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故乡：现代汉语诗歌的一种语言学阐释
20世纪初，现代汉语新诗诞生，对之的阐释随之展开。一个令人惊异的事情是，阐释者对于现代汉语诗歌的否定性评价屡见不鲜。从象征派诗人穆木天、李金发等人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将现代汉语诗歌的始作俑者胡适视为新诗的罪人开始，直到本世纪初，几乎伴随现代汉语诗歌的整个成长历程。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诗歌会诗人们批评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主义新诗人沉浸于风花雪月的玩耍而相对忽视对残酷血火交并的现实的勾画，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则高擎纯诗的旗帜讽喻现实主义诗人为一群只知“喊叫”而不知新诗为何物的附庸论者；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派”诗人陈敬容则将现代新诗的传统归结为以新月诗派为代表的“走出人生派”和以左翼诗歌为代表的“走出艺术派”两派，其非议和鄙视之词溢于言表。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新诗阐释学的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当艾青、章明等人对朦胧诗发出“令人气愤的朦胧”的意气言辞，当20世纪末新诗界发生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喧嚣论战，并各执一词，最后不了了之。资深的批评家兼诗人郑敏和著名诗歌批评家吴思敬展开关于新诗有无传统的争论时并同样无疾而终。20世纪80年代，卞之琳曾这样总结过新诗的命运，充满苍茫之感：“新诗虽然诞生了60年，在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门类占统治地位也有半世纪之久，可是不少人仍然目之为谬种，不承认它为正宗。”这意味着，尽管拥有着众说纷纭、看似热闹的阐释景观，但在这种繁华的背后，隐藏的则是人们对现代汉语诗歌认知的无所适从，依然缺乏盖棺论定的气度，这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结论总是不符合现代汉语诗歌生机勃勃的文本现实。造成这种局势的，固然同现代汉语诗歌的创作成绩的孱弱有关，但阐释者的关注视角，或者说建构现代汉语诗歌阐释理论的逻辑起点自身的局限性也不啻是造成这一窘态的重要因素。
显然的是。任何一个现代阐释体系的建立都必须有一个先验的合理的理论预设，一个可以统摄整个阐释体系的逻辑起点，然后以此为基点，来组织相关的概念术语，展开逻辑演绎、推理，从而形成一个相对自足的表述体系。对于如何确立这个逻辑起点，综观众多的现代汉语诗歌的阐释体系，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两个事实：一是首先强调其真理意义上的绝对正确性，并在否定他者的过程中来实现自我体系的建构；二是逻辑起点以及理论支撑资源往往并非源自自身，而是更多地呈现为一种他者意识。这种他者意识，要么是外在的社会政治话语要么是域外的某种先验的诗歌理论。事实上，现代阐释学的实证分析思维必然要求每一个阐释体系都要将“绝对正确性”强加到逻辑起点上，从而完成体系的建构，否则就会受到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质疑。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理念，要实现表述“正确性”的理论，就必须寻找到与之相对的所谓“错误”的逻辑起点，于是就必然带来众多阐释体系之间的对立意识。如果这种对立关系处理不好的话。就很容易带来结论上的狭隘，于是，过度张扬、夸饰自我、有意遮蔽异己已经成为诸多方家的无意识，在无形当中左右着人们对现代汉语诗歌文本的阅读。当一个逻辑起点居于主流时。相关的现代汉语诗歌文本开始君临天下，其他的就只有扮演小丑的份儿了，或插科打诨自我解嘲，或自怨自艾，落落寡合，比如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以政治抒情诗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歌居于主流时，现代主义诗歌则被放逐于边缘。这种失却诗歌生态平衡的阅读视角决定了不同的逻辑起点之间呈现为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格局。但事实上，诗歌文本的多声部特征和读者阐释的多角度化指向决定了对于现代汉语诗歌而言，任何一种阐释体系的逻辑起点都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是“绝对正确的”。应该说。任何一个逻辑起点所引致的较为合理的阐释体系必然是“局部的真理”。是一种片面的深刻，走“偏锋”是其必然命运。 那么，他者意识呢?事实证明，作为外部介入，它对于现代汉语诗歌阐释体系的形成和走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某一时期甚至是现代汉语诗歌价值厘定和内涵确立的不二标准。 首先是政治话语。政治话语对现代汉语诗歌的文本阐释的影响是有且共睹的，从早期的革命文学开始，无论是对红色鼓动诗还是无产阶级诗歌运动的评价，莫不如此。