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命运是与上海这座城市纠缠在一起的。繁华的都市培育了女人，而女人也沦陷于它的文化之中，成为它的一部分，并受它的命运所播弄。孤独的个体抗争命运是执著而坚韧的，但都市文化的男权本质又使得女人难逃红颜薄命的“劫数”。
关键词：王琦瑶 命运 城市 男权
王安忆的许多小说都表现出强烈的命运意识，如《小鲍庄》、“三恋”等作品经常关注普通人如何受命运播弄、走向自己宿命的遭际。在她的叙事中，个人的力量在命运面前如此渺小，一次偶然的错误的选择，都足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走向。《长恨歌》就是一部带有浓厚的东方哲学色彩的命运悲剧。
《长恨歌》的主人公王琦瑶生于上海这座文化都市，在这座文化都市里沉浮，以致走向死亡。她的命运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纠结缠绕。王安忆曾说过：“《长恨歌》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1}王安忆赋予了小说双重的悲剧意蕴，它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又是一座城市的悲剧。
文化控制着人类，上海的文化主宰着一个女人的个体生命。为了凸现上海城市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在小说的开篇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等，共同组成了上海城市形象的工笔画，用意之一就是为了说明作品中人物的大悲大喜与上海的街道、上海的气氛、上海的思想和精神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主人公王琦瑶的一生，可以说是上海成全了她，也是上海抛弃了她，上海这座繁华都市是她悲剧人生的起点。上海这座杂糅了东西方文化的城市，为王琦瑶们生活的载体。歌舞喧腾、灯红酒绿，其中的欢情往往令人迷乱。它既繁华又浅薄，明亮的地方“流光溢彩”，黑暗的地方“漆黑一团”。舞会、香水、时装、派对等多种价值观的影响和诱惑使闺阁里的王琦瑶们“什么都不计较了，酿成大祸，贻误终身都无悔了，有点像飞蛾扑灯”。
当王琦瑶带着旖旎的幻觉走向了选美的舞台，走向了爱丽丝公寓的时候，她也就亲手种下了自己悲剧的种子。在繁华都市生长着的王琦瑶是逃不掉的，她对这个城市的文化有着太多的认同，那是一种已深入骨髓的“上海情结”。“所以在邬桥的岁月，本是为避难而去，却终究经不起上海的撩拨，又回到上海，继续承受上海给予她的一切苦难与欢乐。”{2}王琦瑶对此的深切体验是：她这颗上海心是有仇有怨的，受了伤的，“可那仇和怨是有光有色，痛也是甘愿的”。王琦瑶和这个城市，构成一对宿命般的死结。支配王琦瑶走向悲剧命运的还有她的性格，那种在繁华世俗中培养起来的世俗功利心。这个来自中下阶层，在弄堂里长大的女人在恋爱与婚姻上极其务实，懂得以美貌为资本获取最大的人生收益，她与程先生、李主任、康明逊、萨沙、老克腊等人的关系某种程度上都是受利益支配的。对王琦瑶来说，在爱情与实惠之中，她宁愿选择后者，程先生能给她爱情却不能改变她的物质生活，于是她毅然舍弃爱情，选择权势，把自己交给了李主任。在与康明逊不小心怀上孩子后，她明智地知道结局，迅速找萨沙做了替罪羊。当她发现老克腊要弃她而去时，唯一反应是用守护了一辈子的金条祈求他的留下。最终，也是为了这一盒金条，被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人所杀害。王琦瑶的一生带着黄金的枷，一切皆为黄金般的浮华梦而捐躯。
在我看来，王安忆在作品中探讨的不只是个体人生命运的问题，而是一类人甚至是全体人的命运问题。王琦瑶是这座城市的代言者。作者从这个角度切入，关注的是普泛意义上芸芸众生的共同的命运问题，这在《长恨歌》开头的描写中复指的“王琦瑶们”就体现了出来。类似的弄堂，类似的闺阁，类似的流言，在鸽子们神一样的视野里，成长着一个又一个王琦瑶。故事所要表现的对象并不仅仅是一个平凡的女人的跌宕起伏、风风雨雨的悲剧人生，更是这个城市的悲欢与成长。
都市生活的繁华喧嚣衬托了王琦瑶的孤独无助。她的一生似乎就是一个无爱的人生，从中找不到温情的东西。朋友之间、爱人之间、母女之间几乎没有过信任，人际关系中看不到一丝轻松和融洽，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交织着功利和孤独。表哥邀请吴佩珍去片厂玩是为了炫耀；吴佩珍叫上王琦瑶是为了拉拢；蒋丽莉却是奔着王琦瑶“沪上淑媛”的名气；而王琦瑶与蒋丽莉、吴佩珍交好是因为自身的美丽、优雅、聪明等特点与她们相比总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尤其是程先生、蒋丽莉和王琦瑶的交往，他们曾为王琦瑶参加选美比赛共同奋斗过，但是因为三人恋爱的微妙状态，使得蒋丽莉和王琦瑶并没有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王琦瑶的一生都在追求幸福的爱情生活，幻想用爱情改变命运，却从未获得真正的爱情。程先生的爱最真最纯，但王琦瑶不甘心做一个职员太太，而是把机会给了能让她住上爱丽丝公寓的李主任。然而李主任对她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她唯有服从和听命。康明逊是王琦瑶一生中动过真情的男人，但是康的自私占有与无情的抛弃使他们最终“成了一对真正的老熟人，你知我，我知你，却是桥归桥，路归路”。和老克腊的交往是王琦瑶为摆脱孤独抓住的最后一棵稻草，但这对“忘年恋”的双方追求各所不同，即使她倾其所有挽留，最终也只能以失败告终。王琦瑶不仅没有真实的友情、爱情，甚至连亲情也是虚无的。王琦瑶母亲的几次出场也是在言词尖刻地数落她的不是；寄居的蒋丽莉家，虽然富贵繁华，但不是她的家；爱丽丝公寓里是青春的虚度，偶尔一到的情人只是点缀；即使对自己的女儿也防备三分，从未灵犀相通。“繁华和寂寞是上海女子的真正底子，不是谁能逃避的”{3}。
