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治国精髓绝不是国内一些“哀悼文”所
扣的“强人统治”。如此，则把李先生肤浅化了。
基辛格曾有一句话，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李光耀之于狮城的意义：“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种不相称的现象是，某些领导人的突出能力和他们所在国家的有限力量存在着差距。”
是的，“李光耀”已然不可能以“伟大领导人”来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结合了强势、高效、法制、秩序、社会平等、公平的符号。而我作为一个从走出校门、踏上职业道路之初就来到新加坡的人，他仿佛早已化为一个挥之不去的身影和符号，贯穿在我与新加坡割舍不断的21年缘分中。所以我不假思索地在上周五的半夜搭乘夜航飞赴新加坡，专程去向这位跨越两个世纪的世界伟人致敬，并目送他在人间的最后一程。
“威权”、“高薪”和“严刑峻法”背后的真相
而他的威权，除了来源于长期身处权力中枢，更源自他的智慧与战略、明晰长远的国家目标、务实高效的施政原则，以及在其领导下新加坡发展的亮丽成果。
“威权体制”、“高薪养廉”、“严刑峻法”更是成为中国国内政坛耳熟能详，并分外推崇的新加坡国内治理标签。然而细究，却发现这几个词儿绝非字面那么肤浅。“威权”是建立在民主的机制下，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信念是“以民为本，心系群众，关怀草根”。通过国会议员与党的社区领袖携手扎根基层，以为民服务为宗旨，全心投入为选区服务，多种方式联系选民，定期接待选民，听取民意，把脉民生，为民众排忧解难。这对人民行动党来说，决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它通过点点滴滴地为民办事，才争来了执政地位。
而“高薪”的初衷也并非“养廉”，是为了吸引人才。“人才者，求之者愈出，置之则愈匮”。李光耀在新加坡推行精英政治，他希望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担任高级领导人。
新加坡广受赞誉的秩序绝非仅仅是“严刑峻法”的功劳。光是靠严刑峻法，可以建立良好的秩序，但不可能使社会充满活力;可以使人民惧怕法律，但不可能使人民信赖和尊重政府;可以使政府很有力量，但不可能使管理有高水平和富有效率。
新加坡社会既有受过西方正统教育的精英，有遵法制、守秩序、讲责任、求认真和讲敬业的精神文化，同时也强调保留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学习儒家文化，培养公民讲规矩、守秩序、有礼貌、乐于助人等品德。可以说，在华人文化圈内，新加坡是华人传统文化保持最好的国家，很多方面甚至好于中国。可见，新加坡是一个吸西方文化之精髓，承中华传统之美德，借现代法制之工具、民主之手段，建立起来的和谐社会。这些手段与民众那种充满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发愤图强的精神产生出来的奇妙化学反应，让这个原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小国绽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炫目光芒。
新加坡模式对中国有特别意义
于国际舞台，李光耀成功地将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在短短几十年的光景里打造成全球前四的金融中心。在习近平主席眼中，他是“新加坡共和国缔造者，也是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战略家和政治家”。在奥巴马眼中，他是“一位推动亚洲创造经济奇迹的人物”，他是布莱尔“遇到的最睿智的领导人”，撒切尔夫人认为“他从未出过错”，尼克松更是对他推崇备至，盛赞道：假如李光耀生活在另一时代和另一个地方，他可能已经“获得了诸如丘吉尔、迪斯累里，或者格莱斯顿那样的世界声望。”
而他实用主义的国策，更让他在国际关系处理中游刃有余。他是一流的国际政治家和战略家，是顶级的亚洲事务观察家，是所有大国领导人的座上宾，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引路人，更是与中国五代最高领导人都握手会面过的教父级人物。与近年去世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和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相比，李光耀的葬礼吸引了更多国家政要，尤其是亚洲国家首脑纷纷出席，倍显名满天下、誉满全球的哀荣。
