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按照理性主义的观点，由于正义愿望与历史阻力之间的永恒冲突，正义蕴含着悲剧精神。首先，在发生论上，悲剧滥觞于古希腊，而古希腊悲剧常产生在人的命运与正义的关系问题上，具体表现常演化为哲学家对正义问题的思辨及论争，文学家以悲剧形式对正义价值进行追问，两者殊途同归；其次，在形式论上，人类对正义的追求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并在这种非理性的超越中实现人的卓越性，这种非理性的特性在形式上表现为悲剧式的酒神精神的狂热和迷醉；最后，在效果论上，悲剧是对正义的理性反思，它旨在培养人的正义理念，构建正义与悲剧同构同属的理性基础。在人类本体论的视域中探究悲剧精神的正义论，能给予我们生存论上的启示。
[关键词] 悲剧精神； 正义； 理性； 非理性； 超越
Abstract： The persistent prosperity of tragedy as a literary form could be partly attributed to the fact that the spirit of tragedy has a positive meaning in terms of human survival philosophy. The tragic spirit does not point to pessimism， instead to transcending the will and helping one to surmount the limit and achieve the infinite on the aesthetic level. One effective way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is exploring the tragic spir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stice theory. Firstly， in terms of the occurrence of tragedy， the writers recognize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of the pluralism of justice and debate between justices， and they demonstrate these in the form of tragedy； secondly， in terms of the form of tragedy， ir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ere embodied in the pursuit of justice and selfsurmount and were manifested in the form of tragic Bacchus； and finally， in terms of the aesthetic effect， tragedy is the conscious reflection of justice， which aims at constructing the universal standards of justice and an impartial social order. Human being is actually a contradictory existence between rationality and emotionality， and life is the eternal battlefield of Apollo and Dionysus. The tragic spirit entailed in the justice theory reflects this complexity， and it admonishes us to be dialectical and comprehensive when thinking about the tragic issues related to justice.
The first innovation of this article is its novel perspective. In the past， the tragedy spirit was mostly discussed from the view of humanism. This article， however， starts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 tragedy spirit and human justice and thus enables a natural but logical discussion. This provides both an excellent academic vision and a new methodology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gedy and justice. The second innovation lies in the level of axiology.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western tragedy production and rational reflection and proposes， in the horizon of human ontology， that tragedy spirit and its embodied enterprising forces have been driving the evolution of justice. The tragic spirit is a type of transcendent thinking， by which the finite human life could achieve infinity by means of noble virtues. The existential inspiration we could derive therefrom is that one could die， but he could never be defeated. The third innovation is the structure. The justice theory of the tragedy spirit is addressed from three respects， namely the occurrence theory， the form theory and the effect theory， corresponding respectively to its origin， procedure and result. This article mainly uses the methodology of documentary research， supplemented by the methodologies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history and cultural research， systematic research， etc. It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n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us of tragedy and justice and demonstrates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hip. Of course， the tragedy and justice issue itself involves literature， history，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other academic fields， and its inherent speculative relationship is complicated. Owning to the authors constraints of knowledge and capacity， this article dose not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spects of art and philosophy in tragic spirit. This needs to be addressed by further studies.
