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93年4月调进人民日报社担任分管评论、理论宣传的副总编辑。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由人民日报社管理，设在人民日报社的九号楼。我常被邀请去新闻系给研究生们讲课，接着就被邀担任了硕士研究生的指导老师。1998年新闻系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我进而被研究生院聘为博士生导师。我在人民日报社任上，因为编务和担任的一部分社务比较忙，因此带的学生并不多，只带了三任硕士生和两任博士生。2003年，我为写一篇博士论文的阅评意见，成为媒体舆论的热点，引发了“要制度还是要周瑞金”的激烈讨论，影响一时，颇值得一记。
我对一篇博士论文行使“否决权”
2003年6月18日上午，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新闻系主任张西明博士（现为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从北京给我打来长途电话（我退下报社领导岗位后，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他说人民日报社博士研究生沈兴耕有一篇博士学位的论文提交新闻系答辩，请我作为论文的同行评阅人，帮助审读一下这篇博士论文。
于是，新闻系办公室的秘书很快就给我电传来沈兴耕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党报要闻版编辑与读者的两种需要》的这篇博士论文，有十几万字，材料收集了不少，有些分析也颇有见地。但总的读来创意不多，离博士学位论文要求差距较大。所以读完全文，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接受这篇博士论文的同行评阅，我是失误、为难了，似乎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了。
博士生沈兴耕，是我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校友，又是我在人民日报社的同事，他长期在夜班要闻版当编辑，担任过人民日报社夜班编辑部副主任。接着调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主任，直到人民日报社退出研究生院新闻系管理时才离开，后来他就读新闻学博士生。我原以为，博士论文的同行评阅一般总是与学生为善，以成人之美。实在没有料想到的是，他论文的学术水平，竟与博士论文的要求相差这么大。这一来，我就明显感到处在两难境地。
经过一番思考，我觉得还是应当从人情关系上考虑问题的狭隘中跳出来。理应凭借一颗尊重学术的正直之心，直陈自己的评阅意见。
我先就论文的总体印象评阅说，论文作者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经验，也阅读了不少国内新闻业务方面的文献。论文收集的实际材料是相当丰富的，论文对党报宣传报道和编辑工作中存在的弊端有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的评述。同时，作者对新闻界近年学术研究工作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对其中不同意见在论文中也有不少精彩评点。看得出来，作者写这篇论文是花了许多心血精力的，态度是认真的。但客观地说，作为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在学术水平上确实有较大的欠缺。
论文把当前党报存在的发行量下降、广告额下降、影响力下降的严峻挑战和许多领导干部、读者不愿意读党报的现象，同要闻版没有涉足读者“两个需要”紧密联系起来，而且比喻为“身子”与“脑袋”的关系，并以此为根据提出“核心问题”在于要闻版的改革，似乎要闻版编辑工作做好了，党报存在的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这样的论证是削足适履的逻辑缺失。
要闻版的改革，从根本上说是取决于中央深化新闻改革的部署以及党报编辑部新闻观念的创新，而论文没有涉及这个本质问题，仅仅在“增加要闻版非指导工作新闻的供应量”、“平衡原则在版面编排中的运用”、“设置假头条”、“突出新闻标题”、“扩大版面反差”等这些具体编排技巧上大做文章。这样的论证，是舍本求末的逻辑缺失。
确实，目前学术界对党报要闻版编辑如何改进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但薄弱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专家学者缺少上夜班，而要闻版编辑缺少必要的研究能力”，主要原因在于这个课题太大太复杂，直接涉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问题。作者仅从要闻版的编辑角度，提出一个“两种需要”的观点，以为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未免把问题看得太过简单。
