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出于人品”，是清刘熙载在《艺概》中提出的文艺批评原则。
大致来说，诗格即人格，诗品即人品。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歌创作的过程，就是人格通过艺术折射后的一种表达。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学识，不同的修养和不同性情的人，就会创作出不同的诗歌意境。诗品和人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
但是刘熙载并不主张以人品代替诗品，有好的人品，还不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还必须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和艺术创作才能，他对诗品与人品问题具有辩证的看法：
《文心雕龙》云：“嵇志清峻，阮旨遥深。”钟嵘《诗品》云：“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刘越石仗清刚之气。”余谓“志”“旨”“才”“气”，人占一字，此特就其所尤重者言之，其实此四字，诗家不可缺一也。
笔者以为，反之，占据了“志”“旨”“才”“气”的人，不一定人品就好或人品无可挑剔。也就说，诗品未必尽如人品。这里面又有三种情况。一是诗品和人品严重割裂，诗品和人品完全不统一。二是后代读者为贤者讳，有意为之遮掩或曲解。三是前代诗人对自己夸大其辞，后人信以为真。
第一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后人认为的诗人或文人身上。金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知安仁拜路尘？”这首绝句通过评论西晋太康诗人潘岳，批评、嘲讽潘岳做人做诗的二重性格。《晋书・本传》载：“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诌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但其《闲居赋》却说自己“身齐逸民，名缀下士”，写自己的田园爱好，“梅杏郁棣之属，繁荣藻丽之饰，华实照烂，言所不能极也。”因此元好问认为，以文识人是不可靠的，识人不能只观其文，还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
唐朝的元稹也是心口不一的诗人。他在《诲侄等书》云：“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纵观，汝知之乎？”严词正气，一若真可以身作则者。但在其《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就有“逃席冲门出，归倡借马骑。狂歌繁节乱，醉舞半衫垂”的句子。在《寄吴士矩端公五十韵》中，虽然自己当时“予时最年少，专务酒中职”，但对于“媚语娇不闻，纤腰软无力。歌辞妙宛转，舞态能剜刻。筝弦玉指调，粉汗红绡拭”的场面津津乐道。唐代的官僚、文人狎妓之风盛行，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后人也难苛求，但这种口是心非的做派令人不齿。
即便是皇帝，也有诗品和人品严重割裂的现象。宋陈岩肖《庚溪诗话》记载宋高宗的故事：
今上皇帝以英睿之资，宸文圣作，涣然超卓。方居王邸时，从太上皇帝视师江左，经由京口，题诗金山曰：“屹然山立枕中流，弹压东南二百州。狂虏来临须破胆，何劳平地战貔貅。”辞壮而旨深，已包不战而屈人兵之意矣。
谁承想赵构当了皇帝后，竟然是畏敌如虎、丧权辱国的主儿。明朝胡应麟在其《诗薮》中评价此诗“殊不类其人”，言下之意，其人品与诗词品相差距太大了。
在金朝历史上，完颜亮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金史》的修撰者却说他是“妇姑姊妹尽入嫔御”的千古淫帝，罗大经《鹤林玉露》录入了他的大气磅礴的诗：“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我们去掉大民族的有色眼镜，完颜亮要统一中国，本无可厚非。但完颜亮灭宋，是因为“宋刘贵妃绝色倾国”（《金史・梁传》）。这样，后代读者很难把这样一首诗和这样一个皇帝联系在一起。
投降卖国之人也能写出清光照人或是慷慨激昂的诗。金国扶植的傀儡政权伪齐皇帝。元好问的《中州集》选录了“刘曹王豫”的《杂诗六首》。这六首写得清新可喜，置之某隐士诗集中，直可乱真。其中一首是：“寒林烟重暝栖鸦，远寺疏钟送落霞。无限岭云遮不断，数声和月到山家。”如果不看姓名，谁能知道这是“宋贼刘豫诗”呢！在这里诗品与人品依然是分离的。
汪精卫早年投身革命，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后期思想明显退变，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沦为汉奸，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是日本在中国的傀儡政权。汪精卫伪政权承认伪满洲国，在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旗子上附加有“和平反共建国”六字的黄底黑字三角旗。就凭他“卖国”和“反共”这两点，他将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中有《被逮口占》四首，其三为：“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我们后人不能因为汪精卫有这样的诗，就抹去他的滔天罪恶。