Key words： tragic spirit； justice； rationality； irrationality； surmount
正义作为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之一，根植于人类共同体的生命意识深处。每个时代的根基生成具体、不同的正义准则，并使人类陷入永恒的思辨式的批判和建构过程。在解读正义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正义蕴含着浓厚的悲剧性元素。正义作为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德性维持着理想社会的秩序，这种被秩序所要求的德性被视为一种社会角色，它却通常抹杀作为自然本体的真实的人的德性，有时这两种德性以及德性背后的正义观甚至互相冲突，也就是说，在群体与个体的正义观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当社会秩序所设想的正义愿望作为历史阻力出现并与人的正义实践发生冲突时，悲剧就诞生了。这种冲突是历史的常态，正义的悲剧精神因而长盛不衰。
一、 发生论： 文学家以悲剧的形式对多元化正义准则的安放
因此，古希腊悲剧带有强烈的宿命论调，人的命运是早已注定的，命运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地主导着人的一切，而且不存在任何侥幸，并因此而使得古希腊悲剧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神作为一种不可抗的权威，被当作命运的化身，神的意志被视为命运，命运即神的正义。正如安提戈涅选择了天神制定的不成文律条，坚守自然法，为心目中的永恒正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出自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456―457行，原文为：“天神制定的不成文律条永恒不变，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其中“天神制定的不成文律条”指自然法，被安提戈涅视为永恒正义。。遵守宇宙秩序的正义准则即为永恒正义，悲剧中的各种正义力量秉持自我的立场，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伤害。它们虽然无可厚非，但在悲剧性的毁灭中证实了自身的缺陷，并间接证实了永恒正义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古希腊宿命论悲剧展现了不同正义观之间的争辩，具体表现为命运（神的正义）与人的正义间的抗争，或者是不同人的正义间的斗争。这些争辩背后隐含着永恒的正义，这种永恒正义是古希腊人假定的宇宙秩序，是在个别力量的冲突中重新确认的普遍和谐。不像近代悲剧那样强调人物性格对悲剧形成的决定性意义，古希腊悲剧着重于表现命运对人的支配，即神的正义对人的正义的压倒性胜利。人具有自己的正义观，并常常与神谕相悖，悲剧是正义双方的碰撞。彼时，古希腊鲜明的道德评价体系并未建立，所以神的正义和人的正义都是不带有价值评价的正义双方，神谕虽然天定，但人的正义和反抗同样是合理性的存在，只是因为双方切身利益的不同而形成相异的正义观念。所以古希腊悲剧存在的前提是，否认功利主义者秉持的正义的选择以普遍福利最大化为准则，而认为不能忽视任何一种正义的合理表达，以悲剧文本作为载体要兼顾各方，具体细致地描述各方，不忽视各种人的悲苦，神的正义固然可贵，人的正义也是不能忽视的。在哲学源头上承认正义的多元化，在文学表现上赋予各种正义论以话语权，这是古希腊民主思想的初步体现。
二、 形式论： 正义路上的悲剧式迷醉
正义是古希腊的四主德之一，并且柏拉图认为正义是维护其他德性的关键因素。“它（正义）就是那个能够使节制、勇敢、智慧在这个城邦产生，并在它们产生之后一直保护着它们的那个品质。”[2]32正义维系着家庭和城邦的关系，是高于自我意志的权威，是文明社会构建的一种习俗正义，由此得到遵守的就是正义，反之就是过失以及由过失造成的悲剧。基于类似的政治伦理观念，苏格拉底把法律与正义画上了等号，他认为守法是到达正义的途径，所以在针对自己的审判中，也就是著名的苏格拉底审判中，他放弃了逃亡，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对正义的理解。在被雅典法庭以引进新神和腐蚀青年思想的罪名判处死刑后，他曾获得逃亡的机会，但苏格拉底选择了死亡，因为他认为他的逃亡只会进一步破坏雅典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代表的正义。
我们在通往正义的路上发现了两种悲剧式的迷醉：