至于在论文研究方法上，作者自己承认，定量分析少，又全是引证他人的统计数字。作者说是由于个人力量和资金条件的限制，这也可以理解，但也不能说与科研能力一点也没有关系。例如论文引用一家传播研究杂志某篇文章的材料，就断定“《真理报》的所作所为，既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也导致自己最终因此而走向了覆灭” 。事实上当时对公开化传播得最厉害的是《莫斯科新闻》《莫斯科真理报》以及《消息报》，而《真理报》总编辑对这些宣传是有一定意见的，论文未能甄别文献的论断是否客观就加以引用。
作者在论文写作规范和科研创新能力上虽都有一定水准，但也有诸多硬伤，这些意见我都一一写在评阅意见之中。
我终于赶在6月23日把论文的评阅意见，通过传真件送达张西明副所长手上。一个小时后，他给我来电话说，你的评阅意见写得非常好，摆事实说道理，逻辑性强，客观公正，以理服人，有着智者的闪光，堪称博士论文评阅意见的典范。 6月25日上午，博士论文答辩会如期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举行。答辩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成美教授主持答辩会，五名答辩委员与会并参加投票表决。成美主席最后向答辩人宣读票数：不同意授予博士学位，五票。我与五位答辩委员都不太熟悉，事先也不能相互沟通，所以答辩委员会成员与几位同行评阅人都是背对背的看法，想不到最后大家的看法高度一致。
引发媒体热烈议论：要制度不要周瑞金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一篇博士学位论文，遭到五位答辩委员全票否决，这成为近年来新闻教育领域的一件大新闻，迅速在首都媒体界传开。先是《南方周末》驻京记者，接着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以特有的新闻敏感前来采访我。记者问我为何在两难之境下最后选择讲真话行使了否决权。我回答道：
那个时候我正在读诺贝尔奖百年的材料。诺贝尔奖100年的历史，是年轻科学家的创业史。让我感到心灵震撼的是，欧美一些国家不少年轻人在做博士论文时，就有了重大的学科创见，依据博士论文便获得了诺贝尔奖。其中一个典型是施里弗，他拜巴丁为师，巴丁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单子，共10个题目，要他自己选择研究方向。施里弗经过琢磨选择了超导这个课题。在写博士论文过程中，施里弗对超导理论有重大突破，后又经过巴丁和库珀的帮助，通过计算彻底解决了理论问题。1972年施里弗便与巴丁和库珀因超导理论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读了这些材料，对照一下我们今天一些博士生的论文水平，我实在汗颜。要培养一流的博士生，首先要有一流的博士生导师，那些凭博士论文获诺贝尔奖的，背后都有很优秀的导师在指导。再回到博士论文评阅上，今天如果对不合格的论文把关都做不到，那还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吗？我还有什么脸面当博导？ 恰在这时，北京大学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在酝酿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的改革，试图通过竞争和淘汰机制，选拔优秀人才，筛除平庸之辈。这个被称为“癸未变法”的改革，对我触动也很大。……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因素，促使我断然下定决心：坚持学术标准，对博士学位论文作出实事求是的阅评。这样做，也许会得罪一些人，但不会得罪我们的国家，不会得罪我们的人民，我感到心安。 《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的《我为什么行使“否决权”》的访谈报道，在该报8月12日教育科技专版头条位置见报后，引起了众多媒体和广大读者对这件博士论文被否决事件的关注和议论。《社会科学报》9月初在学术批评版就此事展开了讨论。《大众日报》《中国检察日报》相继发表文章，强调严格学术要求，提高博士论文质量，是事关科技创新、理论创新和增强综合国力的大事，教育界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一定要坚守学术良心，抵制庸俗风气。
《中国青年报》发表报道后，在教育科技版进一步展开讨论，先发表了董迎春《“庸俗之风”与坚守良知》一文，指出目前一些硕士、博士论文质量下滑，引起学术界人士普遍关注和忧心。对“庸俗之风”难以抵御，可以总结出许多原因，比如面子问题、感情问题，以及顾虑方方面面的关系等等。所谓的“庸俗之风”的形成，就个体来讲，其实就是抛弃良知和逃避责任的过程。作者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制度建设，这无疑十分必要。但我们同时必须清楚意识到，法治和制度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它的基础需要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本人的共同培育。不管做什么事，当我们把良知和职责作为一种标准的时候，我们也许就会感到一种新的风气的降临。不要忘记，不论风气好与坏，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个“创造者”。
