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岛是中国新时期“朦胧诗”的领军人物，其诗歌创作分为国内时期和1989年后海外时期两个阶段。以悲剧美为关键词，可从悲剧美的呈现、悲剧美的形成机制、悲剧美的文化动因三个方面考察北岛诗歌。北岛诗歌的悲剧美兼具中西文化的审美意蕴，对探索文学中“人”的命题具有深远的诗学意义。
关键词：北岛诗歌；悲剧美；呈现方式；形成机制；文化动因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5-0166-005
北岛作为中国新时期“朦胧诗”的领军人物，曾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在食指影响下的“个人化”诗歌创作，抑或1978年10月创办地下油印刊物《今天》而引起的“三个崛起”的诗歌审美论争以及1989年后移居海外的诗歌创作，他都在中国当代诗坛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北岛的诗歌分为国内时期和1989年后海外时期两个阶段，后期诗作数量较前期多。贯穿其前后期诗歌创作的母题是探索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无论前期诗歌与世界的“对抗”还是漂泊海外之后对现实世界的“逃离”，北岛要寻找一个真正的自我以及对自我的超越。在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魂的坚守过程中，诗人承受了来自价值理念、家国意识、权力意识、异域文化等的压制和胁迫，在诗歌中沉淀了一脉孤独灵魂的悲剧美。本文即从北岛诗歌悲剧美的呈现、形成机制、文化动因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悲剧美的呈现方式
诗歌悲剧会产生特殊的审美感情，或崇高，或悲悯，或恐惧等。悲剧的产生源于人与社会关系的冲突或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北岛诗歌的悲剧来源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人性意识与权力话语的冲突、灵魂自由和身心归宿的冲突。其审美意义在于欣赏的过程中产生痛苦的愉悦，继而由心灵的震动而升华为悲剧的崇高感。北岛诗歌的悲剧美体现为悲壮美、悲悯美、悲愤美。
（一）悲壮美
悲剧不同于喜剧主要在于前者激起崇高感，后者引起美感。在悲剧中，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为他人利益而作出的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危难之中的英勇果决以及经得起考验的忠诚。[1]8由于造成悲剧的主客观原因的差异和引起心灵震撼的强烈程度的不同，诗歌呈现不同性质的审美感情，其中之一就是悲壮美。康德曾说过，“壮美包括：霓虹的绚丽，残阳，卡顿之死，奋不顾身精神。”[1]64具有悲壮美的英雄人物明知与对方的力量相差悬殊，但为了正义，为了理想，甘愿对邪恶势力或不正义的力量进行斗争，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即使时间流逝，他们的英雄事迹永远让历史记住。就个体的存在来说，多了一份悲剧的壮烈感。北岛诗歌《宣告――献给遇罗克》和《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中的主体形象，就是在“文革”中为坚守人性理想而惨遭杀害的遇罗克。北岛在诗中表达了对其好友遇罗克的赞颂，以及对强权意识的抨击，彰显了人性意识与强权意识的激烈冲突。诗人用“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的诗句，表达社会权力话语对人性压抑造成的悲剧，并把对个人悲剧英雄的苦难上升到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对产生这个悲剧的根源进行大胆的剖析，体现出对现实生活进行改造的勇气和决心，在情感上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具有强烈的悲剧审美力。在《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中，诗人又用“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公开地掠夺/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2]57这样的诗句表达对人性中真善美的追求，对专制权势的愤怒和嘲讽，对弱者和善良的同情。北岛诗歌通过对时代和命运的主动承担，充满着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的宁死不屈地悍卫真理的英雄赞歌，成为北岛前期诗歌的情感基调，它让人直面灾难、不幸和痛苦，唤醒人类的主体价值感。
