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福建诗歌在当代汉语诗歌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从朦胧诗论争中开辟福建场域的蔡其矫、孙绍振、舒婷等诗人、诗评家，到“第三代诗人”群体中的代表性诗人吕德安，再到活跃于当下诗坛的汤养宗、伊路、余禺、哈雷、莱笙、谢宜兴、道辉、叶玉琳、程剑平、安琪、巴客、顾北、阳子、林典、康城等诗人，他们都以自己的写作为福建当代诗歌凸显着某种鲜明的“存在感”。在此背景之下，不断涌现的“80后”、“90后”诗人，已然成长为当前福建诗歌的生力军。在一个文学被高度边缘化的时代，这些年轻的诗人显然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备受关注，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为当代汉语诗歌做出的种种探索努力。甚至也可以说，边缘化的境遇反而可能使他们沉潜下来，让自身的写作更自觉地落实到诗歌艺术的基本问题上，更为从容地构建一个充满活力和各种可能性的话语空间。
崭露头角的“闯入者”
不少福建“80后”、“90后”诗人在国内诗坛已产生一定影响，以浓重的“福建口音”为当代汉语诗歌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米深是一位自觉地寻求诗艺突破的诗人。他新近创作的诗变得更为沉静有力，而又不乏灵动之思。他对于一些终极性命题的处理，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譬如《一九八二》一诗，不仅仅写死亡本身，而是把死亡主题和诞生主题巧妙地嫁接在一起，从而获得一种别样的艺术效果：“他们都说我像你/特别是眼睛/我将继续为你/留守这彷徨的世界/替你等待/我们隔世相望/我总觉得我们冥冥中/相遇过，可能在/生死路上，也可能/在一条秋风浩荡的大街/在你的一场梦里/或是一首未来的诗”；而在《北歧村看海》一诗里，墓园被想象为一个电影院，营造了一个哀而不伤、举重若轻的诗歌情境，让读者对生与死有了一种新的感悟。
与三米深相类似，年微漾的诗具有一种从容、内敛的气质，比如他写爱情，并不直接铺陈情感，而是十分注意情感的节制：“我只好像一把折叠小刀/收回刀鞘，收回对一枚水果/甜蜜的思念。只好学一个汉字/退回字典，汽车退回公路/雨点退回云层……”（《雨中》），这种以退为进的抒情姿态，为他的诗歌带来更大的话语弹性。他近年又把诗歌的触角伸向一些地域意象，试图以诗歌的想象去重构这些地域意象的内涵，如《在潮汕平原》《木兰》《广济桥外》《缙云之夜》等诗。诗人不是以一个走马观花的游客的眼光掠过各地所谓“风景名胜”，而是让自己当下的内心状态与那些风土人情碰撞、交融，从而生发某种新的意涵，正如诗人自谓，“又一次清晨赶路：是去向一座城市/还是那个地名？在汉字地理上/山水有时并不只是山水，草木也不会/安于某种既定的隐喻”（《晨光》），换言之，这些地域意象有着自身的鲜活生命，诗人的任务，就是轻轻唤醒它们，而不是仅仅把它们当做是某种僵化的“客观对应物”。
而林宗龙的诗往往在表面平静的叙述之下，暗涌着某种对纯真岁月的追怀和成长带来的阵痛：“你神经质的父亲，像局外的人，/戴着黑色帽子，穿梭在雨夜的街道，/他在寻找被雨清洗过的盒子，/疑问的树冠和云梯，一辆重型卡车/悄悄运走的你和我。/当弯曲的雨又继续沸腾起来，/我感觉到：重要的东西正在失去”（《雨夜》）。如果说前辈诗人穆旦在青春主题诗里为“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找到了某种宗教意义上的出口，那么，林宗龙的诗却试图回到自我内部，寻求另一种解决方式：“你就这样义无反顾地形成自己/修建着自己的宫殿”（《幻觉》），在不断生长、累积的内部丰富性中，让青涩的青春话语实现突围，逐渐走向成熟和丰满。
