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过来人”可能很难想像，在20世纪50年代曾兴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消灭麻雀全民运动;而“过来人”对这个“运动”的详情大多也不甚了了，更不知道其中一些人物的命运。麻雀遭劫，最终导致人的劫难。
但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并未起作用，消灭麻雀依然成为“国策”。1957年1月18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题为 《麻雀显然是害鸟》的文章，他断定“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他写道：“社会已经改变了，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然会残留着。过去时代不少人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顺民，不敢有改造自然的想头，当然也不敢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主人。”他还说，“还有叫做均衡论的见解，也妨碍人们改造自然的决心”，“均衡论只强调了静止的一面，忽略了生物的历史是一个过程”，“均衡论叫人害怕自然界如失掉均衡会闹出乱子”。刚刚经历过严酷的“思想改造”的科学家们，当然明白“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均衡论”的大帽子意味着什么，而且，《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明确指出发表这篇文章是针对朱洗等人的观点的。
1958年3月至5月，毛泽东在几次中央工作会议及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麻雀。在“大跃进”中，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也在全国进入高潮。从3月起，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由地方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的“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各地都在“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发动了灭雀大战役，各地报纸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有时甚至是整版的宣传报道，许多报纸还发了消灭麻雀的社论。这些报道的标题几乎全是“军事性”的：“调兵遣将、准备武器、摩拳擦掌：灭雀大军待命总攻”、“全市金鼓齐鸣杀声震天迫使麻雀纷纷落地”、“灭雀大军战果辉煌”、“准备武器、出动侦骑：三军誓灭小东西大敌人”、“阵地密如网、岗哨密如林、小麻雀命在旦夕”……
全国各地都大同小异，相当多的地方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济南市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发布的“总攻击动员令”“特向全市人民发布战斗命令”：“各区指挥部暨全体指战员，必须整装待命，服从指挥，准时进入阵地，展开战斗。”“这次围歼麻雀的战役，是决定我市今年能否彻底歼灭的关键，为此要求我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我全市人民，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猛打猛冲，不获全胜，决不收兵！”（1958年5月9日《济南日报》）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文热情讴歌。不过，“惩罚”自然之后，必然要受自然的“报复”。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树上的树叶几乎全被害虫吃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更强烈地要求为麻雀“平反”。
然而，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再次提到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面对庐山会议后强大的“反右倾”浪潮，朱洗、郑作新、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仍无所畏惧，继续为麻雀鸣冤翻案。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理论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研究员十分天真地说，为麻雀翻案，比为曹操翻案重要得多。他不知道，此时史学界、文学界正闹得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深意。
面对他们的悲剧，不能不使人想到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想到在这之后的人的悲剧命运……其中值得反省之处很多很多――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明显违反科学的决策？为麻雀“平反”与政治基本无涉，但其道路为何仍如此曲折？这反映出决策、纠错机制的什么问题？这些科学家在“文革”中为何会受到如此迫害？是何种教育、思想灌输使那些原来的“普通人”能做出对死者鞭尸扬灰这种令人发指之事却还自以为非常“正义”？他们的悲剧，更使人想到，那些在艰苦条件下创造辉煌业绩、建立伟大功勋的科学家现在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荣誉和崇敬，而那些不顾个人安危防止灾难产生或扩大的科学家，其实也应得到同样的荣誉和崇敬，也应被后世永远纪念。当然，他们当年“犯颜直谏”并未想过个人名利，但历史不应将他们遗忘。更重要的是，那种为真理不畏强权的嶙峋风骨，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基柱，成为我们民族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