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生”诗人，是一个语意繁复的年龄学符号，不仅指称着一个代际的写作群体，还携带着更多的诗学内涵，例如对“八十年代”文学现场、九十年代商业语境、新世纪网络氛围的全程经历，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学经验的丰富性、繁复性和驳杂性；再如明显分化的两个阵营，少数成名过早的“第三代”诗人与多数大器晚成的“60后”诗人，等等。
毋庸置疑，“六十年代生”诗人仍是当今诗坛最具实力的一群。比较起来，在当下极为活跃的诗人阵营中，“六十年代生”诗人从事诗歌的工作经历最是久长和丰富，而在不利局势中的持守和坚韧，他们要比其他诗人做得更好。
“六十年代生”诗人不仅指代一个群体，更分化为诸多性格凸显的个体，这些个体包括吉狄马加、李少君、雷平阳、胡弦、潘维、陈先发、杨键、安琪、侯马……名单似乎可以一直列下去，但他们彼此独立，各有其长，无法相互取代，却是不争的事实。
一
诗集《云南记》可以看作地方志般的当代诗歌形态。在这部诗集中，“60后”诗人雷平阳从一个草根的生命视角上，写出他眼中所见的昭通和云南，写出他理想中的云南与现实的云南之间的矛盾、摩擦、纠缠和搏斗，写出在现代化侵占和覆盖下，云南这块集聚着中国品类最多的少数民族的土地上历史生态和文化生态正在日益失衡、少数民族独特珍稀的文化传统正在不断沦失的残酷现实，写下他内心的不安、苦闷、彷徨和焦虑，写下他的爱与恨、歌与哭、奔走与停留、躁动与稍安。雷平阳的诗里，由此饱含着热量、血液、情感与体温。
在《亲人》一诗里，雷平阳以“逐渐缩小的过程”一语来生动喻示自己对身边事物不断归于内心的真爱。诗中，“逐渐缩小的过程”一语，诗意地诉说了爱的真谛，它有效抵制了那种把爱播向五洲四海的虚妄，以富于真理性的声音告诉我们，世上真正单纯、朴实、触手可及又温度不减的爱其实就是对亲人的爱。
雷平阳深信诗歌的精神性力量，他将自己的诗歌看作“纸上的旷野”①，他希望用这“旷野”为迷人又渐渐远去的故乡准备广阔的承载空间，为不断沦丧的传统文明和少数民族文化提供可以永生的精神地盘。谢有顺称雷平阳的诗歌创作是“有根的”“有方向感的写作” ②，我认为是相当有道理的。雷平阳的根深扎在乡土中国的文化土壤上，而他的方向就是用诗的文字为不断逝去的那些文明星火和传统血脉提供最后一片栖息之地。面对“隆隆的机声”“通明的灯火”，他丝毫不现目睹现代文明终于落户于偏远贫困乡村的喜悦，而是莫名的伤怀一涌而上，堵住了他的心灵。在现代中国，“回不去”故乡的抱撼，恐怕不是雷平阳一个人才有的。
正是因为痛切地感受到现代文明的铁蹄正在肆意地践踏乡土中国的脊背，焦虑和不安便始终萦绕在诗人的心头。这种生命状况，促使诗人混迹闹市，却常有避世之念，身在红尘，却有看破红尘之心。《寺庙》一诗写“一个人的寺庙”，那是多么清明沉静的世界，它或许是雷平阳的某种生命理想，但又是充满悖论的永远也无法变成现实的理想。我想，真要给他一个孤悬于山岭上的清幽寺院，挚爱人间的雷平阳也未必就会入住进去，但他用这种独特的表述，突出地呈现了守住自我、归于内心的精神追求。
《祭父帖》是雷平阳近期创作的长诗，可以说是他长诗创作中的翘楚之作，也是当代长篇诗作的精品。诗人通过对父亲的祭奠和追忆，将那个特殊的年代放在历史的审判台上进行了诉讼和鞭挞，也以此来深度返观和拷问自己的灵魂。虽然诗歌与那段历史和政治有涉，但诗人的语言却是极为朴实、沾着泥土气息和味道的话语，丝毫没有政治的语词。父亲的仙逝给诗人带来的心灵痛楚无疑是巨大的，在诗中，雷平阳以一个独特的方式来表露这种痛苦。
“烧书”的细节展示，突出的是诗人悲痛至极的内心状况，“云南血统”字样的出现，则暗示着诗人与亡父在地域板块、生存空间、生命理解上的某种一致性。诗人接着用了很多的笔墨，追述父亲苦难和卑微的一生，尤其父亲的卑微，被诗人放在显微镜上加以精细的呈示。诗人的思考是冷峻的，也是深沉的。通过父亲生存现状的写照，诗人告诉我们，父辈（不只是父辈，其实还包括我们）卑微的生存，其实是与一个民族所处的时代氛围、政治气候乃至所属的文化传统分不开的。