相隔几天后，《中国青年报》刊出曹林的《要制度不要周瑞金》的文章。文章说，周瑞金教授坚守良知的选择，得到媒体和时评家的高度评价，认为他是在向学术领域内泛滥的庸俗之风和腐败之风挑战，向学术评议中的顺水推舟、成人之美“说不”，周教授的确非常值得敬佩。不过笔者认为：对于根除学术领域内的庸俗风气，周瑞金可敬而不可取，可遇而不可求。如果道德说教对每个人都能起到“魔弹”效果（一发即中），这个世界就不需要警察、监狱和法官了。理性的社会中，一切问题的解决思路都应该从制度中去寻找。
文章说，大家似乎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论文评议涉及作者的切身利益，导师评议又起到很大的作用，周瑞金作为论文作者的同事和朋友，理应回避，或者他被邀参与评议应该得到评议制度的禁止。可现实呢，这么一个既是同事又是朋友的熟人，竟能参与论文的评议，这是什么样的评议制度？不错，周瑞金铁面无私地行使了否决权，这种精神很值得赞美，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彻底地把这位同事兼朋友得罪了，这就是他为什么觉得“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了”。如果他与论文作者素昧平生，根本没有必要权衡什么。
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显然这种学术评议缺乏最基本的回避制度的约束。回避制度的缺位，导致了学位评审和学术评议中的制度性腐败；论文答辩的普遍做法是由导师决定、约请评议和论文答辩专家 ，一些导师为了让学生顺利过关，就约请与自己的学术观点接近和好说话的专家来参加评审；有些评审专家受人之托也往往将答辩变为友情出演，答辩走过场，不合格的论文也被放过。西方社会的学术体制中有一套完备、严格和成熟的回避制度，比如通行的博士论文匿名评审制、导师回避制等。尽量排除人情的干扰，以使答辩比较公正、客观。试想，一个制度让人担上“对不起朋友”的心理负担，承受“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的心理煎熬，它是好制度吗？一个制度把公正的结果系于人的道德水准，是好制度吗？文章最后的结论说：我们必须要制度不要周瑞金；周瑞金固然好，却可遇不可求，只有制度才能让公正的结果得到保障。
讨论的深化：要制度也要周瑞金
曹林文章的观点引发热烈议论，《中国青年报》接着发表刘乃银的《既要制度，也要周瑞金――与曹林先生商榷》的讨论文章。文章说，说是缺乏必要的制度，其实不是没有制度，也并非制度一无是处。只是即使是好的制度，也不一定有好的结果。那执行制度的人，甚至那制定制度的人，其实也会将制度玩弄于股掌之上。如今的学界是有制度问题，又不仅仅是制度问题。中国的制度真正成为制度可能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在这个期间，我们更需要周瑞金这样的人。
刘乃银文章尖锐地指出，目前学校已经不是净土，学术领域也早已不是圣殿。人们关心的不是教授有没有学问，也不是博导到底能不能指导博士。不学无术，斯文扫地，也不是新鲜事。高校的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制度的改革是诉诸社会，但是不管是改革前，改革中，还是改革后，道德自律永远是需要的。因此，周先生这样的人也是永远需要的。周先生在决定忍受火炉烤的时候，他才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如果真正的知识分子可遇不可求，那教育制度的改革更迫切内求于己，多一点学术良心，多一点道德良知，多一点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心，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群实际上的乡愿。
《中国青年报》就博士论文的热烈讨论，终于引起了国家通讯社的关注。新华社资深记者朱玉经过深入的采访，在2003年9月11日以“新华视点”专文向全国发表了题为《说“不”的勇气――一篇博士论文未获通过的启迪》的长篇通讯报道。记者在第一小标题“进退维谷兼左右两难”下详细报道了我对博士论文说“不”的心路历程 ，接着在第二小标题下“成美不能成人之美”详细报道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成美教授的心路历程。
报道说，“与周瑞金有类似痛苦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同为博士生导师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老人名叫成美。……成美老师也是看了论文后，觉得质量不高，不想成人之美，找了个理由想婉拒参加论文答辩委员会，但最终未能推辞。……让成美老师不想参加学术答辩的另一大原因，是论文作者的导师，为新闻界中声名斐然的前辈，论文答辩时，作者的导师会一直在场。作者本身当然也在媒体业内有一定地位，而且成美老师也曾应作者之邀去其单位作过讲座。”