（二）悲悯美
相对于悲壮的悲美，悲悯美不再把产生这种悲剧的源头指向社会意识和他人并表现出强烈地愤慨和指责，相反表现出对个体心灵的呵护。因为无力改变造成悲剧的主客观原因，而显出自身孤独的高贵精神。不再对世界愤世嫉俗，退回到自己的内心并反省社会和自身。悲悯意识是对人类自身局限性的宽容，是对人类命运和历史走向的哲学思考。相比于反抗和绝望，多了一层自我的怜悯和哀伤，具有震撼人心的崇高感和悲悯的大爱情怀。《太阳城札记》中有这样的诗句：“爱情/恬静。雁群飞过/荒芜的处女地/老树倒下了，嘎然一声/空中飘落着咸涩的雨……/自由/飘/撕碎的纸屑。”[2]18-19对于自由被撕碎、爱情荒芜以及生命被摧残的景象，诗人以冷静和哀伤的笔调表达了悲凉处境中，人可以活出自己内心的纯白。既是对世界的感伤，又是对自我的怜惜，实现了中国古典诗歌“哀而不伤、怒而不怨”的审美情感。“到处是残垣断壁/路，怎么从脚下延伸/滑进瞳孔里的一盏盏路灯/流出来，并不是星星。”（《红帆船》）[2]49表达在面对现实、正视灾难时，消除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敢于正视一切不幸和有可能来临的全部艰难和严峻。而“明天不在夜的那边/谁期待，谁就是罪人/而在夜里发生的故事/就让它在夜里结束吧”（《明天，不》）[2]72又表现出对现实坚决拒绝的态度。对待未来没有盲目的乐观、消极的等待，而是冷静地思考，始终与社会现实保持“古老的敌意”。《随想》一诗，是北岛全部深刻思想寄寓的地方，象征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有血和泪，有苦难和挣扎。“只有道路还活着/那勾勒出大地最初轮廓的道路/穿过漫长的死亡地带/来到我的脚下，扬起尘土/古老的炮台上空一朵朵硝烟未散/我早已被铸造，冰冷的铸铁内/保持着冲动、呼唤。”[2]91诗歌在叙述一个民族诞生、崛起以及所经历的种种磨难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一颗不甘现状又无力改变的悲悯之心。
北岛漂泊海外之后，现代派诗人面对陌生的环境和残酷的外部世界，重新思考自我和世界。在《忧郁》一诗中，表达内心纷乱的愁绪和退回内心的无奈。“男孩子的叫喊与季节无关/他在成长，他知道/怎样在梦里伤害别人。”[2]186诗歌意味着远离祖国之后，作为异乡漂泊的诗人对历史和现实只能作着文学的反抗，犹如男孩子“在梦里伤害别人”。“仅仅一瞬间/金色的琉璃瓦房檐/在黑暗中翘起/像船头闯进我的窗户/古老的文明/常使我的胃疼痛/……仅仅一瞬间/一把北京的钥匙/打开了北欧之夜的门/两根香蕉一只橙子/恢复了颜色。”（《仅仅一瞬间》）[2]161诗人的一瞬间是无意识出现的幻觉，故乡的建筑、风景以及日常生活的一些片断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无法抵挡对祖国的思念。北岛说，“传统就像血液的召唤一样，是你在人生某一刻才会突然领悟到的。”[3]北岛先后在1994年、90年代末、2001年、2011年、2013年回国，对故乡的思念是那么的不可遏制。“一个被国家辞退的人/穿过昏热的午睡/来到海滩，潜入海底。”（《创造》）[2]208诗句表达了对传统的眷恋以及回不去的乡愁。寻找自我、坚守灵魂自由的信念成了北岛诗歌的母题，但是早期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以及再次不知不觉地受到异质文化的冲击，他的灵魂处于孤独的悲悯状态，回不去的故乡又让他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正像他自己的所述：“这种游荡使我们这代人偏离正统，偏离中国的主流文化的传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4]
（三）悲愤美
悲愤美不同于悲悯美，情感表达的方式更为剧烈大胆，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流露，并且把造成悲剧的原因指向他人，带有强烈地指责和批判，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均由他人或集团意识造成。“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绝不会交出你。”[2]41面对强权意识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诗人决不让爱情受到伤害，表达了誓死捍卫爱情的勇气和决心。在那一个灭人性、灭人欲的年代，又有多少人能为爱情交出自由和青春，要做到这样是如此的难。“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回答》）[2]20面对社会的不公，良知的失去，人性的扭曲和变异，诗人表达了强烈的愤怒、怀疑和坚决斗争的姿态，字里行间充溢着宁死不屈的精神。决不向丑恶妥协的姿态以特定的语言气场出现，让“反抗”呈现别样的审美意味。“如果大地早已冰封/就让我们面对着暖流/走向海/如果礁石是我们未来的形象/就让我们面对着海/走向落日。”（《走向冬天》）[2]80悲愤之中又保持着凛然的气势和决不苟同世俗的情感价值趋向。
