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走了,走得轻松,不像我的前同事与合著者杨小凯教授,有几年与肺癌的战斗,与最后几个月的巨大痛苦。我认为他会上天堂,不会下地狱
新加坡人民对李光耀的哀悼程度,是我以及多数人(包括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新加坡现任总理)所想象不到的。人们为了能够有几秒钟的时间一瞻李光耀的遗体,对其致敬,愿意在烈阳、大雨或深夜(开放时间增加到每天24小时)排队5小时-10小时以上。包括在其他各地的让人们致敬的地方,总共已经有170万人参与,这还不包括葬礼日在殡车走过的15.4公里的马路两边,在大雨中致敬的人群。
3月27日傍晚,我与夫人坐公车到附近的购物中心时,在车上与我们系的一位从英国来的教授同座,他说要到市区排队向李光耀致敬,这使我感到很惊奇。我对他说:“我应该向你对李光耀先生致敬的诚意与执着致敬!”当晚,排队的时间已经超过10小时,当局决定于晚上11时起,不再让人们加入队伍,到第二天早上才可以加入排队。我虽然没有去参加致敬,但在葬礼日下午4时35分,全国正式默哀一分钟时,我与夫人肃立默哀。
另外,让我感到很意外的是,印度与新西兰都宣布3月29日,李光耀的葬礼日,为全国哀悼日,全国下半旗与取消所有官方庆祝活动。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为一个人口不到两百分之一的小国的前总理的逝世而全国哀悼,可能也是史无前例的。来新加坡出席葬礼的国王与总理级元首,包括来自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尼、以色列、日本、马来西亚、缅甸、韩国、泰国、越南等许多国家。中国、美国与英国则各派副主席、前总统与外交部长出席。
李光耀的功过
对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的逝世,我没有资格与能力盖棺定论,但可以谈一些感想。
对新加坡建国与发展的伟大成绩,李光耀的贡献功不可没。我们这些前南大的左派学生,对南大的关闭难免耿耿于怀,但对李光耀的功过,应该承认至少是“九一开”。李光耀不只是新加坡的伟人,也是世界伟人。
新加坡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原本是一个失业率高而收入低,又有强烈的政治对立与不同种族的国家,加上英军的撤退,情况并不乐观。随后新加坡能够在不经受重大失误与混乱的情况下,在经济、社会、文化与国防等方面发展到今天的高度,兼备良好治安与种族和谐,维持高度行政效率与清廉,新加坡这半个世纪以来的成绩很难被过度夸张。
当然,新加坡的成就,除了李光耀的杰出领导,很多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我现在的教席所纪念的温思敏先生(Albert Winsemius)也值得一提。
李光耀与温思敏
温思敏出生于1910年,来自荷兰,于1961年领导一个联合国团队来新加坡,帮助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李光耀很赏识温思敏的建议,让他成为新加坡的长期顾问。他几乎每年都来新加坡两个星期,一直到1984年。他原来对西班牙政府提建议,但不被采用,而李光耀是温思敏的伯乐。温思敏对新加坡政府提出的许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建议,如保留莱佛士铜像与英文街道名称,使国际投资者安心;他也帮助新加坡获得像Shell与Exxon这样的跨国投资者。他正确地反对保护主义,建议从像生产衣服之类的低端工业开始,后来发展到电子、航运、金融等方面。他也高瞻远瞩地在1970年就提出建立新大学(或学院)的建议。在李光耀的赏识下,温思敏的建议获得实施。
后李光耀时代
如果说功过至少是“九一开”,那么那一成是什么呢?西方评论者可能会认为是不够民主,不够自由,甚至会认为死刑与鞭刑是不文明的。我不反对鞭刑。我主张加大对罚款的运用。很多情形是罚款几千元,同时监禁几个月甚至几年。如果能够大量提高罚款,减少监禁,在达到同样的阻遏水平下,可以大量减少总成本。在罚款不足之下,鞭刑比监禁更加合理;监禁对犯人的家人危害更大。不过,我认为应该对重复或重大犯罪,才需要考虑采用鞭刑。
根据国会议员司徒宇斌的说法,李光耀所坚守的信念或原则包括“以法治国,打造几乎没有贪污的社会,建立唯才是用的体制,以及维护种族与宗教和谐”。新加坡虽已进入后李光耀时代,但我认为在这些重大原则方面,新加坡会继续坚持到超越李显龙执政的时代。
新加坡坚持的另外一个要点,是在政府辅导下的广泛市场经济,包括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上的自由开放、外国劳工与科技经理人员的大量引进等。不过,外劳政策这一两年有些收紧。
然而,人们激烈反对。这一方面是前几年的交通基础设施跟进不够快,造成一些拥挤现象,但这一两年已经有改善。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认为移民抢走本地人工作,使本地人收入降低,造成拥挤与污染等。这些看法,可以用简单经济学与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但多数人,包括许多经济学者,依然深信不疑。关于这类谬误,详见拙作《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
除了提供法治、基础设施、有效与廉洁政府等有利投资环境,新加坡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辅助包括大量兴建高品质的廉价房,成立强制性中央公积金(提供养老),设立淡马锡控股管理政府在海外的投资,用劳资与政府三方参与的国家工资理事会(开始由温思敏所建议)决定薪资的水平等。
新加坡几十年来强调效率与发展,成绩有目共睹。林崇椰教授于三四年前提出平等的重要,当时被许多要员批评。我支持这看法。新加坡发展到今天,不论是在经济或其他社会与文化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比较重视平等、言论自由等。以这两年来的一些政策来看,已经有比较明显的着重平等的措施。希望新加坡在第二个50年,更上一层楼。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第二天早上,香港的英文电台RTHK Radio 3电话采访我,主持人提到有人形容李光耀是香蕉,外黄内白。我说,李光耀受西方影响比受中国影响大,但他把三个孩子送到华文学校读书,在家里与孩子讲华语。根据李显龙的悼词,李光耀去世前一个多月,2月4日半夜或5日凌晨,他“还在跟华文老师上课”。可以使我们这些前南大左派学生及大家深思的是,南大的“自强不息,力求上进”的精神,也是李光耀所重视的,用以教育孩子,以及希望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学习的精神。这大概是李光耀于10多年前想要把南洋理工大学改名为南洋大学,承继南大精神的主要原因。可惜当时改名没有进行,希望不久能够顺利进行,让新南大发扬旧南大的重视华文与中华文化,与“自强不息,力求上进”的精神。
李光耀走了,而且走得轻松,不像我的前同事与合著者杨小凯教授,有几年与肺癌的战斗,与最后几个月的巨大痛苦。我们要记得李光耀的伟大贡献,但不必哀悼。我认为他会上天堂,不会下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