历史上能诗的大奸大恶都不会承认自己是坏人，都会在诗中伪饰自己、拔高自己。吴宽《匏翁家藏集》卷50载秦桧《题范文正公书伯夷颂后》：“高贤邈已远，凛凛生气存。韩范不时有，此心谁与论。”该诗句是秦桧读了范仲淹书写韩愈的《伯夷颂》后写的读后感。意思是像韩愈和范仲淹这样的大忠臣、大文豪不是经常能碰到的。我这颗忠诚心该与谁诉说呢？表达了一种敬仰前贤、追思古人的情怀。但是后人并不这么认为，吴宽记载：“则读者未尝不发笑也。”
清张廷玉于《明史》把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说他“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但也承认他“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永州愚溪之上的柳子庙，最后一进的角落里有一块石碑，上有严嵩《寻愚溪谒柳子庙》诗：“柳侯祠堂溪水上，溪树荒烟非昔时。世远居民无冉姓，迹奇泉石有愚诗。城春湘岸杂花木，洲晚渔歌清竹枝。才子古来多谪宦，长沙犹痛贾生辞。”从这诗句，绝对看不出这是一个“奸相”所作。严嵩临死都认为自己“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人与文抵牾，因人废文，因人毁艺，此乃严嵩。
第二种情况是后代读者为贤者讳，有意为之遮掩或是曲解。这类“贤者”，是文学史历来肯定的正面形象，后人道不得半个不字。这类人谈不上艺术人生与现实人生的割裂、诗化人格与物化人格的背离，但是其人生污点或是缺点仍然存在。
李白是后世人人敬仰的大诗人，在各种中国文学史上予以列专章介绍。应当说李白就是“诗品出于人品”，文如其人的典型代表。他志存高远，高度自信;但同时此人又胸无城府，率真任性。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李白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形象。 历史上的诗人们，大多渴望跻身政治舞台，施展政治抱负。李白也不例外。李白34岁时游襄阳，希望当时颇有声望的荆州长史韩朝宗荐引而做官。其《与韩荆州书》中有言：“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又说：
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假如这些文字出自他人之口，后人必然送上这样一副三个字的对联：拍马屁，吹牛皮。
李白42岁的时候，经过元丹丘和玉真公主的推荐，被玄宗征召入京。接到诏令后，他有《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中有句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种狂态固然可爱，但是这种人“终非廊庙器”（唐玄宗语）。
即便如此，认为有贪污行为的学者，也没有否定辛弃疾的为人、否定辛弃疾词作的意思，罗烈就说过：“我所指出的不知道是否确实，如果属实，‘不以一眚掩大德’，对于稼轩的整个形象仍然是无损的。”笔者同意这种看法。
第三种情况是前代诗人对自己夸大其辞，后人信以为真。有时候，后人误读了前人的文字，也就无形中把诗人拔高。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余家贫”“瓶无储粟”“家叔以余贫苦”“饥冻虽切”诸语，读者不可过于认真。有“僮仆欢迎”“有酒盈樽”、有“巾车”、有“孤舟”，并且“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这样的家庭，在土改的时候，肯定划为“地主”，今天的教授们，没有几个人有如此优越的条件。如果把陶渊明说成是“衣褐荷锄躬耕陇亩的农民诗人”，就大可不必了。
宋孝宗即位后，“上曰：‘游力学有闻，言论剀切。’遂赐进士出身”（《宋史・陆游传》）。这里的“赐进士出身”和清代的中二甲赐进士出身，还是有区别的。这只是皇帝给陆游的一个安慰。其实，他没有过硬的“文凭”。陆游如果真想有个进士“文凭”，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后，还有考试的机会。
据《宋史・秦桧传》，当时秦埙的官职是“敷文阁待制”，不是陆游说的“右文殿修撰”，当是陆游误记。还有一个问题：陆游29岁参加的考试，“擢置第一”消息是谁告诉他的？答案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陈之茂。无论陈之茂是考试完毕就泄露评卷情况，还是在秦桧在倒台后对陆游表示同情，虽然陈为当时“名士”，亦非君子所为。 如果笔者之言成立，那么这个长题作为史料，还有多大价值？
国朝蔚词宗，大家首迦陵。元精留烛世，再传公代兴。节钺半天下，犹嫌未长征。位高违愿达，诚重觉劳轻。要使西域外，凤老成典型。贱子胸何有，万古雹雪冰。追踪天山游，恍惚皆旧经。谢彼行役艰，摇摇即次清。何意奉圭璋，龙门兹乃登。
诗中吹捧陈淮“诚重觉劳轻”和“凤老成典型”也还罢了，“犹嫌未长征”一句，好像陈淮自己不被遣戍就不甘心似的。如果陈淮万里遣戍，就为得到这样的诗，那陈淮的身家性命也太不值钱了。《经遗堂全集》的付梓，后来还是韦佩金的朋友凑钱完成的。陈淮自食其言，没有作韦佩金“付梓人”，把韦佩金结结实实地耍了一把，使韦佩金在伊犁的“感情投资”最终落了空。
笔者说的“诗品未必尽如人品”的三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未必看到作者完整的人品。今天读者在读前人的诗作时，对其人品，不必盲从前人成说。今天诗词的作者，在创作诗词中，对于同时代诗人的人品，不要不负责任的吹捧，以免贻误他人;更不能吹捧自己，欺世盗名，以免贻笑后人。如果今天有诗人说自己“为人强项，不妄与人交”，不妨看成此人是个刺儿头，喜欢顶撞领导，群众关系不好。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