在《祭父帖》中，一生卑微地苟活着，低着头走过人世的小路的父亲，到了晚年，则老迈颓唐为“灵魂走丢了”的人。这样一个“灵魂走丢了”的人，他将在苦难与不幸中顽强求得生存的愿望，最后蜕变为一种无奈的符号。我们由此就能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人的生存与死亡，到了这个时候便显示出双重的悲哀。《祭父帖》是为一个卑微的生命所作的传记。对于“父亲”，雷平阳没有将其圣化，而是将他放在平常人的生命层次上来定位，又将这个普通农民置放到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去描述，具体而微地呈现他的沉重肉身，他的卑微灵魂。在一个平凡人的生命行旅中看到历史的踪迹和中国人的现实遭遇，这是《祭父贴》体现出的最大的思想价值。
可以说，雷平阳本质上是一个抒情诗人。他在诗歌尤其是长诗中常常会投入超剂量的感情因子，如果不用叙述，雷平阳诗歌中的抒情意味一定会过于浓烈而令人难以承受。好在诗人有着拿捏有度的本事，他在抒发情感的过程中，为了减缓抒情的强度，淡化抒情的浓度，惯于大量使用叙事性的艺术技法，诸多沉稳的叙述语的穿插和渗透，极大弱化了诗歌的抒情力度，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住了雷平阳作为本质上的抒情诗人的一面。
二
在一篇题为《我们的诗歌缺乏力量》的文章中，诗评家罗振亚、刘波指出：“当前许多诗歌都存在语言平淡、思想贫弱、缺乏批评锋芒、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等痼疾。”③应该说，诗评家们所指出的这些痼疾，在新世纪以来至今的诗歌创作中是一直存在着的。由于对“个人化写作”的不当理解和过度倚重，当代诗歌普遍显得“小”而“轻”：一方面，很多诗歌只是对琐屑的生活情景、一时的个人感念的简单录写，其格局、情怀和境界都显得狭小，不够开阔和大气；另一方面，不少诗歌只是表达一种个人情绪、一些零星感受，缺乏更为高远的生命观照，因此分量和意义都显得很轻，不够厚重和深切。将当代诗歌的重量和质地提升到新的境界，这样的诗学重担，需要由当下所有的诗人来分担，而作为当今诗坛中坚力量的60后诗人，更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人们的期待之中，终于有一些具有分量的诗歌出场了，其中尤以吉狄马加的长诗《我，雪豹……》最为突出。这首诗先是在《人民文学》2014年第5期上全文刊载，继而又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公开出版，除了中文文本外，还配上了英文、德文、西班牙文、彝文等多种翻译版本，以此拓展其世界性交流与传播的渠道。该诗将思维视野放置在对人类生态环境和生命存在本身的关注上，显得非常厚重和大气，可谓当代诗坛并不多见的富有重量和震撼力的优异之作。 《我，雪豹……》以大量饱含深情的笔墨，描绘了雪豹这种珍稀濒危动物独特的生命境遇和令人担忧的生存现状。在诗人笔下，雪豹正是世间精灵的真实化身，它的皮毛“燃烧如白雪的火焰”，它的影子“闪动成光的箭矢/犹如一条银色的鱼/消失在黑暗的苍穹”，它的眼睛底部“绽放着呼吸的星光”，它的声音“是群山/战胜时间的沉默”，这样的雪豹，无疑充满着圣洁、神秘的生命气息。作为一座座雪山“永远的保护神”，勇敢的雪豹，始终牢记着自己世代相传的神圣职责：“我的梦境里时常浮现的/是一代代祖先的容貌/我的双唇上飘荡着的/是一个伟大家族的/黄金谱系！”对于雪豹来说，无人侵扰的雪山是最为纯净和祥和的生命处所：“有人说我护卫的神山/没有雪灾和瘟疫/当我独自站在山巅/在目光所及之地/白雪一片清澈/所有的生命都沐浴在纯净的/祥和的光里。”