Silla，K.135）和《解放了的贝图利亚》（La Betulia liberata，K.118）。8月再到米兰时，又接到了为公爵费迪南德和玛利亚公主婚礼庆典的歌剧《阿斯卡尼欧在阿尔巴》（Ascanio in Alba）的脚本。我在米兰创作、排练、直到10月歌剧的上演。我们父子被公爵奉为上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