尤其是当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基于特殊的时代形势作出“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的论断时，政治集团话语对已有的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和阐释的建构原则进行了有选择的解构和重构。“绝对正确”的政治话语的逻辑起点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以不容置疑的强硬姿态规范着它的价值取向、分析方法乃至叙述架构的搭建。甚至说，这种影响至今尚以颇为固执的姿态在“发挥着余热”，后来者很难逃脱这种已经具备传统力量。并且相对稳定的逻辑起点，现代汉语诗歌发展史的时间、流派划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影响。 其次是以域外诗歌理论为中心的他者意识。从价值观念上看，这种他者阐释看起来似乎要合理于外在于现代汉语诗歌的政治话语。因为它毕竟在宏观上属于诗歌本体。是现代诗歌在不同语言体系之间所产生的横向影响。但实际上，正是因为是立足于诗歌本体的影响。它对于现代汉语诗歌阐释格局的影响才更为值得关注。应该说。现代汉语诗歌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西方诗歌理念在现代汉语语境下的演绎过程。从中世纪的十四行诗到20世纪初的英美自由诗运动，西方诗歌积淀几百年的文体实践几乎都可以在现代汉语诗歌中找到相对应的“克隆”版本。受现代化资源的不均衡的影响，同社会意识形态的模拟西方一样，对现代汉语诗歌而言，无论是从时间意义上还是价值取舍上，西方诗歌都是一种毋庸置疑、“绝对正确”的诗歌先知。与这种认识相伴随，现代汉语诗歌很清醒地将与西方诗歌相关的阐释理论作为“绝对正确”的逻辑起点。新月诗歌、象征主义诗歌等等诸如此类。但一个事实是，现代汉语诗歌面对的并非是单一对象的选择，而是西方现代诗歌酝酿几百年的、堪称浩如烟海的文本景象。就时间的先后顺序而言，这些组合本来属于诗歌发展的历时坐标，相互之间呈现为一种否定性的承继逻辑关系。但当这些相互之间各自相对独立。轩轾颇多的文本景象以共时的姿态横贯在现代汉语诗歌面前时，它在欣喜若狂的同时不得不面临一种难以取舍的尴尬。因为相对于刚刚从传统古典思维步入现代概念的现代汉语诗歌来说，即便是在时间上堪称老朽的西方十四行诗在表述样式上也显得“现代”许多。就语言表述而言，即便是西方的格律诗，在以直译的方式出现时，对于传统汉语诗歌的从字数到音韵的格律表达而言也颇具几分“现代”的味道，被胡适誉为“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的《关不住了》就是直译自美国现代女诗人Sara Teasdale的格律诗《Over The Roofs》。在这种整体现代性的共识下，西方诗歌的每一个文本具象和诗歌审美观念都被不同的现代诗人奉为圭臬。“中国新诗”人倾向于奥登、艾略特的知性理念和荒原意识。闻一多和徐志摩则为王尔德的唯美理想和济慈的浪漫幻觉所折服，蒲风和周扬则对玛雅科夫斯基的“未来主义诗风”和吉尔波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念喜形于色，等等。如果说因为纵向时间的存在使得西方诗歌的不同阐释体系之间的矛盾症结因为时间的距离而趋于合理的话。那么，对于萌生不久的现代汉语诗歌而言，这种时间距离之短，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时间老人无法为它提供更为充裕的时空尺度来逐个演绎西方诗歌的每个辉煌。而是如洪水崩临一般将众多的西方诗歌阐释理论摆在其面前，何去何取。一下子显得杂乱起来。当现代汉语诗歌的每一个阐释体系都认为自己所私淑的某一个西方逻辑起点是真理时，在西方诗歌视野内看似合理的、历史意义上和谐共存的阐释体系在现代汉语诗歌这里一下子变得格格不入起来，而且有夸大的倾向。于是我们看到，“商榷”“求教”式的阐释模式一度充溢着现代汉语诗歌的阐释领域，“否定”与“被否定”的断然评价也就势所必然。结合着敌我分明的战争年代的独特的时代氛围，二元对立思维也成为主导性思维。“绝对正确性”的先入为主观念和这种因为共时的存在而充满矛盾的西方诗歌理论以及政治话语纠结在一起，形成了现代汉语诗歌阐释领域众声喧嚣的焦躁心态，从而弱化了理性的思考和较为客观的论证，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人们对现代汉语诗歌的客观认知，这也是造成人们至今对现代汉语诗歌的文本理解仍然感到无所适从、小心翼翼的原因所在。
就文学阐释而言，虽然任何时代的任何阐释体系都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收获确证性的终极阐释结果，无法找到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阐释标准，但总会有一个相对的较为合理的为大多数人所广泛接受的阐释体系存在，就如唐诗宋词，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无法否认其语言层面上的格律成就，奉他们为汉语诗歌中的黄钟大吕。按照这种思路，那么，在摆脱了研究视阈中的狭隘对立思维后，如何选择一个较为恰当的逻辑起点，为现代汉语诗歌建立一个较为合理的阐释体系，就成为了新时期以来众多学者所孜孜以求的目标。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重新获得了自由言说的阐释环境。关于言说的可能性的疑问已经不复存在。