《长恨歌》中的人们虽有被动无奈承受命运、承受孤独的一面，但他们也绝不是逆来顺受、任人摆布的弱者。王安忆塑造了一个柔弱但又坚韧的女性形象。生活中的王琦瑶以平和坦然的心态平衡着各自的家庭地位和交往态度的反差。这颗平常心让她能在闲言碎语中与康明逊生养一个私生女，并度过一道道难关。即使在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年过半百的王琦瑶也仍能紧跟时尚，追逐享受生活中的乐趣，并对怀旧的老克腊倾心投入，希望收获一份回报。在王安忆笔下，王琦瑶这种生存态度展现了都市女性对日常生活的热爱，更是城市女性坚强生活的真实写照。但是，男权文化中的“红颜”总是难逃“薄命”的下场。作品采用了唐代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作标题，为小说奠定了一个典雅而又哀伤的基调。红颜薄命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王琦瑶的上海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女性注定处于从属和受伤害的地位。她和康明逊之间不乏同情和吸引，她的寡妇身份和家庭正宗的康明逊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婚姻鸿沟，导致他们的关系只能以苟且的偷情来维系。还有作为女人她对于男权的自觉认同。她认为只有把自己通过爱情和婚姻变成男性的附属，才能毫不费力地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李主任与王琦瑶的爱情最具代表性。在李主任眼里，女人只不过是人生的风景而已，所能给予的就是心情的轻松。她心甘情愿成为李主任玩弄的对象，她几乎没有遭遇任何心理障碍，也没有承受丝毫道德压力。当程先生提及她肚子里的孩子时，她说希望是个男的，理由是女人太身不由己了。
《长恨歌》围绕着王琦瑶塑造了诸如程先生等一系列的男性形象，但却没有一个称得上“真正意义”的男人。李主任只是权力和金钱的象征，他不光占有了王琦瑶的身体和青春，还是她一生悲剧的肇始者。他在危急之刻，匆忙地丢下黄金，只身逃命而去。程先生似乎是个无可挑剔的男人，但他只知道一味地迎合她，做她的情感俘虏。康明逊更是个被时代遗弃的人，当情感遭遇家庭阻力的时候，他只知道留恋眼前的欢乐，等到王琦瑶怀孕后，他便心安理得地选择离开。老克腊对她有着叶公好龙般的喜爱，然而当真的需要他付出的时候，他却落荒而逃。这些男性自私、懦弱、猥琐、软弱、世俗、虚伪和残酷。无情的现实粉碎了女性的梦想：男性和爱情根本无法救赎女性。
王琦瑶的一生悲欢起落，由艳极奢华的爱丽丝公寓到平淡质朴的乡间小镇，再到新上海的旧梦难寻，她自始至终保持着那颗寻找归宿的心，那颗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努力追求和挣扎的心，却仍未能摆脱悲惨凄凉的结局，最终带着绵绵长恨离开人世。小说这样写道：
王琦瑶眼睑里最后的景象，是那盏摇曳不止的电灯……这情景好像很熟悉，她极力想着。在那最后的一秒钟里，思绪迅速穿越时间隧道，眼前出现了四十年前的片厂。对了，就是片厂，一间三面墙的房间里，有一张大床，一个女人横陈床上，头顶也是一盏灯，摇曳不停，在三面墙壁上投下水波般的光影。她这才明白，这床上的女人就是她自己，死于他杀。
人生如电影，匆匆闪过，一切仿佛是昨天，不但没有昨天，更没有了今天和明天。摊上了这座城市，她这样的性格，她身边的那些男人们，王琦瑶陷入了王琦瑶式的命运怪圈也就在劫难逃了。王琦瑶依赖这座城市，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王琦瑶命运展现的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一座城市的悲剧，历史动荡中生命的存在悲剧。
王琦瑶的故事是有启发意义的：命运究竟应由谁来主宰？王安忆虽然没有给予正面的回答，但无形中向人们昭示：女性的命运只有靠自己来把握！
{2} 周繁花：《长恨歌不仅仅是红颜薄命――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的悲剧意识》，《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3} 吝晓敏：《曲折命运中彰显女性的坚韧――透过〈长恨歌〉解读王安忆小说的生命意识》，《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