二、悲剧美的形成机制
诗歌悲剧美的达成除了诗人的人生经历以及由这种经历酝酿而成的悲剧精神之外，必须借助一定的诗歌表现艺术。北岛诗歌的悲剧精神贯穿在“冷色调”的表意符号系统中，与当时主流的诗歌话语系统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在审美意蕴上形成孤独、感伤和悲凉的况味。其表意符号系统是由相应的诗歌要素组成，如词语、色彩、意象和意境等。
（一）词语与色彩
词语是表情达意的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诗歌悲剧美的呈现提供了外在的语言依据。北岛诗歌的语言可以用“冷”、“涩”、“硬”和“苦”来概括，其主体情感基调是压抑、悲苦、怜悯和哀伤，其色彩基调是“黑色”。
北岛创作于1972―1986年的诗作中，出现下列名词：孤独、痛苦、恐帧⑼郎薄⑾恃、殡葬、墓碑、死亡、恶梦、谎言、肮脏、罪恶、峭壁、盾牌、绳索、铁锚、门槛、废墟、闪电、乌云、冰霜、苦水等，相应出现的形容词有：阴暗、黑暗、沉闷、忧伤、衰老、喑哑、荒芜、咸涩、寒冷、冷漠、单调和萎缩等。而1989―1999年的诗作中，“悲情”意味的词汇相对减少，但也出现了类似前期诗歌的名词和形容词：如谎言、罪行、刀锋、缰绳、铁轨、死亡、石头、暴力、毒药、毒蛇、棺盖、子弹、链条、手枪、礁石、伤口、潮虫、罂粟、顽石、洞穴、废墟、冰霜、风暴等名词以及腐烂、笨拙、疲惫、凄厉、垂死、恐惧、疯狂、悲伤等形容词。
这些词语跟希望、欢乐、幸福、阳光、黎明、大海、江河等词语构成悖论，北岛诗歌把意思相反、观念相悖、情感色彩不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引起读者具有冲击力的思考，从而形成悲剧的崇高感。北岛对于生命悲剧性的认识，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的鲁迅。而鲁迅又受尼采生命哲学的影响，其散文诗《野草》都充满着矛盾性的事物。如：“希望”与“绝望”、“诞生”与“死亡”、“沉默”与“开口”、“明”与“暗”、“坚硬”与“柔软”等，表达了对于理想的向往以及向往过后的痛苦。悖论性的思维贯穿于北岛诗歌中的语言艺术，为悲剧美的达成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外在依据。
（二）意象及意境
北岛在诗歌中营造象征世界，并在里面安置自我的意象，由一系列意象贯穿在一起从而形成意境。
“我正趋于完美/我在语言中漂流/死亡的乐器/充满了冰/谁在日子的裂缝上/歌唱，水变苦/火焰失血/山猫般奔向星星/必有一种形式/才能做梦/在早晨的寒冷中/一只觉醒的鸟/更接近真理/而我和我的诗/一起下沉/书中的二月/某些动作和阴影。”（北岛《二月》）[2]211这首诗把自己放置在由想象而构成的自我世界中，想象自己是一只鸟，在二月如何受伤又如何起飞。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尽最大的力量意象化，进入一个虚幻的思考空间，由此产生孤独而凄清的意境。其意境的达成不仅来源于“死亡”、“冰”、“裂缝”、“水”、“火焰”、“寒冷”和“鸟”等意象，更来自诗句的节奏和情绪的转换。北岛用自己独特的语言系统重构客观世界，形成一个由语言构置而成的象征世界，与现实世界构成对称关系，诗人的灵魂世界与现实世界产生无法调和的悲剧性冲突，崇高感和美感由此形成。
三、悲剧美的文化动因
悲剧的审美意蕴，早在中国的神话故事中就已经出现，其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和苏轼等诗歌中都传递着中国古代文人传统的悲剧意识。中国古代文论没有“悲剧”这个文艺理论术语，只有“悲”、“哀”、“怨”、“愤”、“哭”和“苦”等范畴。北岛诗歌的悲剧美既是对中国传统悲剧美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受到西方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影响。北岛诗歌悲剧美形成的文化动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忧患意识”和“现实困境”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屈原开始，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和范仲淹等人都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范仲淹因嘱而作的《岳阳楼记》，继承与光大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家国情怀，并且把儒家的忧患意识更加崇高化和理想化了。