巫小茶是一位作品质量齐整、艺术个性鲜明的“80后”女诗人。她的诗常常以一种奇诡想象和敏锐感觉，切进女性在当下面临的现实境遇，并由此引发关于女性与自我、女性与男性、女性与世界的关系等命题的深层思考，流露出一种自觉的女性意识。不过，这种女性意识的流露，并不像某些自命为女权主义者那样以某种口号式话语表达，而是通过一些精微、细致的感觉呈现，如《雨水》：“雨水中有荒野和阡陌。我们躺在/河床上。人间无人/舌头在夜里奔跑，在彼此的领地中，你俘虏我/我俘虏你。/石头剪子布消灭了/时间和雨。接着还要干掉空间”。
蔌弦生于1993年，他近年创作的一些诗，表现出某种超乎年龄的冷峻，具有一种审智的品格，如《道中作》写道：“……车票的邀约/捏制了不成型的南方，如奇遇减价，而/日常疏于优美。抵过车间走道里，错眉/挑起落魄的眼珠，少妇默诵着黛山哺乳。//无从料想，更多的遗憾席卷刹那的触感。/更多一生注满片刻的息叹。相互委身/是莫须有的杉林隐忍斧锯，报站员终非/世事洞明的报幕员，解迷者比远更远。”作者在这里有意地放逐抒情，转而追求一种感觉的变异和思想的腾挪跳跃。
“洗星辰的人”
相对于他们的前辈，“80后”、“90后”诗人所面对的，是一个更为丰富的诗歌传统，从纵向来说，古典诗歌以及现代汉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为他们提供了多元的参照系，就横向而言，外国诗歌艺术资源得到更为全面的引进，获取资源的途径也变得更加便捷和多样。如此深厚的传统在为“80后”、“90后”诗人带来诸多启示的同时，也为他们带来各种压力和挑战。如何让自己的写作既勾勒出这一代人的精神轮廓，又以恰当的方式内在地呼应汉语诗歌的艺术传统，这是每一位自觉的“80后”、“90后”诗人都无法回避的命题。毋庸置疑，福建的年轻诗人们已经就这一命题开始展开他们的思考。陈上在一首诗里别出心裁地以“洗星辰”来象喻诗歌写作：“在黑暗苏醒之前，/待洗的星辰仿佛大病初愈的少女，/憔悴、柔软，/却透出某些坚韧而不容置疑的力量：/这必将消逝而永恒的光芒，/它就是一首诗歌所谓的悲欢与情愁。/它就是我和你，/在黄昏时刻，清洗往事和寂寞的回响”（《洗星辰的人总在黄昏痛哭》）。在这里，“星辰”可以看做是传统的象征，而“洗星辰”这一行为，隐约透露出某种西西佛斯式自我设难的悲壮意味，由此不难发现诗人对诗歌写作的难度、传统影响的焦虑等问题的体认。
这种体认在另一位诗人陈言笔下，则具体落实到词语的层面：“朴实的词语，勘探的词语/我们谈到一个人的眼睛/像一只鸟飞过黑暗中的眼睛/骄傲的眼睛/越到高处越澄澈的眼睛//好像日子必须有个伤口/这带来寂寥和想象的伤口/在一首诗中/我们谈到命运怎样照耀/千回百折的人与事”（《一首诗》），由此可见，词语的能指与所指的微妙关系、词语的声音与节奏、词语之间构成的动态平衡等等，都是一首好诗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无独有偶，倪伟李的诗《解剖词语》也谈到词语问题，只不过采用的是一种反讽手法：“词语集体被推进手术室/它们一动不动，或者一言不发/它们微微喘息，耳根子变得酥软/它们纷纷在麻醉药剂中倒下/没有谁在这个过程中站立起来/在城市的藩篱之外/我看见词语被集体谋杀/但没有一瓣嘴唇，或者一张脸/为它们的死讯，露出悲悯的神情”。词语被谋杀的潜台词，无疑就是为世界命名的诗人的失声乃至消失。这样的反讽虽未直接指向诗歌写作，其实却十分准确地击中了它脆弱的命门。在一个非诗的年代，诗歌语言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各种因素的侵蚀和破坏，因此，需要诗人为它打上一个“关键补丁”，正如吴文建所写的：“我想到的语词依然贫困/像山里的贫穷人家/我的诗，出生在这样的人家/修辞是仅有的衣服/标点是仅有的鞋子//你注意到了，没错――/当我试图向你说点什么/意味着我要掩饰一些什么/这就是我这首诗的/关键补丁”（《关键补丁》）。所谓“补丁”的内涵，已经超越了该词的原初意义，被赋予了借自IT行业的某种新意涵，即不再仅仅指外部的缝补，而是变成系统内部的修复。扩而言之，“关键补丁”也曲折地表达了福建“80后”、“90后”诗人关于当下诗歌生态的思考。 以诗论诗的所谓“元诗”写作，自古有之。但古人大多囿于对某一具体作品的评点，而在上述几位福建青年诗人笔下，“元诗”写作具有多维视野，呈现了更为开阔的诗歌观念。
自我形象的多重隐喻
