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是全人工，黑压压的一片人。”佛山艾乐博机器人的创始人农百乐描述他所见过的，包括美的工厂在内的冲压车间：铁片经历着很多对手，冲孔、翻孔、冲边、翻边、打折……工人们不断加班，不断倒班。
中国的冲压行业在世界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全球九成冲压工序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完成。农百乐原本在金融界工作，后来加入了帮助工厂们以机器代替人的行列，其价格大约为“5万换一人”。这个价格被农百乐形容为“行价”。在《劳动合同法》出台之后， 珠三角冲压工人的工资从1800元，上升到现在的4000到4500元。
亨利・福特曾经说，“我雇的明明是两只手怎么却来了一个人？”现在，广义的工业机器人就是能够实现自动化控制、可重复编程的多功能机械手，并具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可自由编程的运动轴，看上去就是人上肢的简化组合。
“无工伤，不抱怨。”这是去年上海工博会上，一个国内机器人企业的招商广告。实际上，中国工厂最早的机器换人动力，在于工人工伤风险的日益增加。那些重复性高而且环境恶劣的工位，譬如喷油、抛光等等，都是机器人率先进入的地方。
除了手，还有“脚”。顺德嘉腾电子公司副总经理陈洪波说：“搬运工最辛苦，很多人做一个星期就走，人员流动性很大。以前的工人还好一点，现在的年轻工人有时连一天都熬不住。”
这种劳动还发生在概念时髦的电商仓库里。陈洪波曾做过统计，在“双十一”期间，某电商物流仓库里的工人要捧着箱子每天走大概50到70公里，超过两次马拉松的距离。
嘉腾制造的自动搬运机器人（AGV）正在美的和华为的工厂里运作，均价每部7万左右，陈洪波说，这也是工厂对AGV价格的心理指数。
实际上，工人的价格已经十分清晰。“新一代工人至少是9年义务教育，独生子女，他们宁可3000元去写字楼上班，也不愿意4000元到工厂做工。”农百乐说，“加上社保和平均工资连年往上提，现在上不上机器都缺人。”
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市场已步入刘易斯拐点，出现了劳动力总量下降的局面。所有与记者交流过的工厂管理者都说，他们正面临劳工年龄断层的问题。
从1998年就在东莞打工的王会超，现在是东莞运城电镀车间的主任。他回忆说，过去没有机械手、自动化的时候，他要把几十斤重的工件每天搬运100多次。“现在的工人不可能这样，他们的父母也不指望他们赚这种钱。”
26岁的廖玉禅是一个流水线普工，在深圳、成都的富士康工作过两年，如今在一家LED工厂工作。她说自己一直过着一种很单调的生活：工作时坐在流水线上，重复着取件、插线的动作，每分钟重复多次，而她的收入，取决于她的动作做得有多快。
实际上，中国的产业工人，尤其普工，过去长期承担着高强度的，快速的，重复劳动的角色。“在工厂，不管你做的是什么，最终都会变成机器人。”廖玉禅说。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很多珠三角的工人都曾对记者有过类似的表达。
对于中国制造来说，如何让普工们的工作――或者直接说某一个不断重复的动作――做得更快、更准，是生产主管们长年的命题，也是中国制造在过去于世界崛起的一大“优势”。
邓邱伟是雷柏科技的副总经理，曾在台资工厂里任职，长期研究如何减少工人的动作浪费，加快频率。这几年，他成为了“机器换人”的急先锋，把过去对工人生产精细到读秒的研究精力，转移到了机器人身上。
“一个鼠标如果经过50个工人，一人浪费一秒就是50秒，很多秒可以由机器人代替。”类似的思考时而挂在他的嘴边，而直接的改变是在两年时间里，雷柏工厂的工人从3000人减少到现在的800多人，而机器人却增加了过百台。
邓邱伟说，美的集团工厂的变化让他吃惊：那些简单重复的工作岗位，譬如搬运和码垛等等，已在两年间被机器人以及自动化所代替。记者也获知，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国内制造巨擘，也早已在类似的工位上进行机器换人。
去年秋天，美的空调副总裁吴文新曾经表示，在2014年把空调工厂的工人数减少一半，搬运、打包、贴商标等工位和动作，都要被机器人所代替。在机器换人的工厂，KPI调整、工人再培训也成为新的命题。
被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影响的工人，有一部分要重新学会与机器相处。有一种现象已经在改造后的车间里出现：机器的介入使产量增加，冲击了工人们过去习惯的计件薪酬体系，于是，有的工人会故意把生产做慢一点，以防主管为生产线增加工作量。
业界人士皆称，机器人的出现目前还鲜有导致工人遭遇被裁的现象，因为“机器换人”才刚开始，在整体上仍不能解决用工荒。在大多数机器换人的工厂，相当程度上还保留着原始的，以大量工人人手衔接的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