其一，为正义而献身的悲剧行为。举例来说，苏格拉底用悲剧式的行为放弃了个体宝贵的生命，用肉身的毁灭完成精神上与宇宙本体合为一体的神秘陶醉，最充分地体现了悲剧的灵魂即酒神精神，它所表现的是强大生命力与痛苦和灾难抗衡的激情。尼采认为日神和酒神的斗争构成了整个希腊艺术发展的基础，也是悲剧诞生的基础。日神止步于事物的外观，而放弃对人生悲剧目的的深层次追问，满足于美的外观的幻象之中；酒神撕破外观的幻象，追究事物本体，直面人生之痛苦。悲剧由酒神诞生，是酒神精神的全面胜利，它放弃日神统治的现实世界而试图进入本体界，放弃理性而放任原始意志的勃发。在苏格拉底式的献身中，人类为了追究正义的本体论意义，甘愿直面死亡之痛苦，肉身的毁灭成为酒神精神统治下的生命意志的狂欢仪式。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悲剧最主要的特征是对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悲剧是严肃的，即主人公的行动是可怕的和可怜的[8]6364。也就是说，悲剧自始至终都要由一系列的行动贯穿。通过苏格拉底的献身这一行动，我们很清楚地发现悲剧精神的正义论符合以下两点：首先，对悲剧主人公来说，正义追求是一种贯穿其精神意志的信仰，他的行为围绕着这种信仰而进行；其次，悲剧主人公的正义追求具有一种道德高度，至少是一种值得钦佩的事业，它具有严肃性。因为悲剧通常表现的是人为正义事业的献身，所以“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悲剧则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8]38。悲剧人物的性格必须含有某些正面因素，否则有悖于悲剧的审美目的，它是以美的毁灭达到对美的肯定。所以，悲剧的本质不是悲惨恐怖，而是通过悲剧主人公人格的深化和升华传递一种崇高感，从而在审美效果上给人以崇高美。正如古希腊悲剧的表现主题不在于悲剧性的故事本身，不是死亡与毁灭，而在于人面对悲剧性灾难时体现的崇高的英雄主义思想和高贵的人性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希腊悲剧的精髓是命运威压下的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反抗。后古希腊时代的悲剧理论承袭了古希腊的内涵，悲剧指的是主体在受到外在压迫（包括死亡、命运、苦难、压力等）时的抗争，悲剧精神指的是抗争中迸发的生命的超越意志。在悲剧中，主体通常有贯彻始终的正义信仰，尽管他们的正义信仰千变万化，具有个体性特征，但他们为此投入的情感意志、理想激情却散发着同样的生命热量。 其二，另一种与正义相关的悲剧式迷醉指的是人类在正义向往中的超越精神，其内涵等同于本文指涉的悲剧精神，以及由超越精神生成的人类对正义的永恒追问。真正的强者必然会识破文明社会中由世俗力量基于世俗目的而编织的习俗正义的压抑，解放自己。世俗正义通常打着普世正义的旗号来赋予自身合法性，从而增加世俗正义的权威，强者在反抗世俗正义的过程中被世俗定义为普世正义的反面，被定性为行为过失，这是一种高明的欺骗。强者在对自己主张的正义观的追求中遭遇了世俗正义的威压，但也正是在这种威压之下迸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彰显了人的尊严和高贵秉性，这与悲剧的精髓――超越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超越思维，或者说是正义的悲剧精神，人类的正义追求才永远在路上。
纵观西方正义史的脉络，我们在历史实践中佐证了悲剧精神对于人类个体性和整体性完善的重要性，在这个层面上，悲剧精神是一种美好的德性，是人类的天赋和特别之处。正是因为悲剧精神的渗透，人类对正义的探讨才不断深入，正义才被赋予真理式的永恒光芒，才始终驻足在被眺望的无法到达的彼岸上。
三、 效果论： 悲剧是人类对正义的理性反思
目的论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目的，外在目的称为目标，内在目的称为价值。从悲剧的目的和效果来看，悲剧是人类对正义的理性反思，类似黑格尔的见解，悲剧是为了显示“绝对真理”的胜利，建立至善的理性世界黑格尔认为，悲剧由两种力量冲突而产生，冲突的双方各自具有片面性，走向失败是一种理性决定的必然，这种必然宣告永恒正义的胜利。永恒正义是一种绝对真理，为宇宙之源、万物之本。。