然而，在这个“充满着虚妄、伪善和杀戮的地球上”，雪豹也已成为了欲壑难填的人类袭击的目标，这给它们带来了莫大的“惊恐和惧怕”，当悲剧一旦发生，“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兄弟，那只名字叫白银的雪豹”，诗人描述了这样一番令人惊心动魄的情形：“在子弹飞过的地方/群山的哭泣发出伤口的声音/赤狐的悲鸣再没有停止/岩石上流淌着晶莹的泪水/蒿草吹响了死亡的笛子/冰河在不该碎裂的时候开始巨响/天空出现了地狱的颜色/恐惧的雷声滚动在黑暗的天际”，“我们的每一次死亡，都是生命的控诉！”在这首诗里，诗人以第一人称“我”为抒情主体，采用雪豹自我陈述的表意形式，来展开对其生存和命运的追踪，显得自然而生动。诗歌既陈述了雪豹生命的圣洁与神秘，又交代了雪山环境的幽雅和纯净，同时还对充满杀戮的地球发出了大声控诉，并在最后以哀求的口吻，写出了它们对于生命的珍爱、对于世界和平的渴求等内在的心声：“不要再追杀我，我也是这个/星球世界，与你们的骨血/连在一起的同胞兄弟/让我在黑色的翅膀笼罩之前/忘记虐杀带来的恐惧。”
《我，雪豹……》的意旨是极为深隽和高远的，整首长诗中融含着有关生命敬畏、宗教信仰、自然保护等诸多重大主题。在现代化不断强化的当下历史语境，人类正面临着种种难以摆脱的困局，“我们渐渐地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亘古就有的自然法则/开始被人类一天天地改变/钢铁的声音，以及摩天大楼的倒影/在这个地球绿色的肺叶上/留下了血淋淋的伤口，我们还能看见/就在每一分钟的时空里/都有着动物和植物的灭绝在发生”，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物种频灭，等等，都是不断开发人的欲望空间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也是人类必须正视的“共同的灾难和梦魇”。诗人通过雪狐之口，交代了环境不断恶化的社会现实，凸显出鲜明的生态保护意识。与此同时，诗人借助对雪豹身体的书写、身世的交代、居所的描画、生命境界的陈述，等等，艺术地呈现了一个在富于理想化和诗意化的圣境之中存在着的迷人生灵的形象，在诗歌营造的宁静、纯洁、高远的意境之中，我们是能明显捕捉到那涓涓流淌着的宗教醴泉的。换句话说，诗人对雪豹的生存和命运的描画，或许并非在一个写实的维度上展开的，而是在一种理想化、想象性的空间中进行的，雪豹的美丽诱人、神秘莫测，雪豹莹洁的生命本质和群山守护神的身份认定，等等，都不是现实世界中所存有的雪豹情状的简单还原，而是涂抹着理想的色调，带上了神圣的光晕。总之，诗人是站在某种富有终极关怀和灵魂呵护的宗教性精神高度，来描述雪豹的生存与命运，正是那种具有穿透力的宗教力量和信仰的光芒，才让雪豹的生存和命运如此令人关注，诗歌的思想价值和批判立场才鲜明地彰显出来。再者，诗歌中袒露出的关爱个体、敬畏生命的主题，也是捧手可掬的。“我的足迹，留在/雪地上，或许它的形状/比一串盛开的/梅花还要美丽”，“昨晚梦见了妈妈/她还在那里等待，目光幽幽”，生命是如此美好，从雪豹的一举手、一投足、一次梦想里，我们能清楚地感知到这一点。然而，这个世界并不宁静，欲望、贪婪、杀戮、追逐，正将人类不断推向深渊，当动物和植物不断灭亡，人类的气数也很快将近，“在这里，我想告诉人类/我们大家都已无路可逃，这也是/你看见我只身坐在岩石上，为什么/失声痛哭的原因”。在这样的话语里，那种关爱个体、敬畏生命的精神诉求是呼之欲出的。
不言而喻，《我，雪豹……》站在一个较高的精神基点上，抒写出保护生态、守护心灵、崇尚理想、敬畏生命的人文旨趣，它显示出当代诗人的大视野、大抱负，写出了当代诗歌的大境界、大情怀，它是一首不容忽视的极有重量的诗。
三
