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作者完成其作品后，作为作者也就消失了。
那么，作者都去哪儿了呢？按照此种说法，作者在创作这部作品过程中，早已呕心沥血地将自己的思想、见识、心灵、情感、智慧、勇气、良知……统统糅合浸润于作品之中，无论写作时是月下推敲、衣带渐宽，抑或是独上高楼，一旦作品面世，作者便隐身作品之中。至于读者如何评说，似乎与他再无关系。换言之，即作家是用作品说话的。当然，作品不是人，不会另外去发表什么见解评说，发表评述见解的只能是读过作品的读者。然而，由于读者自身阅历和见识等多方面的主观原因，对同一客观事物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各异，评述势必产生出千差万别。因此，一部《红楼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莎士比亚则说“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程豁是我的老师，由学生来评介老师和她的作品，这从一开始就备感压力。
机缘，有时真如偶然落下的种子自然生长起来的树。为适应煤炭工业发展的需要，经中宣部批准，《煤矿工人》杂志将于1983年停刊，同时出版《中国煤炭报》。当年秋季，报社的筹备和报纸的试刊工作进入倒计时的紧张阶段，文艺副刊定名为“太阳石”。就在这个茬口，我幸运地从苏南伏牛山煤矿到了报社副刊部。当时，程豁老师是副刊部主任，还有一位编辑就是刘庆邦，他已是在小说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
面对《中国煤炭报》这份省部级报纸的采编工作，仅凭将一个江南小煤矿的宣传搞得风起水起的几下子是难以胜任的。程豁老师一面安慰我不必着急，一面手把手地教我从采编基础知识学起。她拿出一叠稿件，要我在个把钟头内阅毕，按可用、可改和不用分类，并且讲出理由;她领着我去采访来京开会的山西作家焦祖尧，她还带我到印刷厂去熟悉稿件下厂后的有关工序;而在得悉我的电大学习可能因工作变动中断时，她立即请报社的邹萍帮助联系，使我的学籍得以由江苏迁续到北京;为在基层扩大通讯员和作者队伍，她在繁忙编务中挤出时间，带队到大江南北的煤田矿井举办笔会;平时工作中，只要她觉得写稿人是有创作潜力和培养前途的煤矿工人，就竭力为他们创造学习、培训和晋升的条件，想方设法为他们铺平通向写作之路……其间，她谈得最多的是：这张报纸是服务全国400万煤矿职工的，我们的副刊既是基层作者的文艺园地，更是向社会宣传煤炭战线的窗口，煤矿工人是新时期最可爱的人，这个平台展示的应当是矿工至大至刚的人间正气……程豁老师说这些话时很动感情，在我这个有着十年矿井采掘前沿摸爬滚打亲历者听来，丝毫不觉矫揉造作或是空泛说教，以为是寻觅到了她倾注在作品中情愫的泉源。
后来的事实说明，当初我对程豁老师和她的作品的理解，竟是那么的肤浅。
真正读懂程豁老师，是在读了她的更多作品之后。
前不久，读到有文批评当下的一种风气。这种风气就是，大凡评介某位有成就的人物，总喜欢究根刨底，溯至婴童时光，非得穷尽其非凡血统或“最强大脑”来不可。该文认为这种执著求证，给读者的印象，似乎并非“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倒是“大任斯人天降也”，颠倒了主客观关系。我虽不赞同诸如作家原是“神童”或“文曲星”之类的考论，但是，我坚持认为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就，取得哪类的多大的成就，却是与其的家庭环境、所生长的那方水土、所处的时代潮流、所接触的社会群体、所受到的思想教育，还有自身的个性、悟性、智慧和勤奋等诸多因素密不可分的。