记者在第三个小标题“要制度还是要周瑞金”下，有针对性地写道：“难道说，不能用回避制度来约束这一切，让周瑞金既保有学术廉洁也保持了朋友之情？回答说：道德和制度不是两个对立的东西，在强调制度作用的时候，不能忽视道德的作用。即使是就回避制度本身而言，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另外，就我们国家学术研究的现状而言，博士生一般都在导师研究的领域选择论题，而相关的专家大都很熟，在这样的情况下，坚守学术良知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抉择。道德固然不是万能的，制度同样也不是万能的，再好的制度也要人去实践。 制度需要人执行，学术良知也任凭人把握。只有制度和学术良知的互动，才可以使学术道德的栖息地牢不可破。正因为人的因素不可剥离，所以身处其中的周瑞金必定苦恼，应了他自己著作中的一句话――宁作痛苦的清醒者，不作无忧的梦中人。周瑞金气血充沛又充满善意的阅评意见在答辩现场被朗读。在场的答辩委员们事后说，真想当面对周老师表达敬意。”
新华社记者朱玉这篇通讯播发表后，全国有10多家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在第二天（9月12日）纷纷转载，这起博士论文事件从此便由北京报纸的关注和讨论，扩展到全国媒体的关注和议论了。我当时就收到全国各地读者给我发来的短信、电话和信件。我真没有想到一篇博士论文的阅评意见，竟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也许真的应了新闻界的一句行话：击中了社会绷紧的一根弦。
不想辩白的辩白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博士论文评阅事件成舆论热点后，我成了焦点人物。2003年11月22日，上海市记协安排我与《新民晚报》总编辑金福安，陪同来上海参加传媒业博览会论坛的香港新闻代表团参观。金总原是我在解放日报工作时的老同事，他一见到我，就十分热情地聊起我前不久评阅一篇博士学位论文的事。他告诉我，上海新闻界有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做，究竟是为了自己扬名，还是为了个人恩怨，流传着许多传言。他说不相信我会为个人扬名或恩怨做这种事，认为这不是我的人格。但有人继续在新闻同行中散布不实之词，所以建议我通过适当方式把具体经过说一说，澄清一下事实，免得传言继续流传。
听到这种议论，开始我并不想为自己辩白，因为退居二线后我犹如闲云野鹤，看淡个人得失荣辱事。“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世事从来如此，何必计较。想不到第二天，我作为主题演讲嘉宾参加“2003中国（上海）传媒业博览会论坛”，遇到另外一些新闻界朋友，他们也同样向我问起这件事，还说是市记协有的领导在上海新闻界传播的，以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个别研究生也受此影响，在报上写文章提出，不能让一个人否决一篇博士论文。这才引起我的警觉，我认为个人可以不予计较，但涉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声誉，我可担当不了。于是，我就提笔给金福安总编写了一封“不想辩白的辩白”的信，要求他适当时候在《新民晚报》上刊登一下，以澄清不实之传言。
在信中我提出，我只是论文其中一位同行评阅人，并非论文命运的决定者，但是我不否认我的评阅意见对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的审核答辩起了一定作用。然而，真正决定这篇论文命运的，是它本身的质量。在评阅意见的最后，我建议应当由答辩委员会主席找论文作者谈话，提出论文不合适之处，劝说作者在导师指导下，限期进行认真修改后答辩。我期望作者再花一番苦功夫，提高论文学术质量，下次能顺利地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不负三年的苦读。我完全是以一个朋友、同事的态度对论文进行有理有据的评阅，倾注了我作为老党报工作者的一份真情和一位博导的学术良心。
最后，我写道：“我想尊重事实的最好办法是公开。我打算在一定时候公布我的评阅意见，相信到时候自有公论。论文作者有不同意见也可以提出反批评，我相信他读了我的评阅意见也不会得出我是故意与他为难的结论，只要他不抱成见，这点我可以肯定。”
金福安总编收到我这封信后，打电话告诉我，信把论文评阅经过说得很清楚了，是有说服力的。他赞同我先发表这封信件，以后有机会再公布我的博士论文评阅意见。《新民晚报》于2004年1月15日在副刊“夜光杯”全文刊登了我给金总的信。这封信发表后，不实传言就不再流传了。
只是公布博士论文评阅意见这件事，一直拖了十三年，直到今天撰写回忆报人生涯片断时才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