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长廊》是英国作家伍尔夫 1907 年献给好友维奥莱特迪金森的珍贵礼物：由紫色墨水打印，紫色皮革包裹，封套印着烫金标题，记录着有关维奥莱特(英文名 Violet，有紫色之义)的故事。霍克斯(Ellen Hawkes)、李(Hermione Lee)和韦斯特曼(Karin E. Westman)等学者均认为：《友谊长廊》在形式、结构和主题方面与伍尔夫 1928 年发表的献给其好友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奥兰多：一部传记》极其相似，反映了伍尔夫对维多利传记和小说传统的双重反思。本文则指出，《友谊长廊》实际是伍尔夫早期的女性人物传记实验，是伍尔夫对女性文学和历史的最初探索。
一、传主的女性意识
《友谊长廊》的传主维奥莱特迪金森是奥克兰勋爵的外孙女，虽然生于富有的贵族家庭，却性格豪放，交友广泛。作为一个虔诚的贵格会信徒，她访问过伦敦医院，对有犯罪记录的精神病妇女十分关心。1899-1900 年，她曾任小城巴斯的市长。柯蒂斯在《伍尔夫的女人》一书中写到，维奥莱特由于家境优裕，她一辈子无需工作，与兄弟奥齐一起住在曼彻斯特广场的一个大房子里，并在韦林附近的伯纳姆伍德自己设计和建造了一所小屋，生活安逸，终生未婚，对老处女生活推崇备至，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保持着完全的独立状态。
维奥莱特比伍尔夫年长 17 岁，却成为伍尔夫的闺蜜。维奥莱特总是满怀幸福的感觉、生硬的常识、愉悦的精神、乐观的态度，而这些正是年轻的伍尔夫最需要和最敬佩的品质。伍尔夫评价维奥莱特道：她 37 岁，一点也不在乎外貌。她很清楚自己的长相，也不避讳让别人了解，甚至特地笑着向人暗示她的头发已花白，做最滑稽的鬼脸。一个停下来观察她的人会认为她是那种聪明的、随遇而安的中年女士，无论到哪里都受人欢迎，却在哪里都可有可无这种观察者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霍克斯认为，维奥莱特在伍尔夫的生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一个替代的母亲、大姐、知己以及阅读和写作的良师益友。她的勇敢、幽默、坚韧、智慧和独立为伍树立了反传统的榜样，被伍尔夫戏称为危险的女人。她曾给予伍尔夫一家很多帮助，对罹患精神疾病的伍尔夫悉心照料，后来还把《卫报》女性副刊主编介绍给伍尔夫，坚持要伍尔夫认考虑做个作家，把私人日记、随笔和记录的碎片变成公开发表的著作。伍尔夫亲昵地称她为我的维奥莱特。
维奥莱特具有一种鲜明的女性意识，她特别强调人生而平等，反对传统等级制度。《友谊长廊》中描述到，维奥莱特去塞西尔家拜访，见到花匠便主动打招呼，还告诉愕然的主人：他是花匠米罗德先生，今年 72 岁，在你们家服务了 30 年，有 2个儿子在你们家暖房工作，他比赫特福德郡的任何人都了解各种玫瑰的习性。
二、叙事者的男性视角
韦斯特曼指出：伍尔夫在描写维奥莱特时，其笔下的叙事者采用了一个男性传记书写者的视角其言辞不仅突出了传记家在传记叙事中的重要性，还突出了传记家通常如何从男性视角来评价人物。换言之，伍尔夫把维奥莱特的传记作者设定为男性，故意借用叙事者的男性视角，让读者注意到传统男性叙事对女性人物形象的扭曲。
《友谊长廊》第一章中，叙事者就对维奥莱特的身高极尽夸张，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她在上流社会不无尴尬的处境：在八岁以前，维奥莱特就长得如花园里最高的蜀葵一般高，但毕竟我们关注的是她的精神成长。的确，她的个头让家人为之警惕，他们认为她在舞会的地位可能会因此遭受严重的影响 于是在维奥莱特参加第一次舞会前，她的教母送了她一条沉甸甸的金十字架，为了使她因此成为 信仰的灯塔，而不是嘲讽的五月柱。叙事者从男性视角出发，揭示出维奥莱特高大的身材不得不让家人担心她在舞会上没有主动相邀的男舞伴，进而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劣势。
三、作者的女权思想
伍尔夫曾经指出：英国的历史是男性家系的历史，而不是女性的。在她看来，传统的历史既不全面也不真实，从不会提及普通妇女的名字。她写道：为什么不应该为历史加上一个补遗呢?给那补遗一个不惹人注目(这是当然的)的名字，让妇女可以不违礼法地出现在其中，这又有何不可?她很早就产生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在《友谊长廊》中一再强调我们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讨论真实的本质，这部传记不是小说，而是严肃的编年史。伍尔夫试图拨开男性话语的迷雾，还原历史的真相，她要记录女性的生活，书写女性的历史，因为女性是使民族血脉得以延续的重要力量，她们为人类社会的繁衍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历史不应该淹没她们的名字。
《友谊长廊》这部传记虽然讲述的是维奥莱特的故事，实际却是伍尔夫的思想和灵魂的映射，因为传记文学最重要的特点在于：通过表现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人，把理想默默地埋在心中。文人要想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只有依附于封建帝王。在这种形势下，文人在帝王面前逐渐失去了主宰自己命运的意识，正如池万兴所说：他们在至刚至阳的封建帝王面前，只能属于阴性，只能委屈自己，丧失人格自尊以顺应现实，服从君主意愿，揣摩君主心理，以博得君主的宠爱。[14](P39)从此，古代文人的宦达便和君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只有依附于帝王，才能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由此逐渐形成了数千年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大多数文人基本上坚持这一原则，因此大致上能做到人品和文品相一致，只有少数文人过度热衷于功名，做出一些为有骨气文人所不齿的事，导致人品和文品相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