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和田汉，是当代两位极有影响的艺术家，一个是著名画家，一个是著名的剧作家兼诗人。徐悲鸿是江苏宜兴人，曾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北平艺专校长，建国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协”主席。田汉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了大量的话剧、歌剧、电影剧本、戏曲剧本、歌词和新旧体诗歌等作品。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后传唱全国，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由于有着共同的志趣和艺术观点，徐悲鸿和田汉彼此情投意合，早在20世纪20年代，两人就相识相知，并结下了一生的深厚友谊。
友谊始于南国社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文艺界聚集着不少进步人士，作家、诗人、画家、雕刻家等纷纷来到这里，从事新文艺活动。田汉对徐悲鸿的作品和艺术造诣非常佩服，特地向上海文艺界人士推介徐悲鸿。
田汉、徐悲鸿、欧阳予倩三位的交谊非常诚挚，又有共同的艺术观点：艺术要扫除陈陈相因、大破因循守旧媚俗的低级趣味，建立革新艺术。所以，在追求这个革新艺术的运动过程中，他们是十分默契、十分亲密的。当时，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与徐悲鸿接洽，聘请徐悲鸿任艺术系教授，固定收入每月法币三百大洋。他表示接受，但提出一个条件，自己家仍住上海，不放弃南国艺术学院的教职，每个月有一半去南京，可以来回奔走，“中大”当即同意了。
由于南国艺术学院在当时是个比较进步的组织，因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监视，特务打手经常去闹事。徐悲鸿上课也常受妻子蒋碧薇的阻止。蒋碧薇曾几次大闹南国艺术学院，使徐悲鸿非常难堪，为了顾全大局，徐悲鸿不得不离开学院，这使田汉非常难过。但他们在南国社结下的深厚的战斗情谊却没有改变。
徐悲鸿义救田汉
1935年初，田汉突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解南京。在狱中，田汉写了一首诗：“平生一掬忧时泪，此日从容作楚囚。安用螺纹留十指，早将鸿爪付千秋。娇儿且喜通书字，剧盗何妨共枕头。且断风云天际恶，手挟铁槛使人愁。”
消息传来，犹如晴天霹雳，徐悲鸿急忙赶到田汉家，田母一见徐悲鸿，立刻痛哭失声，田汉的妻子林维中也哭着向他讲述了这些天来她背着孩子提着饭菜去监狱探望田汉时的情景。徐悲鸿听后悲愤不已，他搀扶着田母坐下，耐心地劝慰她们，含着眼泪向她们表示，一定竭尽全力营救田汉。
为营救田汉，徐悲鸿茶饭难咽，四处奔走，却全无效果。而田汉在狱中病重的消息却不断传来，这使他更加焦灼不安。
最后徐悲鸿不得不去求已当上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老同学张道藩。其实张道藩早已知道这事，中统从上海绑来一个田汉，能不汇报给他这个三民主义同志会的常务干事吗？
张道藩静静地听了徐的介绍，叹口气道：“悲鸿兄，我早就说过，这些事情你不要管。”徐悲鸿打断他的话：“你知道的，田汉的话剧本领可呱呱叫呢！一大帮作品，还出了好几本书，这可是话剧界难得的人才！”经徐悲鸿再三恳求，张道藩不得已，同意“看在老朋友的分上，去说说情，试试看”。
张道藩打听了一下详细情况，中统特务机关汇报，自然只是田汉艺术生活相当活跃而已，而关于田汉本人是否与共产党有关，却半点消息都查不到。
几天后，张道藩又来到徐悲鸿家，对徐悲鸿说：“经过我说情，他们要两个有名望的人作保，才能让他出来治病。”“这个好办。”徐悲鸿转身就联系宗白华，由徐悲鸿、宗白华作保，1935年7月下旬，田汉以患背疽保外就医，终于被保释出狱了。 田汉出狱后，徐悲鸿将田汉全家接到自己的寓所，让田汉安安心心养病。蒋碧薇对此十分恼怒，吵着说：“你保田汉已经冒了很大风险，现在又把他养在家里，管吃管穿，你管得起吗？我真不懂，你这样做到底对我们全家有什么好处？这个家就这样被你毁掉了……”徐悲鸿听后非常生气：“你怎么能说这种话？田汉是我多年的至交，我怎么能见死不救？我过去在上海流浪时，要不是黄震之等人的帮助，哪会有今天？现在我们生活稍好一点，就忘记患难中的朋友。这样做是不道德的。”此后，徐悲鸿与蒋碧微两人渐行渐远，关系不断恶化。