程豁出生在辽宁省台安县陆家村，一个既贫穷又闭塞的小镇。在旧社会，读书识字是男孩的专利，根本没有女孩的份。她的母亲，一个聪慧能干很要强的女人，事事不肯落人后，在将20口之家繁杂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的间隙，不甘心当“睁眼瞎”，硬是一字一句地跟着自己的孩子学，竟能达到看书信和读唱本的程度。或许是母亲性格的遗传，程豁自幼就显得倔犟、自强和好学。为能够念书，她哭着闹着，最后在二哥和二姐的力挺下，父亲终于同意，她才破涕为笑，跨进学堂。程豁的二哥肖向前（程百学）早年留学日本，秘密加入“新知识研究会”，走上革命之路，成为坚定的共产党员，以自己的忠诚与钟情成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奇才;许是受二哥的影响，二姐程雅琴闹着要读书，中学毕业后逆着家长的意愿偏去乡村小学当教师，历尽坎坷终不回。才情横溢的二姐是程豁从小学到初中的语文老师。二姐让她熟读并背诵范文，要她感情投入地去理解，掰开揉碎地分析体察。是二姐将程豁领进美妙的文学殿堂，在她心中播下了一颗文学梦的种子;也是二姐支持她踏上革命之路，她参军就是在二姐筹划下瞒着父亲走出家门的。
《中国煤炭报》的出版，给了程豁展示风采的平台。从黑龙江边陲的鹤岗煤矿、鸡西煤矿到海南岛西岸不起眼的长坡煤矿;从黄土高原荒凉得“风吹石头跑，满山骆驼草”的甘肃靖远煤矿、山丹煤矿到人文荟萃的苏南伏牛山煤矿、东风煤矿;从青海藏区在雪线以上冻土层开采的柴达尔矿区到三晋大地的潞安煤矿、晋城煤矿、西山煤矿;从徐淮煤城到齐鲁大地……在那星罗棋布的煤矿山岭和井巷，到处都印有她辛勤采访的足迹。每到一处，程豁或戴上矿灯下井，或躬身工棚找矿工家属聊天，采煤掘进、产量安全、衣食住行、家长里短、业余生活……凡是有关矿工的她都极感兴趣。每次采访，她总能写出备受矿工喜爱的文章来，读之，总觉有一股叩人心扉的激情在字里行间潮涌。
究竟是什么吸引了程豁，令她乐此不疲，如此辛劳，几近痴迷？在《向太阳倾诉》的后记里能找到答案：“这是因为那曾经被现代文明遗弃过的800米深处充满阳光，充满着最细腻的人间真情。那里的人――中国煤矿工人，他们不仅‘特别能战斗’，特富有无私奉献的精神，而且还特富有人情味。每次到煤矿采访，都深深体会到如手足、如挚友般的亲情……那种堪称伟大的精神不仅深深地感动了我，而且震撼和净化了我的灵魂。”“每次采访，生活中许多生动的人和事都会激起我情感的波澜，催我把这些情感的积累尽情地倾诉出来。我的散文便是这样从心中流出来的。”
她时刻倾情关注着今日的煤海英雄，也总是不忘往昔那些矿山好汉。那对“革命摇篮”安源煤矿朱少连等老一辈革命先驱的连续报道，对“中国的保尔・柯察金”老矿工吴运铎的追踪报道，对传奇式的煤海爱国老人孙越琦的引人报道……无不发出“毋忘历史”的呐喊，因为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
程豁对矿工对煤海真情的强烈，甚至达到爱屋及乌的程度，对每位和她一样热爱煤海的文艺界人士也一往情深，她热情地写了他们。当读到《世纪煤缘》中95岁高龄的冰心对上世纪30年代到晋北永定庄煤矿的回忆和依旧对矿工牵挂的文字时;当读到作家焦祖尧“看到一列满载煤炭的火车从身边通过，他会激动得流着眼泪久久地停在路边，深情地目送列车远去”时;当读到为拍煤矿题材电视连续剧，在内蒙选演员途中车祸重伤后，用矿工坚忍不拔的精神激励自己，顽强地忍受伤痛到现场执导的著名导演陈雨田时……难道你会无动于衷，而不被这炽烈的情感所打动吗？
细读程豁的散文作品，有的慷慨激昂，有的如诉如泣，有的如吟如歌，至情至性。无怪乎著名散文家、原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徐柏容老先生称程豁的散文，“盖不论记新怀旧、忆人述事，篇篇辑辑，所写皆人间真情也。”程豁在作品中的倾叙，是人人心中“皆有”而笔下“皆无”的人间真情，自然会引起读者的共鸣，《悠悠川江情》《世纪煤缘》等作品的获奖也就没有悬念了。
散文写作使程豁获得自由表达的美感享受。在她的心目中，真情是散文的生命，散文是从心灵中流溢出的真情之河。缘于她性格使然，40余年的生活状态始终如旋转着的陀螺，离休令此种状态戛然而止。其间，虽然她先后去《中国黄金报》《中国煤矿文艺》继续从事自己钟爱的采编事业，怎奈总有缕淡淡的失落和抑郁飘忽心间，令她难以适应生活的新常态。雪上加霜的是，此时，病魔夺走了她相濡以沫的老伴，噩运使她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浩劫和身心煎熬。性格坚强的程豁，没有被生活的磨难击倒，她打碎沉沦的桎梏，走出悲痛的阴影，重新振作了起来，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拿定主张让散文创作“给生命添点儿亮色”。