于是，人们试图突破固有的人为的画地为牢的僵化性思维的束缚，试图从知识综合的角度，从另外的学科视界、以陌生的眼光来重新打量原本熟视无睹的现代汉语诗歌的文本世界，从文化学、心理哲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来阐发现代汉语诗歌，这种多点开花的局面打破了固有的单一思维的研究格局，克服了传统的单一中心话语研究所带来的弊端。在告别庸俗社会学的单纯外部研究后，众多研究者试图从系统论的角度，从多学科的内在联系的角度来挖掘现代汉语诗歌的本体内涵，由此而引发出现代性问题、自我认同问题乃至于综合的、整体性的诗歌流派考证等许多问题的思考，从传播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现代报刊与现代汉语诗歌的关系，等等。这些都为建立较为合理的现代汉语诗歌阐释体系做出了切实的努力，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绩。 另外的一个事实是，就整体而言，在现代汉语诗歌研究的视阈上依然没有纠正传统研究所遗留下来的研究对象不均衡的态势，而且有所变异。这显然不是现代汉语诗歌阐释体系所应呈现的合理局面。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于现实主义新诗的阐释和颂扬一度成为现代新诗阐释体系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目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9年以后的新时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阐释往往最终走向了过度阐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引致了现代汉语诗歌阐释者的麻木甚至是面对这种非合理的过度阐释所产生的不屑。因此，新时期以降，出于对传统研究弊端的过度反驳，也出于对研究对象的客观性重评，现代主义新诗成为而且至今仍是现代汉语诗歌阐释的焦点，这本无可厚非，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说，对现代主义新诗的研究仍然远远不够。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现代主义新诗阐释的一枝独秀同样带有现代汉语诗歌的阐释局面又迈入另一个阐释极端的嫌疑。在努力挖掘被埋没的现代主义新诗的相关资料和重估其价值的同时，现代汉语诗歌阐释却相对忽视了初期新诗、现实主义新诗在新的阅读视阁下的重新阐释问题，这同样是表现为一种意气偏见，或者说，现代汉语诗歌阐释体系仍然没有寻找到一个能够统摄其整体的逻辑起点，一种更加符合诗歌文本实际的切入视角。 至今为止，人们总是有意“误读”语言为一种单纯的表述工具，一种外在于诗歌之外的非本体存在，在“形式服从于内容”的固有理念中，语言只是一种游离于内容之诗的形式附庸者。实际上，这种对语言的认识不但曲解了传统汉语诗歌而且曲解了西方现代诗歌的语言态度，也从根本上忽视了诗歌内在的本质。无论是中国的朱熹还是西方的黑格尔，在他们关涉诗歌的哲学中。“言”的形态以及如何“言”一直是阐释诗歌的首要命题。就汉语传统诗歌而言，“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苦楚以及“推敲”的典故决定了诗歌的外在语言具有了决定诗歌文本成败的本体意味。步入20世纪，西方哲学界发现困扰哲学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种语言问题。都必须首先解决语言的问题，然后才能实现充分解决体系内的困惑，因此而引来了所谓哲学的集体“语言学转向”，一切哲学的批判都是语言的批判，这种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语言的理解已经从本质而非表象的层面超越了传统的语言学认知，标志着语言本体论思维的出现，而且这种语言本体论不单单是一种单纯的语言学理解，它包含着诸多的心理学、结构主义等综合性的语言理解，错综而驳杂。西方哲学的这种对语言的“崇拜”和敬畏引发了人们对语言产生更多的思考，催生了诸多深刻而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比如，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将语言视为一种看待宇宙关系的世界观，一种民族精神的代言者；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将语言作为人类认知的前提，是宇宙万物的“存在之家”：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所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则对现代语言表述的内在机理进行了系统而科学的阐述，为现代语言的技术化和可操作化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而改变了传统的语言习惯和路径，也从情感上剥脱了语言的神秘化色彩；由对于诗歌的分析和阐释而引发的新批评学派和由索绪尔开创的现代符号学派更是将语言视为阐释宇宙关系的首要因素。