北岛反思“文革”的多首诗歌，也贯穿着一种超越儒家思想的“大爱情怀”。由悲剧而产生的忧患意识是北岛诗歌中鲜明的主题。悲剧已经产生，但对于一个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的诗人，他更为关注的是一场全国性的灾难已经发生，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再让悲剧再次重演。这在他的多首诗中都有这种艺术性地再现――《雨夜――给F》、《走吧》、《同谋》和《红帆船》等。“走吧/落叶吹进深谷/歌声却没有归宿/走吧/眼睛望着同一块天空/心敲击着暮色的鼓。”（《走吧》）[2]22暗示“文革”的悲剧已经结束，但人们内心的余毒还没有完全澄清，北岛内心是充满惶恐和不安的，他要逃离这样的处境，却又摆脱不了内心受到伤害的阴影。“我们不是无辜的/早已和镜中的历史成为/同谋”，这种带点自嘲式的忏悔，一方面害怕“左倾”思想再次重演，另一方面又提示了人性鲜为人知的弱点。自私和懦弱的人们虽然深受“左倾”思想的毒害，但一旦悲剧重演，很有可能变成随声附和的同谋。在悲悯的同时，又对人性的愚昧和弱点感到失望和忧心。
（二）“权力话语”与“人性意识”
北岛前期诗歌的创作诞生于特殊的“文革”时代，受食指影响，北岛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把个人的声音带到诗歌之中。把内心的苦闷压抑和寻求释放的情绪用诗歌的方式展现出来，作为对抗权力话语和专制统治的方式之一，但是个人在寻求自我真实声音的绽放之时，也会产生精神的创痛，因为人毕竟具有社会性，必须与大多数人发出同样的声音，成为多声部交响乐中的和谐音符，才会处于心灵的平和状态。从本质上说，北岛等朦胧诗人，他们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形成对抗关系，但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又不得不隐藏这种关系。因为作家创作过程中不仅要考虑采用什么样的创作手法，更要考虑创作对象与它们所处的意识形态之间、与社会阶级权力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即受到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生产方式的制约。这就是社会生产方式等外在要素揭示了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5]北岛等诗人不愿完全屈服于权力语语，成为时代政治的传声筒，借助于诗歌艺术委婉地发出了个人的声音，这种个人的声音是微弱的，在情感表达上是有创伤的，因而带有审美的悲剧性特征。
（三）“灵魂的坚守”与“身份认同”的模糊
北岛漂泊海外之后，诗歌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让其苦苦坚守的还是“自我”和“灵魂”两个词汇。上世纪80年代初，北岛曾一度成为“诗坛的领袖”，成为时代的代言人和众多青年的精神寄托，其内心的自我存在感是非常强烈的。漂泊海外之后，身份确认依然是模糊的，精神是孤独无助的。前期诗歌与权力话语的对抗因文化背景的转换而失却了“英雄主义”的色彩，而西方文化又时时在排斥着他，向往自由、民主和独立的北岛被自由女神拒之门外。“中国人在西方，最要命的是孤独，那深刻的孤独。”[6]此时，西方悲观主义开始弥漫在北岛诗歌中，呈现悲凉的忧郁情调。叔本华说：“给所有的悲剧赋予崇高这种特殊的东西，就是对于世界和人生觉醒。世界和人生不可能给我们真正的快乐，因而也就不值得我们留恋。悲剧的实质就是在这里，它最后得到退让。”[7]面对悲剧的时代，诗人发出了“一无所知”的感慨。无法再抗拒的退让，使北岛后期诗歌中出现了一个“受难者”的形象。
结 语
综上，由于悲剧来源、主体感受程度和审美艺术呈现方式的差异，北岛诗歌的悲剧美体现为悲壮美、悲悯美和悲愤美。在社会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和中西文化共同作用下，北岛诗歌呈现出人道主义的人生哲学以及坚守灵魂自由的人性意识。北岛诗歌让我们从日常生活的庸常和琐碎中走向自由和崇高。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岛诗歌日见其光华。评论者也逐渐褪去了覆盖在其诗歌之上的时代政治话语，还原诗歌的本质，对其研究更倾向于哲学和美学的探讨。期待着北岛诗歌的研究更靠近诗歌本身，更多地从“人”的视角加以研究，把北岛还原为一个真正的诗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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