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是文化的精华与集中体现，是对本民族文化的承载和高度升华。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一步。以文化元素为载体，将中国推向世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但从目前来看，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世界的“接受”程度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走出去”与“送出去”混为一谈;外国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傲慢与偏见”仍然存在。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接受现状，与各方渠道不对称、文化差异、译者自身能力等原因相关。因此，要对译介进行重新定位，如找准突破口、译者自身业务素养提升、广泛开展对外汉语传播等。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译介;海外接受;建议
一、引言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再次提出加强文化传播，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文化软实力建设已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提升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动力。文学是通过语言文字来反映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等在内的艺术形式，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文化是全世界或某一地域的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生产生活而创造出的所有物质和精神成果，如科技、宗教、风俗、哲学等，文学也是其中之一。［1］就海外传播而言，中国当代文学远比不上古代文学。早在将中国文化“走出去”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前，《红楼梦》等四大名著便已享誉海外。近年，国内翻译界也有古代文学的经典翻译。如: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的许渊冲先生，将其主要精力放在唐诗等古典文学的翻译上;赵彦春教授用三年时间翻译《三字经》，从音、形、义三个方面完美演绎原文。这固然是译介本身对文学载体的选取偏好和对受众需求的考虑。但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温不火”，甚至“步履蹒跚”的尴尬局面仍然存在。虽然中国文学“走出去”方面有些起色，但上述事例多是学者个人所为。据统计，中国当代文学被翻译至国外的有1000余部。改革开放以来，陆续被翻译介绍到国外的作品中(包括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的作品)，作家有200多位，共被翻译成20多种外文。但这几十年来，“译成英文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只有166种”［2］。对于国内译介而言，无论是1953年始创的英文版《中国文学》，还是杨宪益先生提倡的“熊猫丛书”，都因编译人才匮乏、出版资金短缺等原因而告终。2001年，中国文学出版社被撤销。能在海外产生影响力的中国当代文学基本是通过英美出版机构策划发行、由外国翻译家进行译介的。［3］葛浩文、白睿文和蓝诗玲等一批国外汉学家还在海外掀起了“中国当代文学热”。然而，为何中国当代文学难以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值得我们深思。
二、原因分析
(一)各方渠道不对称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在政府引导下，学术界、文学界等各方的一次“试水”。本意为“走”出去，但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送”出去。一字之差，谬以千里。我们未能细致调研，了解西方人的兴趣爱好，而是盲目“全体出动”，这会导致“无的放矢”，造成资源浪费，并在事实上事与愿违。
(二)文化差异
中国人偏好综合思维，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西方人侧重抽象思维，运用抽象概念来表达具体事物。通过对事物进行解剖，运用概念把事物抽象地表达出来，他们对同类事物运用抽象思维来总结、概括出事物的共同特征。［4］不同的思维方式体现在文学作品的呈现方式上，中国文学作品大多注重人如何在自然中生存发展，而西方文学作品则更关注个人的情感表达和释放。再加上东西方在生活习性和宗教风俗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可谓步履维艰。
(三)译者自身能力
译者自身能力的局限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所面临的困境之一。众所周知，译者对文学作品的翻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莫言系列小说海外热是从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开始的，而莫言小说的成功与译者葛浩文有着密切联系。这位美国著名汉学家还翻译过其他文学作品，如《尘埃落定》(ＲedPoppies:ANovelofTibet)、《香港三部曲》(CityoftheQueen:ANovelofColonialHongKong)。这种归化译风将书名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西方对于“神秘东方文化”的想象。这些译书在西方世界的大卖证明了葛浩文这位贯通中西的译者的能力。［5］对于杨宪益和戴乃迭共译的《红楼梦》英文版的海外热销，则不得不提及戴乃迭在英国出生、在牛津大学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后定居中国的生平。她中英双语的驾驭能力是促成这部译著成为经典的基础。再看学贯古今的林纾，其在文学上的造诣可谓上乘，后因生活所迫，以出售译文糊口。林纾不懂外文，翻译全凭口译者，再加上自己的修改和创作，遂成译文。因此也产生了一些误译，如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小说，把易卜生的国籍误译为德国等。即便如此，林纾仍然译了40余种世界名著，在当时引起轰动。从某种程度上说，林纾成功地将外国文学作品引入中国，他的成功在于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和符合中国人口味的翻译风格。如将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DonQuixote翻译成《魔侠传》，“侠”和“传”这两个颇有中国味道的字再加上略有异域风格的“魔”字，颇为抢眼。如果说快节奏的市场经济需求与慢工出细活的文学翻译之间的矛盾是译者作品质量不佳的外因，那么本土译者对外国读者“人文关怀”的缺失以及自身语言驾驭能力的局限则是内因。
