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历1783年，亦即清乾隆四十八年，本是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年份，因为这一年并未发生惊天动地、足以影响后世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但在乾隆诗坛上，这一年暮春的四月二十五日，则是一个令人欷[慨叹的时刻。这一天，乾隆年间天才旷逸、极富盛名的诗人黄仲则在贫病交加，历尽了一生坎坷后，最终在奔波途中客死他乡，年仅三十五岁，这颗清代诗坛上最璀璨的星辰就此彻底陨落。他的好友洪亮吉在奔丧途中给时任陕西巡抚毕沅的信《出关与毕侍郎笺》中，描述了仲则临终之前的惨况，曰：“日在西隅，始展黄君仲则殡于运城西寺，见其遗棺七尺，枕书满箧，抚其吟案，则阿之遗笺尚存;披其帷，则城东之小史既去。盖相如病肺，经月而难痊;昌谷呕心，临终而始悔者也。犹复丹铅狼藉，几案纷披，手不能书，画之以指。此则杜鹃欲化，犹振哀音，鸷鸟将亡，冀留劲羽，遗弃一世之务，留连身后之名者也。”其凄凉悲苦，读之令人为之泣下。
黄仲则悲苦的一生，诚如其好友吴阶《哭黄仲则》诗二首其一所云：“一代风流绝世词，寒灰历劫仅如斯。万千著作行行血，三十遭逢处处疵。永夜龙眠珠吐后，当春蚕死茧缫时。有才毕竟青衫老，终古诗人得似谁。”纵观古今，像黄仲则那样才高八斗的诗人当是凤毛麟角，他九岁就能吟出“江头一夜雨，楼上五更寒”的佳句，十六岁在府试三千人中名列第一，二十四岁时采石吟诗语惊四座，洛阳一时纸贵。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终生不遇，八次应乡试均报罢，“如此清才真旷世，谁知一第比登天”;也没有谁像他那样孤露凄凉，至亲骨肉相继辞世：四岁丧父，七岁时随祖父到常州居住，家徒四壁;十二岁时，祖父去世;十三岁时，祖母去世;十六岁时，唯一的手足――他的异母兄长又离他而去。他的穷困寒素更是无以复加，且看他诗中对此的反复吟诵：
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都门秋思》）
多君怜我坐诗穷，幞被萧条囊橐空（《仇丽亭》其四）
青山笑客不归去，为报饥寒驱又来（《仇丽亭》其一）
畏寒偏欲冲寒来，我辈谋生不如雁（《东阿道中逢王剑潭》）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怀抱高才却蹭蹬偃蹇，终身沦落，旅食他乡，寄人篱下，终至客死异乡，落得个令人浩叹、不胜欷[的了局？社会之黑暗、世风之浇薄、士风之卑弱、科举制之腐朽，都是个中原因，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恐怕还是他狂狷孤傲的个性。
黄仲则的这种个性是与生俱来、由来已久的。洪亮吉《候选县丞附监生黄君行状》云：“君美风仪，立俦人中，望之若鹤，慕与交者争趋就君，君或上视不顾，于是见者以为伟器，或以为狂生，弗测也。”这是他十六岁时参加童子试时的情形，也是他在社会大舞台上的第一次正式亮相。他因为诗做得好，人也长的潇洒漂亮，所以成为大家倾慕的对象，都希望能与之结交。这实在是人之常情，如同今日风行全球的演艺明星、文体大腕，哪一个不是粉丝如云、从者如蚁？时代虽然各异，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追星之风，古今一理。但黄仲则的表现着实令人沮丧，“上视不顾”，冷若冰霜，傲气十足，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其态度之倨傲，几乎达到了目空一切的地步。
据其孙黄志述《黄仲则年谱》所引仲则族弟黄怀孝撰《节孝屠孺人传》载，“先兄以才名闻海内，人皆为孺人贺，而孺人独忧之，戒先兄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才而狂，是益之疾也。’先兄谨受命，而抑塞磊落之气终不能掩。”仲则之母屠氏，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女性，仲则四岁时丧父，屠氏含辛茹苦，不仅抚养其身，而更重教导其心。作为母亲，她更全面了解仲则的性格秉性。黄仲则少有异禀，九岁既有佳句流传于世，稍长后更是以才名闻海内，因此人人都向她表示祝贺。但她不以为喜，反以为忧，因为她深知仲则之秉性，“才而狂，是益之疾也”。