被称为“自然诗人”的李少君，代表了60后诗人群中一种独具个性的写作倾向：从自然中觅求诗意，在自然而然的语言表达中呈现诗情。聚焦自然，凝思自然，吟咏自然，借自然的抒写表生命之感怀，这似乎是李少君诗歌中一个永远不变的审美基调与艺术主题。某种程度上，“自然”构成了李少君建构自我诗意世界的最为重要的词汇，同时也是我们打开其艺术大门的极为关键的钥匙。换句话说，“自然”或许就是李少君所寻找到的诗歌与世界联通的独特孔道，通过对自然世界的简洁描画，李少君的诗歌呈现了寄寓于当代知识分子心间的兼容着古典韵味和现代色彩的人文理想，而在诗章中不事雕琢、自然而然流溢出的情感态度，又给人以本真和亲切的艺术之感。因此，懂得了“自然”一语所深蕴的妙义，也就懂得了李少君诗歌的基本精髓。
李少君在新世纪以来创作的诗歌，集中彰显了“自然”的三重内在意涵。首先，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李少君的诗歌多为歌吟自然之作，自然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频繁被诗人纳入笔端，它是诗人烛照的对象，也是诗人着意点染与描画的目标。不少诗歌，比如《南山吟》《大雾》《江边》《在海上》《雪国》《平原的秋天》等，光看诗题就大概知晓诗人的美学指向。事实上，这些诗歌也没有完全打破人们的期待视野，诗中对自然的描摹几乎达到了对对象逼真映现的程度，这种逼真映现有时甚至还给人以语词平淡、内容单薄之感，殊不知这正是李少君特定的美学考虑使然，他是希望让自然事物在读者面前尽可能显现其本真样态，而不愿意因个人意志的强行介入而造成对审美对象的扭曲与变形。在这种艺术思想指引之下，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虽然缺少了一些陌生化的效果，但它们总是以亲切、祥和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中，如一缕清风，如一泓清泉，每每带给我们舒爽安适之感。李少君的《春》是一幅春天的速写图，是一幅素洁的风景画，一曲清丽的山歌，一溪潺而清冽的泉水。当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追逐之中显得筋疲力尽的时候，读上这样精短纯美的小诗，会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恍如疲乏而困倦的身体突然接受到一缕清新的春风，那种舒适的心灵感受难以言表。李少君的诗歌大都是这种风格，素淡、清雅，结构单纯，并不繁复，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在诗歌中被“自然”呈现，没有丝毫的装扮与伪饰，诗歌整体上呈显出“清水出芙蓉”的艺术风韵。 其次，作为心灵皈依的自然。对于“自然”，李少君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自然是中国人的神圣殿堂，它将人彻底包容了进去。”并指出：“把自己投身于自然中，对世界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反而会获得一种心灵的安妥。”④因此，李少君诗中的“自然”，其实远不只是诗人加以观照和描述的审美对象，某种程度上更是心灵皈依的场域。他的《神降临的小站》一诗，以一个小小的站台为视点，对夜幕笼罩下的北方大地进行了大胆想象与艺术书写，而最后一句“再背后，是神居住的广大的北方”，显示了北方这个独特的地理空间的神秘性和庄严感，暗示着北方大地适合寄寓人的精神与灵魂这一宗教性旨趣。短诗《自白》则写道：“我自愿成为一位殖民地的居民/定居在青草的殖民地/山与水的殖民地/花与芬芳的殖民地/甚至，在月光的殖民地/在笛声和风的殖民地……//但是，我会日复一日地自我修炼/最终做一个内心的国王/一个灵魂的自治者”，也将自我希望在山水自然之间找到心灵归宿这一主题鲜明彰显出来。而他近年来创作的《隐士》《新隐士》等诗，通过对在自然之中寻求心灵自由和精神旷达的现代隐士的塑造，敞现了将自然视作灵魂寄居地的高洁情怀。