之于我国，李光耀成为第601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确实可谓实至名归。他与中华的情谊绵延五代领导人，更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如何在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寻找方向，又不失去社会秩序的成功模式。近些年来，随着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亚太地区发生变化，新加坡模式在中国人眼中具有特别意义。新加坡的威权治理、李光耀对“亚洲价值”的推崇，都是值得中国思考和探索的理念。新加坡对经济的有效监管、快速增长，政府插手精英管理，同时严格限制民主等，也值得面临同样社会发展课题的中国政府进一步探寻。
“柔性独裁者”的治国精髓
于个人，作为世界级别的伟人，他不是曼德拉那样的道义象征或道德标杆，而更像一位功绩彪炳的实干家。他已将自己的执政逻辑变成了一种独特的现象，使这个城邦国家成为不少亚洲国家梦寐以求的取经圣地和效仿对象。以至于国际上专门为他的执政理念命名――“国家资本主义”。为了让新加坡在大国林立、虎狼成群的国际丛林中寻得生存之地，为了长时间掌握政治权力以确保新加坡发家致富，李光耀成为柔性独裁者和不自觉的威权主义者。李光耀实用主义的所作所为和极端利己主义、予取予求、一切为我所用，是充满正能量的，正是这种执行理念，使得若干原本根本不太可能同时兼容的对立元素在这里发生了奇妙的结合――让英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与列宁主义般的政党在这里和谐共处，让结合儒家和法家思想治国的理念与英国留下的法治传统和公务员制度在这里水乳交融。这种融合也促使他就此打造了属于新加坡独一无二的基因，并以健全的制度催化了一批携带此基因的精英阶层，怀揣他那强势而笃定的治国信念和风格，自觉奔跑，并有信心应付任何困难挑战！ 李光耀留下的管理遗产
最后的告别，才能真正检视李光耀在新加坡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到底有多高。两天的时间里，我去国会大厦瞻仰他，我去社区、选区的灵堂追思他。我在滂沱大雨中，和百万成长在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民众用自发、单纯而坚定的行动，用秩序、善良、感恩的国民集体表现，通过连续数日的辛苦排队致敬，来回报李光耀对新加坡的贡献，也告诉这个世界，我们对李光耀发自内心的尊重。新加坡国民表现出的空前的团结，组织上一如既往的高效、守纪、有秩序，再一次检验了这位伟人留给新加坡的管理遗产。印象更加深刻的是，新加坡“处处可见李光耀”，一周里，所有媒介铺天盖地地进行着历史教育与回顾，对全体国民，特别是年轻人及青少年，上了一堂非常棒的“只有了解历史，才能展望未来”的公共大课。政府可谓用心良苦。
而今天，这个展示在全球面前的新加坡，这个仅仅用一代人时间，就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脆弱走向稳定，从腐败走向廉洁、从落后走向高效，从人情关系社会走向全面法治社会，从缺乏归属感的移民聚散地变成族群和谐共处、身份认同感强烈的一体，从“地图上的一个点”发展成重要的在地区内乃至国际上享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已是李光耀一生最重要功绩的背书。透过背书，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创业家。他为新加坡创造了无数“从零到一，从一到众”的经典案例，建立起这个独立自主的以华人为主导的独立主权国家，用西方的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体系，让新加坡这一国家大厦坚挺地耸立在复杂险恶的国际环境中，与此同时他又采用了东方传统的价值观与中华儒家思想对这个大厦进行了独一无二的内部精装修，使之成为新加坡万千民众的幸福居所。用低税收以及国家组屋的形式解决全民“居者有其屋”的问题，纵观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像新加坡那样，让每一户家庭都拥有一份价值如此宝贵的资产。而始设于1955年的公积金制度，经过多年的演变，成为了政府的强制储蓄计划，无论购房、保险、子女教育费用或者医疗费用，都包含在内。这也让长年被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多少国人艳羡不已。
新加坡国家案例，本身也是管理学上一个不断创新、重组、突破、迭代进化的经典案例。对于李光耀的研究、继承本身也在于对他探索与创造出来的这些宝贵遗产进一步的创新、甚至扬弃，这也是新加坡能够长久发展和繁荣的根本所在。所以学习李光耀，本身也是对其管理体系的改良、改善甚至突破。斯人已逝，整个国家都在缅怀与感恩，但新加坡人民，或许也需要一个全新的新加坡，让年轻一代在更加困难和复杂的局面下，带领新加坡继续前进，也将成为对狮城人民智慧的一个极大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