邵齐焘先生是仲则的恩师，对他也相知甚深，多次规劝他要养心养气，豁达开朗，因此二人彼此相得，情同父子。邵先生去世后，仲则十分悲痛，因为像邵先生这样真正理解他、真心关心他的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为排遣因为邵先生去世而郁积的苦闷，他决意游历，来到了邵先生的生前好友、时任湖南按察使的王太岳处。左辅《黄县丞景仁状》云：“时湖南布政使定兴王公太岳，郑（虎文）同年友也，遂游焉……王故名士，负其才，及见心折，每有所作，必持质黄秀才定可否。然狂傲少谐，独与诗人曹以南交，馀不通一语。”因为邵先生的余荫，再加上他确实有才，王太岳给予了黄仲则应有的礼遇和尊重。但是，我们仍不无遗憾地看到，黄仲则的表现的确颇成问题，“狂傲少谐”，除了与诗人曹以南结交之外，其他的人连一句话都懒得说，骨子里是不大瞧得起别人的。
他的好友之一吴蔚光在《素修堂集》之《黄仲则诗序》中也记载了关于黄仲则的几则轶事，有云：“汪子剑潭曰：‘仲则为人长身疏眉而秀目，性清异绝俗，然其举止往往类童稚。曩从朱笥河先生安徽使院，与仲则语，一日中记其自相矛盾者什九。至酒酣谈辨间发，人士满座，而仲则忽僵立如槁木。乃或偃仰身世，欲相对泣下，而仲则持一竿，跳掷下阶，效横刀舞鞘，呕咦颠倒自乐，人笑之。’余观仲则良然。”这段话有几点值得注意。他的长相外貌、风神气质毋庸多言，但举止“往往类童稚”，则是一种幼稚的、很不成熟的表现。其次是他的言语，一天当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十之八九，就实在让人诧异。看来，诗人只能是诗国的君王，而绝非现实的宠儿。在现实中，诗人几近于白痴。特别是在诗酒高会、议论勃发的筵宴上，本来是把酒言欢，开怀畅饮，尽情吐露心扉的绝佳时机，但诗人却神经质般地突然“僵立如槁木”，实在是大煞风景。尤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近乎儿戏的举止，旁若无人，自我陶醉，意识不到自己行为的荒诞和不得体。如此种种，偶一为之尚可，时间久了，怎么能使人接受和容纳呢？朱克敬的《儒林琐记》也说黄仲则“狷狭寡谐，与人交，虽暂合，终致乖忤。独与洪亮吉善”。据洪亮吉《黄君行状》所云：“居半岁，与同事者议不合，径出使院，质衣买轻舟，访秀水郑先生虎文于徽州，越日追之，已不及矣，其标格如此。”这则轶事是在黄仲则与洪亮吉同在安徽学政朱筠幕中发生的。本来朱先生对他和洪亮吉都是十分青睐的，以猿鹤目之，但莫名其妙的是，黄仲则因为“与同事者议不合”，不久就质衣买舟、不辞而别，另谋他就，直接炒了幕主的鱿鱼，可谓牛气冲天！ 洪亮吉《玉尘集》卷上还记载了另一则关于黄仲则的轶事：“（黄仲则）尝与余游市中，一富人从肩舆出，牵衣道故，黄努目曰：‘汝辈亦知人间有黄景仁乎？’即拂衣去。其标致如此。”诗人素有诗名，或许经常受到倾慕者的崇敬与膜拜也未可知，时间久了也就形成了习惯，所到之处如果无人喝彩就觉得不能接受。按照当时资讯传播的水平，不要说一介布衣如黄仲则者，即使是贵为九五之尊的皇上，也不可能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穷乡僻壤，山疆海隅，“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可谓屡见不鲜。然而面对无人赏识的情形，黄仲则就觉得受了冷落，受到了羞辱。所以，依他敏感自尊的个性，就势必还以辞色，以致拂衣而去。
有的时候，这种狂狷的个性还导致他沉浸在虚幻、浪漫、理想的诗国中，而无视现实世界中某种通行的习俗或规则，因而鹤立鸡群，与众不同，使人觉得此人不可理喻，无法按照常人常理来与之交往。王昶在《黄子景仁墓志铭》中云：“乾隆戊戌，黄子仲则来受业门下，读其诗，固己奇之。及久为之处，落落然，招之不来，麾之不去，因以益奇其人。”不论黄仲则如何天才特出，声名卓著，以世俗而论，他就是一介白衣秀士，既无身份，又无地位。而黄仲则竟能在京中出入周旋于这些缙绅之门，并且常为座上客，把酒论诗，相谈甚欢。“招之不来”，是摆谱拿架子，颇有明星耍大腕的风范;而“麾之不去”，则显得不识相，不知趣，不知进退，最后可能就是不受欢迎。这个众人眼里的狂生，在诗歌中也豪不掩饰自己的狂态：“臣本高阳旧酒徒，未曾酣醉起乌乌。称生谩骂奚生傲，此辈于今未可无。”无异于昭告天下的自我宣言，斩钉截铁，毫不含糊。这种狂狷情感的抒发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感慨，在《两当轩集》中处处可见，如“白日长吁静夜歌，飞扬慷慨欲如何？”;“宝i仅存心愈壮，明珠虽去海尤宽”;“颠狂落拓休相笑，各任天机遣世情”;“吴下酒徒犹骂座，秦川公子尚登楼”;“一身未遇庸非福，半世能狂亦可哀”。躁动不安、狂傲慷慨、愤世不平的情绪，弥漫在他的诗句中。
