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眼角膜，今年43岁了。它帮三个人“打量”过这个世界。现在它的主人已是花甲之龄。
如今，它正安稳地附着于丁凤芹老人的右眼之上，在北纬45°、气温零下30多摄氏度的小村庄里，迎接冬日清晨从窗口投入的阳光。
在黑龙江哈医大一院眼科分院的仪器之下，这只眼角膜呈现半透明的晶状，透过它，能看到淡棕色的虹膜，分辨出虹膜正中黑色瞳孔的轮廓。
它也曾帮助张子丽老人看清了女儿的相貌，让她人生中最后的9年，得以欣赏生活中的五颜六色。
而它最初的主人，是黑龙江阿城市的记者闫阿红。
这只眼角膜，曾陪着那位年轻的女记者，看望过阿什河畔三个无家可归的儿童和收养他们的家庭、偷拍过街头算命摊位和市井百态、看到过阿城知名泥塑艺术家丁敏安。它直面摄影机镜头、采访对象、观众将近十年，直至闫阿红生命划上句号，年仅34岁。
但这只眼角膜的生命，没有就此结束。准确地说，它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把能看见光明的眼睛，捐给那些看不到光明的人，让他们享受光明，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儿啊。”躺在病床上的闫阿红，已经瘦得看不出结婚照上的美丽，但目光明亮。
临终前，这只曾经很少流泪的眼睛，最后一次堆满了泪水。
闫阿红成为黑龙江省第一个履行了眼角膜捐赠协议的人。在她去世9个小时后，她的一只眼角膜为72岁张子丽的左眼带来光明。9年后，同样是这只眼角膜，又为丁凤芹的世界抹去灰暗。
“一只眼角膜移植两次，这在全国都是首例，在世界上恐怕也罕见。”黑龙江眼库的岳超英大夫回忆，当从张子丽的遗体上取下这枚眼角膜时，为了最大程度地避免污染，她们不得不把整枚眼球都取了出来，就像之前从闫阿红那里取下时一样。
当时在场的的几位医生，都不确定，已经被移植过一次的角膜，是否能第二次被移植。最后“拍板定案”的是哈医大一院眼科分院的刘平院长，他也是两次为这只眼角膜进行移植手术的医生。
如今，这只顽强的、周围还带着16条缝合黑线的眼角膜，给家住七台河市勃利县振兴村的农妇丁凤芹带来了光明。这被视为“眼科医学史上的奇迹”。
这位在灰雾中摸索了五十余年的老人，打小儿就“闹眼睛”。角膜炎摧毁了她的视力，五十多年来，在她眼前20厘米处，用手比划一个数字，她完全无法看清究竟有几根手指。
连着好几天，她都梦见张子丽对着她微笑，虽然，她当时“并不知道张子丽大姐长什么样”。
最后，右眼的纱布揭开了。丁凤芹把眼睛微微睁开了一条细缝，又迅速闭上，接连眨巴了五六次，才半睁着抬起头。
“大字儿能不能看到？”刘平院长指着视力测试表。丁凤芹仰着脸，好一会儿才缓缓地说：“那就是个山，下边那是往上倒的山。”
女儿们欢呼起来，一起围在母亲周围，让老人家挨个分辨她们。
“这是我大闺女，后面那个是我二闺女，这是小闺女……”这种“一眼看到三个闺女”的情形，曾经是她“不敢想象”的。
同样一只角膜，同样的场景却是第二次出现了。在刘平眼里，这一切就像“影像”的回放。
在闫阿红生命中最后的几个月里，这只眼角膜所能看到的，只有病房里雪白的墙壁，吊瓶里一滴一滴不断滴落的液体，手背上密密麻麻的针孔。
告别时，闫阿红的父母最后一次拥抱了装着女儿眼角膜的绿色的消毒瓶。闫妈妈勉强维持着平静的面容，闫爸爸已经泪流满面。
这是一段艰难的“旅程”。 眼角膜必须在6小时内摘取，并尽快进行移植。在回程中，装着眼角膜的消毒瓶，被刘平医生用双手紧紧捧在怀里。他们既要赶时间，也不敢让车子开得太颠簸，50公里的路，开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抵达了哈尔滨。