总之，20世纪以来的文学界。无论是对传统的重新发现还是西方语育哲学的重新阐释都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已经由先前的“表述工具”论和单纯的形式论走向了本体论和价值论。这种走向必然会带来文本阐释的系列重组。毫无疑问，语言的本体论和价值论认识对于诗歌而言尤为重要，因为无论是传统汉语诗歌还是西方的诗歌传统，都是通过外在或内在的语言尺度来界定和分析诗歌的。对现代汉语诗歌阐释现状反思的基础上将研究的逻辑起点放在诗歌语言的层面上，就具有了重新阐释现代汉语诗歌文本的理论可能。其实。以诗歌语言作为切入视角是一个老而弥新的选择。之所以“老”，是因为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谈及现代汉语诗歌的何种问题，总是难以回避语言的思考，而且已经有很多学者或多或少地涉及过这个层面的问题，产生过诸多的争论。之所以“新”，是缘于在对语言认识的观念实现转化之后，至今为止对之尚未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讨论。新视阈所带来的诸多重述尚未得到有力的辨析，许多看似定论的结论尚未得到深切的反思，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问题依然是诸多的学者和现代诗人感到困惑的核心命题。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仍然没有从意识的深层摆脱传统庸俗社会学的批评视角，并没有真正确立诗歌语言的本体论意识。从内容出发仍然是现代汉语诗歌阐释的居于主流的阐释视角选择。孙绍振认为“现代新诗的形式还是一种草创的形式”，何其芳从切实的创作体验出发同样感到困惑。“中国新诗我觉得还有一个形式问题尚未解决”。这种结论显然为已经拥有百年传统的现代汉语诗歌在情感上所无法接受。但在事实上不得不点头称是。具体到之所以如此的原因，现代汉语诗歌阐释尚未能提供一个合情合理的、有着充分说服力的答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情。 “诗歌史就是诗的措词(Poetic Diction)发生、发展、消亡的循环史”，其实不光是现实中文本具象问题的要求，对语言问题的解决对于现代汉语诗歌而言不但不是一个边缘性的附加命题，而且是一个关涉到现代汉语诗歌身份设定的根本性命题，无论是颇为新潮的现代性思考还是是否存在传统的争论，如果追根溯源都必然要关涉到语言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以语言作为现代汉语诗歌阐释体系的逻辑起点，它不但具备了本体论的意义而且对现代汉语诗歌的文本创作而言具有了普适性，既能够把握到现代汉语诗歌的本体肌理又具备了从整体上做一全局整合的可能性，也就具有了解决现代汉语诗歌研究的不均衡问题。另外。囿于传统的语言认识，对于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研究，人们往往停留于静态的语言分析哲学层面。这种分析思维从由音韵、节奏等为组成的传统汉语诗歌的静态语言学视角来分析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形态，然后梳理其语词构成、音韵形态乃至于节奏安排，等等。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在他的《汉语诗律学》中就是采用此法。毫无疑问，这种静态的语言研究确实解决了现代汉语诗歌的某些重要问题。比如从外部语言上同传统汉语诗歌以及域外诗歌的比较问题，音韵的问题，等等。但如果仅仅局限于此，势必会阻碍着人们对现代汉语诗歌做进一步的深入理解。事实上，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表述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自足的存在，这种自足性表现在它在承担表述任务的同时也以自身的规则来影响和规范着现代汉语诗歌自身。 诗意的表述和语言选择之间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当诗人的诗意心像表述为外在的语言符号时，对诗歌阐释而言，外在的语言符号本身就是诗歌的全部，因为读者面对的是语言文本现场而非诗人创作现场。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汉语诗歌的脱胎于传统汉语诗歌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汉语自身对诗歌的崭新理解，它的每一次语言表述形态的变换带来的不仅仅是外在语言形式的变迁，而且是一次涛歌内在质素的重新组合。比如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李金发的诗歌的理解，如果从诗歌语言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它的法国象征主义的支持资源的角度来看的话，相对于当时现代汉语诗歌的拒绝传统，李金发的诗歌则显示出强烈的传统汉语诗歌的表述痕迹，意象的并置，对纯粹表示语法关系的虚词的简化，等等。这就不得不让人重新思考初期象征主义诗歌在现代汉语诗歌史上的位置和价值评价问题。它应该是最早的探讨现代汉语诗歌与传统汉语诗歌的间接问题的诗歌文本。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代诗人对于朦胧诗的悖离与其说是对来源于颂歌思潮的“宏大叙事”的讨厌，不如说是对朦胧诗语言后期僵化、呆板的隐喻状态的不屑。这些重新的阐释都因为立足于现代汉语诗歌的本体，相对更具合理性。其实，李健吾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有过相类似的认识，他说：“字不重要，字是工具，工具本身从来没有过高的任务，但是，致命就在这里……没有字，饱满的生命变不成饱满的诗，一位雕刻家必须首先认识石头木头的性质，正如一位诗人必须首先认识文字的性质，看它们有多大的力量担当生命的寄托，有多大的容量承受生命的灌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