当然，不同于礼俗、教育、舆论等伦理教化的手段，悲剧作为文学的一种类型，从非功利角度来看，首先必须具备审美特质，有愉悦的作用，所以，悲剧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从悲剧美在人类学中的作用来说，人们在具有娱乐性的文学欣赏过程中，以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情感得到陶冶。悲剧是人的死亡游戏，它起源于古希腊的酒神赞美歌，在仪式中，歌队讲述有关酒神的故事，人在想象正义力量被毁灭的可怕结果后由人推己，不禁产生一种恐惧，从而告诫自身，避免自身陷入类似的悲剧境地。它通过人的想象到达人的心灵的崇高之境，人们不必亲自承受正义毁灭的风险，不涉及自身利害，却在悲剧中反思了正义理念，从而培养了更为充分的伦理见识，这也是悲剧具有审美特质的原因之一。 从正义的接受效果来看，悲剧是正义力量的失败，喜剧是正义力量的胜利。正义力量失败，读者在情感上不愿意接受，因为这种结果违背了接受者的正义共识，我们称它为悲剧；反之，正义力量胜利了，接受者乐于看到这种结果，我们称它为喜剧。可见，悲剧与喜剧这两种文学类型的名称本身就包含了正义的评价。有别于悲剧与正义的关系，喜剧与正义的关系是：喜剧间接勾勒出一个正面人物的形象，这个高尚正直的人物就是“笑”果戈理评论其《钦差大人》时说：“奇怪的是：可惜竟没有一个人发现我剧中有一个正面人物。是的，这是剧中一个正直高尚的人物，它无往而不在。这个正直的高尚的人物就是笑……”（[俄]尼・果戈理《剧场门口》，郭家申译，《春风文艺丛刊》1979年第3期，第18页）文学接受者“笑”钦差大人滑稽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对这种行为的否定，反观其自身，接受者的形象是正面的。。读者通过“笑”实现对非正义的否定，双重否定就是对正义的肯定。“悲剧中也有笑，但是以古希腊为例，得到公认的是，希腊悲剧，尤其是在三大悲剧作家的作品里，笑里并没有什么有趣的因素，相反，充满了阴险和黑暗的内涵，比如嘲笑、冷笑、讽刺等。”[15]345总之，悲剧和喜剧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但正义都是它们的核心价值取向，悲剧是正义无法实现的痛苦，它以正义的毁灭表达对正义逝去的哀思；喜剧是正义实现的欢欣，它用笑的力量宣告正义的在场。
悲剧的审美意义也和正义的实现有关。悲剧通常讲述正义错位的故事，有助于人类通过悲剧更好地认识正义，从而矫正正义的错位。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三要素理论里，性格排在了情节之后。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认为，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是命运，性格只是原因之一，悲剧是一种宿命，悲剧主人公的过失只是次要原因。悲剧行为的主人公虽然是高尚的、比一般人好的人，但是他有性格缺陷而看不清形势，错误行事，最终逃不开命运的捉弄而遭到不幸。同时，悲剧主人公不认可、不服从早已注定的命运，产生命运和人的冲突，迸发出人的超越性冲动，而使悲剧具有生存论上的悲壮、美好的价值，这也是悲剧长盛不衰的奥妙所在。所以，真正的悲剧美在于对不幸的从容面对而非逃避，真正的悲剧享受在于对痛苦的承受而非消解，真正的悲剧意识不是消极认同，而是积极正视与承受，它使人精神超越，从而获得更高的自由、更大的快乐。
四、 结语
按照理性主义进路，正义的选择以普遍福利的最大化为标准，但是世界蕴含着一种理性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比如命运、无常等非理性因素，悲剧基于这样的现实，放弃了理性主义的正义选择，充分尊重了最大化之外的正义诉求。尽管在悲剧中，最大化之外的正义诉求是以一种被最大化否定的方式出现，但我们仍然可以说，这是恰到好处的理性，而不是盲目的理性主义。悲剧是理性在非正义领域进行的对正义的深刻思考，这个角度上，悲剧是一种正义的错位。西方人借助悲剧探讨正义，悲剧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不仅深化了人类对正义的认识，更在历史演变中见证了西方人的理性精神及自省。悲剧精神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精髓，奠定了人类繁荣发展的理论基础，以悲剧的形式对正义的反思正面显示了人类的理性精神。
同时，在正义的流变史中，我们也发现了悲剧精神及其呈现的强烈的进取力量，这说明悲剧由理性精神和非理性精神共同促成。人类对正义的追求带有一种非理性的特征，执着如飞蛾扑火、推石上山。“我们不妨这样论述希腊的舞台形象，真实的酒神以各种姿态出现，化装成一个似乎身陷于个人意志的网罗中的战斗英雄。”[14]183悲剧产生于日神与酒神的碰撞，人的理性生命和感性生命处于永恒的互相对立又互相胶合的暧昧状态，从而导致一种悲剧性命运，但诚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揭示的，是酒神的胜利带来了悲剧的诞生。人虽然逃不出纠缠不清的悲剧性命运，但仍然交出了自己的圆满答案，即试图用悲剧性精神突破悲剧性命运，勇敢接受命运的挑战，用无畏的感性生命召唤出卓越和崇高的人类德性。人类以非凡的超越思维突破了上帝之网，从而带来生存论上的胜利，这正是悲剧精神的正义论给予我们的生存论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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