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有一批同情中国学生运动的外籍教师，他们对母亲（龚澎――编者）的成长和影响至深，如众所周知的埃德加・斯诺，1933年至1935年他是新闻系担任客座讲师的外国记者之一。他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则在校内旁听哲学与美学等课程。斯诺对待学生平易近人，他喜欢用启发式教学，不久，很多学生都成了他的朋友。
母亲很快结识了斯诺夫妇，大家经常在一起谈天，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当时国民党军警不能随便进入外国人的住所，因此，斯诺夫妇的家就成了相对的安全岛，进步学生在这里可以看到外面看不到的“禁书”，比如史沫特莱写的《中国红军在前进》等深受欢迎的书籍，还可以听到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以外的声音。
埃德加・斯诺在书中写道：“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那些清新生动的文字和图片立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该书于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很快传遍全世界。1938年在上海由秘密共产党人胡愈之安排译成中文，以“复社”的名义出版，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中译本书名改为《西行漫记》。此后斯诺夫人海伦再次采访延安，撰写了《红色中国内幕》一书，中文版译为《续西行漫记》。
斯诺夫妇向同学们展示了200余张陕北照片，还为他们放映了在延安拍摄的小电影。由于长期以来国民党对红色根据地的封锁，人们很难看到解放区的真实面貌。正如海伦・斯诺所说，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任何其他的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休想在书刊上讲出真话。
解放区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天地呢？在斯诺家的小小银幕上，母亲第一次看到了生气勃勃的延安和兵强马壮的红军，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领袖神采奕奕的形象，她仿佛来到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世界，呼吸到一缕清新的空气。
会后，母亲向斯诺夫妇借阅了《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原稿，并利用业余时间翻译打印了其中的精彩章节，开始在燕大同学中传阅，而后开始在北平的各大中院校传阅。可以说，她是第一个把《红星照耀中国》部分章节翻译成中文并在学生中传播的人。在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刊出的一张照片中，我看到了母亲和大姨，她们和参加学生运动的几位同学站在一起，尽管打着伞，我还是认出了她们年轻的身影。
《红星照耀中国》对帮助当时青年学生了解认识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卓越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起到了任何政治宣传方式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在此前后，很多当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都先后奔赴延安，母亲与斯诺的友谊也持续了一生。
1937年初夏，母亲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在母校圣玛丽亚女中教授地理课，并以此为掩护，在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简称“上海联”）进步学生中开展地下党活动。
在此期间，母亲认识了许多高校学生领袖。此时斯诺夫妇也住在上海，他们与燕大的同学一直保持着联系。
11月11日，上海沦陷。一个月后，南京失守，30万军民惨遭日寇大屠杀。祖国半壁江山已是遍体鳞伤。
深思熟虑后，母亲决定和几个燕大同学一起奔赴延安。她向姥爷告别时，没有说出真正的去向，但老人已猜到了八九分。在上海家中，姥爷已经看过母亲所译《红星照耀中国》的部分章节，他对书中描述的红军领袖十分敬佩。虽然姥爷很希望女儿留在自己的身边，可他凭着自己的判断，认定女儿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老人默默地同意了，他坚定地对母亲说：“如果你认为你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么你就要坚持下去，不要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