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古印度人说，人应该把中年以后的岁月全部用来自觉和思索，以便找寻自我最深处的芳香。程豁老师在岗工作时难有这种可能，离休后，她有了，她可以从容地将自己的时间重点放在读、看、思、写上。她的心灵在古代汉语华章、中外散文佳作中得以滋润和修复;她以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阅历丰富的共产党人的名义，观察和审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她从自己大半辈子的新闻生涯和文学写作的屐痕中，确立了“第二人生目标”的同时，也使散文创作开始了一条新路，发生了嬗变，“成为飞上枝头的蝴蝶”。那就是直接访谈外，更多是作者主体的抒发，思维更加敏锐，剖析更加犀利，思想更加深沉，作品更显意境、空灵和穿透力。譬如近年创作的《行走在彩云之南》，还有曾获“中国当代散文奖”的《走进湘西》等一批散文，正是她“自我最深处的芳香”的结晶。
“真正的散文源于人性，人性就是对真实生活的自由表达。”在美国，她以独特的眼光和视角来观察、剖析这个令人眼花缭乱、五光十色的超级大国，把观赏异域风光、与人相处交流、耳闻目睹、所思所感记录下来，回国后，洋洋洒洒写成17篇“旅美印象”。其中《飘不走的魅力》《欲望的搏杀》《文明深处的触摸》等篇，称得上是她散文写作进入新境界的“破茧之作”，令人耳目一新。在俄罗斯，程豁，这位自幼受地下党影响、稚气未脱便参军、在新闻战线工作40余年的老共产党员，怀着极其复杂甚至痛楚的心情，执着地寻找列宁踪迹。散文《在俄罗斯寻访列宁》荣获第五届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评委、散文家肖复兴评论道：“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铭记与遗忘之间，在灵魂与躯壳之间，在失落与寻找之间，作者踏上了寻找一位伟人之旅。浓重的思考，不停的追问，真诚而赋予现实意义，使得这则散文和那些只顾拍照留念、浮光掠影到此一游式的游记拉开了明显的距离。”程琪说得真好，这篇作品“不论是否同意它的观点，你都不得不承认，它绝对是真情真思想的流露，它的激情是诚恳的，发自内心的，是一代人曾经有过的宝贵情愫，没有半点儿虚假，更不是作秀。”而那篇《历史的伤疤――重庆红卫兵公墓沉思》，则具异曲同工之妙：“我反复试图读解那段历史，是谁之过，是谁之罪……是的，读解历史需要更长的时间，也需要勇气。”自由表达的本质是讲真话、抒真情。真正做到这点，除了需要散文作家有独到的观察思考，有很深的文学修养和厚实的生活底蕴，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需有表述的勇气。我极其钦佩程豁老师的坦诚和勇气。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忆起在程豁老师身边工作的时光，仿佛就在昨天。早在十多年前，程豁在她的散文集《心旅》的后记中写有这样一段话：“人进入老年，爱，在心中似乎更强烈了，这种爱常常表现为回忆往事，怀念故乡、故人;雪泥鸿爪，人间真情，思考自己的前半生。回故乡去看看，会会故友亲朋。这是在岗位上时无暇顾及的。”2007年，在她寄给我的新著《亲情》中，我读到了她更多漫溢亲情、乡情、真情的散文。
倏忽间，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参加过《中国煤炭报》副刊创作笔会的那一批批年轻作者，许多人圆了自己的文学梦，活跃在煤矿或全国各地文坛上，其中不乏全国著名的作家和诗人。
三十多年里，每逢年末岁初，我总会收到程豁老师从北京寄来的贺岁卡，贺卡就是极其普通的明信片那种，没有花哨的装饰或封套，朴实无华，贺卡上写得密密麻麻，苍劲隽永，字字句句凝聚着深情的祝福，读来不由暖得人眼窝噙满泪花。
如今，程老师已82岁高龄。耄耋之年的她，依然学习不止，笔耕不辍，其坚强而奋进不息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我读得懂，因为散文已成为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有散文滋养的人生永远不会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