此时电影《风云儿女》已在南京上映，而《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歌声，已为群众耳熟能详。徐悲鸿闻听此曲，十分激动。他赞扬田汉、聂耳所作的这首中华民族的战歌“垂死之病夫，偏有强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里，乃有田汉之呼声，其音猛烈雄壮，闻其节调，当知此人之必不死，其民族之必不亡”。
田汉对徐悲鸿的艺术批评
田汉十分关注徐悲鸿，曾写文章对徐悲鸿及其绘画作品进行评介。在两人的交往中，作为中共党员，同时也是党在文化工作方面的领导者，田汉对徐悲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0年，田汉在《南国月刊》发表文章《我们的自己批判》，毫不客气地将矛头对准了挚友徐悲鸿：“南国艺术学院之产生，除诸同学之努力外，当感谢徐悲鸿先生的援助。先是在上海艺大任内曾一度请悲鸿演说。悲鸿大唱其‘形美论’，颇不重视美术上新的思想倾向。……”“但一种不幸的情况早等着我们了。相约奋斗到底的徐悲鸿先生在我们为着他的‘光荣’奋斗的时候已安排脱离我们的战线了。这因悲鸿先生似乎本没有一种为新兴阶级的艺术而奋斗的心思，他不过同情我个人所谓‘精神’，又多少为敏而好学的青年所动，所以他参加的动机是感情多于理智的。一旦他的感情变化，他自然得脱离我们的战线了。”
田汉在文章中给徐悲鸿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说：“悲鸿若幸而生在文艺复兴末期的欧洲，他必然象Rubens们一样成为王侯贵族底忠实的画家。他不幸而生在资本主义发达的现代，所以他虽然‘反对欧美三十年来所发明的一切取巧致利之学术’，却无意识地成了资产阶级的画家，至少把他求真求同底意志软化了，失了他认清现实的能力，因之他虽然有火一般热的正义感，却不敢为痛苦民众而发。”“悲鸿虽然同时标榜着Realism（写实主义），而他自己实在也还是一种Idealist（理想主义者），他陶醉在一种资产阶级底甜美的幻影中。在他的画中，很难看出确实在受难中的中国人，有之只是他的理想或幻想的产物。但在这强烈的不安的社会，他的思想能绝无动摇吗？在他的大画《田横》中，小画《秦琼卖马》、《风尘三侠》中，你可以感着一种“忧郁”（melancholy），尽管这种“忧郁”是小资产阶级性的，但正在壮年的他，不能不说他的艺术中含有转变之机了。”“因此以他那样一个由惨苦的生活中熬炼出来的人，却不做无产阶级的画家，而不知不觉的、非本意的成了资产阶级的画家。”
1934年，田汉又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评论徐悲鸿以“马”为主题的绘画作品。田汉在文章中说：“在一九二七年前后，我曾亲见悲鸿先生画过许多马。……悲鸿的马却写的是他那一种小布尔乔的贵族主义。”他批评徐悲鸿所画的“马”脱离现实，脱离抗战的实际。“悲鸿先生归国来所能做的事，也还是画他的马，但不能仍是那种企图超越现实的‘行空的天马’，他应该画那惨毒的羁勒与驱策下发出反抗的嘶鸣的怒马，他应该画那在白山黑水间，在长城下，与那些使敌军为之起敬的抗日男士一道冲锋陷阵，以及在飞机炸弹下浴血疆场还自挣扎的战马！”
田汉当时是“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和中共在文化工作方面的领导者，他对党外人士徐悲鸿提出如此过高的要求是不恰当的，他毫不留情面地对徐悲鸿加以指责。奇怪的是，我们没看到徐悲鸿的反驳，而徐悲鸿与田汉的兄弟之情，也并没因此而受到影响，他俩的战斗友谊并没有由此而中止。
徐悲鸿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令田汉十分钦佩，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41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立中央大学的进步师生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纷纷口诛笔伐。在中大艺术系任教的徐悲鸿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回到他在盘溪筹办的中国美术学院后，满怀悲愤画了一幅《怒猫图》，图中一只小老虎似的雄猫立于巨石上，竖起两耳，怒睁着一双像电灯泡一样闪闪发光的圆眼睛，猫须挺直如利锥，咬牙切齿，微张巨口，面向纸外作捕鼠状。图上没有题词，只写上了寓意深刻的“壬午大寒”4个小字，并盖上了悲鸿名章。不久田汉来访，悲鸿将此画给他看，田汉赞不绝口，当即吟诗一首，用遒劲的书法写在画幅的右上角。诗云：“已是随身破布袍，那堪唧唧啃连宵，共嗟鼠辈骄横甚，难怪悲鸿写怒猫。”诗中对徐悲鸿爱憎分明的正义感给予褒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