当天下午3点，在黑暗中摸索了40年的七旬老人张子丽，躺在眼科分院6楼西面走廊尽头的一个手术台上。巧合的是，9年后，丁凤芹躺的，也是同一间手术室、同样位置的手术台。
“哎呀，看见了！”拆线的那一天，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哈哈大笑着，用力地拍着巴掌，随即搂着医生和女儿，眼泪流了下来。
目睹拆线一幕的记者回忆，张大娘“就像一个小孩一样”，把自己的手伸到眼前，数着说“一二三四五，我都能看见了”。
“这是我姑娘，穿着红毛衣，”张子丽拍了拍女儿，紧接着，她开始辨认周围每个人衣服的颜色，一个一个指过去，“你穿米色的，你穿黄色的，你穿黑色的，你也是穿黑色的。”
病房的窗台上，一盆粉红色的蝴蝶兰正在盛开，张子丽用手轻轻抚摸着花瓣。她终于可以不再用“手”，而是用“眼睛”看花了。
回到家里，她经常一天到晚开着电视机，让各种各样的画面，走马灯一样从眼前闪过，“怎么也看不够”。
这只眼角膜让她的视力恢复到0.8，“和正常人没有多大区别”。
她带着这枚眼角膜，千里迢迢到北京，看长安街、故宫，还和天安门城楼合了影。她还专程去北京动物园，看了多年活在她想象中的大熊猫。
年龄太大的她，已经爬不动长城了。女儿在长城上拍下的照片，张子丽凑到左眼前，一张一张翻看着，还笑着说，“和电视里一个样”。
9年后，她带着这只“还没看够世界”的眼角膜去世。她的女儿说，母亲一直很遗憾没去眼科医院，看看那些大夫、护士，她还想回吉林省四平，看看她的老家。
离世前，她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她带着全家人一起，全家签订了眼角膜捐赠协议。
“让更多人能有这种幸运。”张子丽去世后，她的女儿回忆起全家人当时的决定，哽咽着说。
如今，丁凤芹也说，想去北京，去“看看故宫、长城、天安门”。
如果眼角膜也有记忆，那一定会留有张子丽的左眼捕捉过的关于北京的印象。
每天早上，丁凤芹睁开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老伴儿的脸。她看到，院子里的积雪“老大了”，得“铲出去”了。家里养的小鸡小鸭，都不敢出窝了。
丁凤芹格外爱惜这只“落户”在三个女人眼里的眼角膜。大部分时间，她半眯着眼睛，担心“光太亮了”，晃眼。洗脸的时候，她也会刻意避开右眼，“不敢把水泼上去”。
如今，这只眼角膜，属于丁凤芹已有两个多月。 “感谢闫阿红，感谢张子丽。”丁凤芹反复说着这句话。
离开医院前，她专门去看了哈医大一院三楼候诊区墙边的闫阿红半身像。塑像是闫阿红曾经采访过的泥塑艺术家丁敏安制作的，眼睛的部位，被雕得格外大，眼睛弯弯的，在微笑，格外显眼。每天，这双眼睛都“看”着来来往往的病人。
从哈尔滨回到四百多公里外的家后，丁凤芹把衣柜翻开，把自己的旧衣服一件一件翻腾出来，“想看看过去都穿的是啥色儿的”。
“喜欢颜色鲜艳的，喜欢花的。”丁凤芹呵呵直笑。对记者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正穿着一件黑色底子，上面印着五颜六色碎花的衣裳。
到家的当天，她和老伴儿做了四个菜，好好“庆祝了一下”。看着小孙子在屋子里跳来跳去，丁凤芹坐在床上，说“眼睛、心里都特别亮堂”。
她说，她希望这只角膜陪伴自己这个老太婆的时间久一些。她也想好了，一旦死亡来临，这只眼角膜还会踏上下一段旅程，继续“看着”这个世界。
早在拆开纱布三天后，她就领着三个女儿，四个人一起签订了眼角膜捐献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