第三，作为诗学范畴的自然。我们知道，“自然”是古典诗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有一品专言“自然”，其曰：“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萍。薄言情悟，悠悠天钧。”司空图认为，好的诗歌应该是自然生成的，所谓“俯拾即是，不取诸邻”，意思是说：真正美的诗境是任其自然而得，不必着意去搜寻。李少君诗歌讲求景物的自然呈现和心灵世界的自由书写，文学表达自然而然而不矫揉造作，情由境生而不因情造景，主体情绪随物婉转与心徘徊，绝不无病呻吟、隔靴搔痒，李少君诗歌的这种美学策略，与古典诗学中的“自然”观是极为切合的。换言之，“自然”其实是李少君秉承的一种艺术理念，虽然诗人并没有专门著文阐述这种理念，但从他一以贯之的诗歌风格中我们是能明确把捉到这一点的。李少君曾说过：“自然，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歌里的最高境界。”⑤我认为，在“自然”这一点上，李少君较好地继承了古典诗歌的审美特长，也巧妙接通了古典文学传统。《自然集》中的诗作，语言平易朴实，风格清新自然，情感自然流溢，体现出清水芙蓉的艺术之美来。
四
阅读“60后”诗人胡弦的诗，很容易让你想起情韵婉转的江南。那是吴越文化滋养着的圣土，渗透着人文情采和生命韵律的时光在此慢慢悠悠，千年流芳，而草长莺飞、云烟柳浪的自然景观，更为这独异的存在场域涂抹上浪漫的精神色调。胡弦的诗歌显示出独有的地域之态，那就是为人称道的“江南之美”。江南之美是精致细密的，也是浅吟低唱的；江南之美是花团锦簇的，也是行云流水的；江南之美，正与这现实人间的调式和步态相合拍。
在当下诗歌向着日常生活美学大步挺进的时候，胡弦也并未违逆这渐趋常态化的以述说日常生活情绪和生命经验为主旨的诗学方向，不过他的诗与当代诗坛司空见惯的直白浅俗的口语化表达大相径庭，此中没有任何粗鄙嘈杂的成分，没有丝毫不恭的调戏和妄为的反讽，而是面对生活的细致盘问，直视现场的深峻思考。如《交织》一诗，“交织”无疑是一个携带着强烈生命质感的语汇，某种意义上与人类命运本身有诸多类同。当一个女性用回忆和想象来述说一个男性，这幕图景本已“交织”着难以言尽的人生意味，在“她”的回望中接踵而来的“琴声”“刹车声”“风声”里，我们似乎读到了有关“他”的隐约的成长履历、斑驳的人生故事，而在我们的阅读反射中，此刻也“交织”着好奇、惊讶、疑惑、深究等多重臆想。由此可见，“交织”虽然只是一个极为细小的语言端口，但它也不啻为道说生活隐秘的恰切窗门，经由这个窄小的窗门，我们可能确切地窥探到个体命运的某种踪迹。
从《交织》的诗意建构笔法里，我们不难把握到胡弦诗歌的一个基本美学策略，即从小处着笔，往大处生发。他的不少诗作，几乎都沿用了这种构思套路：从一个很小的观照点上起步，沿着独特的思维路径，慢慢扩延，不断打开，直到抵达一个深厚而高远的人生命意处，给人带来鲜明的心灵警示和精神撞击。《砧板上的鱼》《空楼梯》《影子》《蚂蚁》《树》《灯》等，无不如是。入诗切口的细小，赋予诗人微观事物、精描对象的写作权力，也使最后的艺术成品，不出意外地显示出工笔画般的精细之美来。
江南多雨，多雨的江南于是成了许多生于斯长于斯的文人墨客无法回避的审美意象和艺术素材，并在很多江南诗人的诗章文句中频繁现身。胡弦也描画过这典型的江南情景，他的《雨》借大自然从容飘落的水线，散发出纷纭的江南情绪。细雨纷落，这是吴越大地常见的自然景观，也是一幕别有情味的人间图景。在这首诗中，诗人依次以“雨落下时”“雨落下来”“雨落着”“雨珠落向”等词组为导引，描述出细雨洒落时的阶段性情貌，陈说着诗人不断观望雨景时的情绪段落和思想流脉，带领我们深入到江南之雨的精神内核之中，领略其独有的妙味和情趣。诗人展开诗思的入口同样是细小的，而对雨落过程中情绪的呈示却是细密而精微的，对心灵暗迹的挖掘是精彩而深邃的。在对“雨”的描摹与写照中，我们能清晰地分辨到胡弦诗中流溢出的江南气息，那是微醺的、沉吟状的、低语式的；也能准确捕捉到那独有的南方节奏和步调，那是徐缓的、绵密的、精细的。在目下这个吵嚷喧嚣的消费文化语境里，我们的感觉已变得日渐迟钝和粗糙，对生活的细部越来越缺乏感知的耐心和深入的勇气，胡弦的诗歌因此显出了特别的意义来，诗人凭借对江南文化中独有的精致之美的有力继承，为喧哗时代存留了精微细密的情绪因子，也提示我们对灰飞烟灭的宏大历史，作出必要的警觉和防范。