三、译介的重新定位
(一)政府和译介活动应找准各自定位
政府在提升经济硬实力的同时，要大力扶持文化软实力建设。译介活动不应只将重心放在翻译过程中，还应横向、纵向扩展。横向扩展渗入各行各业，全面开花，百家争鸣。纵向则要求做好译前的准备和译后的反思。
(二)找准突破口，以点带面，引动全局
探究外国读者的喜好，了解哪些中国元素是他们感兴趣的，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摆脱“送出去”的尴尬局面。要扬长避短，以己之长满足对方的文学需求。在2010年“中法文化之春”活动中，法国驻华大使AlexanderZiegler曾说:“我们希望能给中国观众带来最新、最有代表意义和创新性的内容，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像文化遗产一样的节目。”［6］杂技和熊猫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先驱”了，我们不应再过多地以此为宣传点，以避免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审美疲劳。中国当代文学的输出关键在于其被外国人的接受程度。莫言的成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译介应以此为契机，展开更大规模的译介研究和活动，以取得更大范围的“接受”。以文学为切入点，将更多特色文化(如中国传统节日、京剧、饮食、中医等)通过译介带动起来。这些特色文化将会帮助外国人理解并接受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三)译者自身业务素养的提升
译介活动还应从译者出发，提高译者的业务素养，使其起到文化输出的桥梁作用。要培养大量合格的高素质翻译人才，要摒弃以往各执一词的“异化”和“归化”等相对“绝对”的翻译观。葛浩文的“归化”风格让外国读者领略了来自中国的东方神秘文化，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涉猎需求和阅读偏好。
(四)广泛开展对外汉语传播与推广
孔子学院的设立引发了国外的“汉语热”。在国内高校吸引并接受海外留学生、加强人文交流的同时，要加强对外汉语教师的委派。在中国和外国政府的倡导下，我们已成功开展了一系列中外文化年活动。如:2003年开展的中法文化年活动，2010年在罗马开幕的“中国文化年”，2016年在俄罗斯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这些中国文化的海外推广活动中，包括杂技、戏曲等在内的100多项体现中国民族特色和当代文学文化成就的活动得以开展。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加强民间组织的交流往来，多管齐下，建立多渠道的沟通交流。
(五)“走出去”方式的多样化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当代文学作品的呈现形式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纸质文本，还可以通过影视剧、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改编和相互借鉴加快海外传播的步伐。如日本的动漫产业和英国的福尔摩斯系列、哈利波特系列，都可以给我们以启示。此外，当今网络媒体的互动化又会带来一个新的高潮，如网络连载小说会根据与读者的互动来决定下一步的写作。媒体人或译介与接受者或读者产生的直接互动，不仅提高时效节约成本，更能将文学作品的推广拓宽与深入。
四、小结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问题繁冗复杂，译介活动又涉及诸多主客观因素。［7］如果我们只是通过“外译中”来定义“中译外”，那么问题就简单化了。过分强调葛浩文的成功，并推出单一译法来规范所有文学作品，将不利于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更无益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译介不仅要面对当前的困惑，更要重新找到定位，运用全局性、前瞻性的理性思维，开拓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崭新道路。
［参考文献］
［1］STEＲNHH．IssuesandOptionsinLanguageTeaching［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207－208．
［2］高方，许均．现状、问题与建议: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J］．中国翻译，2010(6):5－10．
［3］吴赟，顾忆清．困境与出路:中国当代文学译介探讨［J］．中国外语，2012(5):90－91．
［4］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40－46．
［5］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以葛浩文为例［J］．中国翻译，2010(6):10－16．
［6］曹辛．万万不要再局限于杂技和熊猫了:法国官员谈如何向海外推广［N］．南方周末，2010－06－23(8)．
［7］刘云虹．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关于葛浩文的翻译［J］．外国语，2014(3):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