但另一方面，黄仲则似乎也很敏感于同势要贵人的交接，虽然这有可能是改变他窘迫地位的一种捷径。王昶《春融堂集》卷五十八《黄子景仁墓志铭》载，仲则入都后，“都中士大夫如翁学士方纲、纪学士昀、温舍人汝适、潘舍人有为、李主事威、冯庶常敏昌，皆奇仲则，仲则亦愿与定交，比贵人招之，拒不往也，余因以益奇仲则。”恐怕在黄仲则看来，所谓的贵人，不懂风雅，不能与之谈诗论文，与自己并无共同语言。他之所以拒绝与之往来，或许是因为觉得自己一向穷困潦倒，受不了那些富贵人物对自己的逼视，和那种居高临下的怜悯。从某种意义上说，恐怕这也是一种自卑吧。
黄仲则的这种狂狷孤傲、与世少谐的个性气质，与他家乡常州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据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六十载：“（常州府）风俗秀而多文，愿而循理，君子尚义，庸庶厚庞。”“承泰伯之高踪，由季子之遗烈，居英贤之旧地，杂吴夏之语音。人性佶直，黎庶淳让，敏于习文。”顾炎武评介“毗陵六逸”之一杨宗发曰“行身甚猖，文笔甚狂”，这其实也是许多毗陵士人的共同特点，他们不拘小节，耿介、直爽、狂狷、负气。邵长衡在《毗陵县志小序・人物志序》中也曾十分自得地说：“毗陵为泰伯端委之墟，而季札型之以礼让，风气渐开矣。又历千有余年，至宋而人才之生号称极盛，而明足≈。后先炳R史册者，上之扶名教而植纲常，次亦狷介自守，不苟附和。立朝则犯颜敢谏，励矫亢之节，不幸遭离变故则伏节捐躯，摩顶不悔。下至闾巷匹夫，皆知义之足荣，而生之可轻也。明高攀龙有言，天下有事，则毗陵人必有……虽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乡哲之流风遗烈，更千百世犹有感慕而兴起者。”
乾隆年间和|当国时，许多常州士人被称为“戆翰林”。刘禺生撰《世载堂杂忆》有云：“当时走和|相之门，壮年出任封疆者，以毕秋帆沅、阮伯元为最得意……孙、洪、阮、毕并重一时，但气节独归孙、洪，官爵皆归阮、毕。尚气节者，固甘为戆物也。”
“甘为戆物”，在这样的文化基因、文化风习的遗传和熏染下，黄仲则的狂狷气质也就不难理解。作为个人品质而言，直率、倔强并非缺点。只要有足够的资本和适当的限度，狂狷孤傲、与世少谐，也未必一定会让人觉得难以接受。其间的分寸如何拿捏，颇费思量，搞不好就会适得其反。可以肯定的说，黄仲则绝对不善此道，否则他就不是黄仲则了。
涉世的最初阶段，黄仲则对自己的人生并没有明确的规划和目标，只是在随波逐流而已。按照一般读书人的套路，无非是读书、应考、中举、做官、致仕、终老，一路走来，虽平凡平淡，但不失为安妥稳健。黄仲则一直在“诗”与“仕”之间徘徊，“诗”是他最精湛的手艺，也是他赢得大名的资本，割舍不得。千百年来，诗被士大夫们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诗可以兴观群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承担了远远超过自身重量的负荷，“若使诗文能救国，兴亡何须动吴钩”，平心而论，“诗”只是茶余饭后、酒酣耳热之际的消遣和清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没有哪一个人单纯依靠做诗谋生度日;“仕”则是主流价值取向，是安身立命、名垂青史的前提和归宿。终其一生，他都在这二者之间犹疑彷徨，举棋不定。包世臣《齐民四术》卷六《黄征君传》云：“（仲则）性豪宕，不拘小节，既博通载籍，慨然有用世之志，而见时流龌龊猥琐，辄使酒恣声色，讥笑讪侮，一发于诗。”从这则轶事来看，黄仲则是有所醒悟的，他以布衣之身看到了时流的阴暗面，大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事实上，在明、清两朝论官序爵的世俗社会里，在科举制大行其道的用人机制下，知识分子的出路在举业，在八股制艺，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没有科举功名，便失去了平步青云、致身通显的最好机会和最佳途径。由此导致的连锁反应，就是没有官职身份，便没有社会地位，自然会遭人白眼，受人轻视。这才是主流社会的传统和常态，而黄仲则理想中的诗人世界、诗人社会才是悖时I格、不容于世的异数。诗歌换不来乌纱帽，诗歌也换不来黄金屋和颜如玉，所以，在诗歌的世界里游刃有余的黄仲则，便只能徘徊在主流社会之外了。纵观古今中外，没有那个社会是特别优待诗人的，即使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也是要消灭诗歌，把诗人驱逐出去之后，其国度才成为“理想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