江南是自然风物诗情萌动的所在，也是历史文化厚实深隽的空间。受这块土地哺育的诗人胡弦，也对历史的描述和思忖充满兴趣，他的诗歌，也屡有对历史情景的点染和反思之笔。《春天，九宫山吊闯王》《观楚舞记》《剧情》《后主》等，均是此方面的作品。细看《后主》一诗，“后主”之谓，可以算得上一个具有江南个性的历史文化符号，这个符号里集结着家国的兴衰、民族的悲愁等显在的情绪内涵，而在胡弦的诗歌中，这一符号显示出的并不是惨切和凄酸的历史意味，而是精致和唯美的诗化指向。在对“后主”所作的历史重构中，胡弦显然添加了更多超逸于现实的艺术性元素，填充进一个源自想象的诗意化场景，从而让一段惨烈的山河破碎、故国凋零的家国败局，转化为情味盎然、令人流连的审美活动。只是在收笔之处，当一个压低的声音如此诉说：“美哦，让人耽留的美，总是美如虚构。”我们才从幻觉之中稍有醒悟，并对那并不真切、转瞬即逝的生命情景生出些许的唏嘘感叹来。 胡弦如此熟悉江南的风物意境，如此了解江南的情绪底色，因而他的诗歌对江南情状和内在韵律的彰显，无疑是细腻和真切的，充满着令人迷醉的精致之美。新世纪以来，多数年届中年的当代诗人，已经日益呈现出艺术思维上僵化呆滞、语言表达上捉襟见肘、思想深度上无能超越自我的窘态，他们的“中年写作”所提交的文学成品，实在乏善可陈。胡弦或许是个例外。步入中年的他，近些年来不仅创作强势，佳作迭陈，而且在意境营造、语象取用、结构设置上更臻完善，令人刮目相看。尤其他的诗歌展示出的带有典型江南性格的精致之美，更是让人品味不尽，把玩不厌，赞赏不绝。胡弦的诗歌袒露着诸多的妙美之处，譬如造语讲究，结构精巧，旋律和婉，情绪流转自然等。可以说，他的每一诗章都是经得起逐字逐句地细读拆解的，几乎没有废弃的语词，没有冗杂无效的意象，就连诗中流淌的美学韵味和艺术气息都是相当精致简约、恰如其分的。在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里驰骋，胡弦的诗歌道尽了江南大地所蕴蓄的可人风韵和艺术质地，从而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精美程度。在我看来，胡弦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忽视的重要诗人。
上述有关几个诗人个体的叙述，只揭开了60后诗人群的冰山一角。可以说，在“六十年代生”诗人队伍中，只有少数已然退场，多数人仍在默默坚守着，韧性战斗着，他们忠实于自己的诗歌岗位，执着于自己的文学信念，精神可嘉，姿态可敬。而且，现场中的不少60后诗人，一边工作一边等待，寄望有更大的奇迹发生。用一位60后诗人的话说：我此前的积累，似乎是为将来某个时刻准备。
期待升华，期待涅，在非诗的时代，仍为诗歌日夜操持，不辞苦辛，以盼日后大有所成。奇迹是否必将出现，没有谁知道。但惟有坚持，才有希望。
这，正是一代人的诗歌宿命。
注释：
①雷平阳：《云南记》“自序”，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②谢有顺：《雷平阳的诗歌：一种有方向感的写作》，《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
③罗振亚、刘波：《我们的诗歌缺乏力量》，《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2期。
④李少君：《自然是庙堂，诗歌是宗教》，《绿叶》2009年第9期。
⑤李少君：《雾霾时代，诗歌何为？》，《延河》下半月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