自我是现代抒情诗的关键词之一。如果说五四时期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诗人所抒写的，是《天狗》里无限扩张的自我形象，朦胧诗塑造的最典型的自我形象是北岛《回答》《履历》等诗里发出尖利声音的质疑者，那么，福建“80后”、“90后”诗人往往不约而同地表现的，是一个较为封闭的自我形象，彰显着物质极大丰富时代的个人所遭遇的孤独感。
让我们首先从早逝诗人陈让的《葵花面》一诗说起。这首诗可谓写尽了一个对镜自怜的城市人的孤独处境：“结局有时悲伤，有时候/自讨苦吃，自掘坟墓，自己/是另外一个我，是镜中的映像。/在破碎中看见所有，在零散中/分布一切。密集又孤零，/下雨的今天，不见的光线。”然而，纵使自我已经分裂，两个自我也都无法逃遁或超越现实世界，最终还是沦为镜中的破碎影像。诗人由是凸显某种隐形的巨大宰制力量的存在。这一力量的来源，既有外部世界的物质性因素，更有人心中被激发的无边欲望。为了消解这种欲望带来的强大压力，一位诗人甚至以“精神病患者”自比，试图躲进疾病的厚茧，逃避这个喧嚣纷扰的世界：“我想做一名精神病患者/每天说胡话/做正当的糊涂事/无论我做任何不合常理的事/只要吃几片药丸就会被原谅/我想做一名精神病患者/每天做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我想做一名有抱负的精神病患者/请别拿我当疯子看”（吴银兰：《精神病患者》）。此处的精神病患者，多少有点像鲁迅笔者的“狂人”。不同的是，“狂人”是作为那个时代的质询者和对抗者出现的，而这首诗里的“精神病患者”则向内转，回到内心，去叩问人性深处的阴暗面。这种阴暗，与但薇笔下藤蔓般生长、无休止的梦境可谓遥相呼应：“她把梦丢了。梦里面曾经出现鲜亮的绿和刺/爬山虎用脚一直找到屋檐和墙壁的缝，她的梦并没有躲进去。/最近梦中多雨和你。枕头就像个即将被淹的危房/此梦可能在雨中找下一个地方”（《寻物启事》）。显然，诗人丢失的不仅仅是梦，还有逐渐模糊的自我。
然而，面对世界的喧嚣和人性的阴暗，这些年轻的诗人们并非完全消极无为，即便身处某种逆境之中，他们也自己的方式寻求解决之道。他们的自我形象或化身为鸟，奋力飞出孤岛的重重围困；“人们说的事业是墙，只有壁虎的尾巴/是现实的触角/没有口袋被赏赐分币/口中的糖嚼着别人的甜/酸着年少的楚/明明是绝境，天空是密封的玻璃/我飞出了孤岛/停在刀尖上，一抹番茄酱/异味的酸/割裂的疼是水泥裂开了缝/墙依旧是墙/我靠着/孤岛是孤岛”（苏盛蔚：《孤岛》）；或变成一条鱼，在一个小水瓶里想象大海的波涛：“关在一个小瓶子里/泥淖就在外面，等待洪流的再次经过/你突然间沉默下来/宛如一座谦卑的村庄，慢慢匍匐在山林深处/树根摁得大地，咯吱作响/草蜢渐次抖落/你知道有一股力量正向你逼迫而来/你的身躯，仿佛被拎起的惊堂木/是审判，还是释放，一切都不重要/你只想用这一握清水/最后击出一次，海的声音”（黄明健：《一条鱼的宿命》）；甚至变异成一只布猴子，也不忘往昔山林生活的鲜活和自由：“也许它真的心灰意冷了/要不然，它决不会甘心/囚禁于一块绒毛布匹/不吃不喝，红屁股秘不示人/它为什么不夺走我手里的香蕉，为什么/不乘着夜黑逃回山林里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生儿育女/老虎下山的时候，称自己为王/到底为什么？/哪怕是用棉布织成的山林/哪怕是莫须有的山林/也是它最快乐，最自由的/乐园”（上官灿亮：《布猴子》）。
不管是鸟，还是鱼，抑或是布猴子，这些变幻的自我形象都表明了福建“80后”、“90后”诗人“我要和这个世界谈谈”的对话诉求，也隐约地体现了这一代人的话语力量。
结 语
福建“80后”、“90后”诗人的“野蛮生长”，一方面凭借自身的勤勉写作实践和前辈诗人的热心提携，另一方面也受益于当下互联网平台的高度开放和高效传播。毋庸置疑，他们的诗与前辈诗人相比，在意象、情境、想象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新变化，预示着福建诗歌充满可能性的未来。不过，他们的诗要真正实现一种代际性的全面超越，恐怕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