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亚杰结构主义理论的语言学回归
1 语言的核心作用是“达意”，即实现意义的传递，如果语意不能被传递，就无法实现语言的功能
那么言语传递的介质就是第二位的了，皮亚杰试图通过结构理论来说明语意传递的介质形式。譬如对婴儿啼哭的感知和理解，将决定监护人接下来该做出何种处理，但婴儿却不需要“理解”监护人是怎么想的和怎么做的。只要实现了语意的传递，介质就完成了自身的使命，不需要成为一种特定的“结构”来帮助婴儿“认知”。换言 之，在不了解结构的时候，婴儿就可以运用结构了，这一点对成年人来说也是一样的。除非我们承认结构先验的存在，否则就无法解决维特根斯坦的疑惑：一个人可以听懂他从未听过的一句话。 当然，在对语言学的研究中，研究者会不自觉的把注意力聚焦在语言的“创造性”作用上，这样以来就为语言结构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先验的前提：新言语形式的成立，是建立在原有结构的破坏或“转换”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言语必须有一个可供分析的结构，否则的话，就无法实现“创造性”的转换。我们的语法书中充满了词法、句法的概念，这里的“法”就是对结构的规则性表述。但即使在语法书中，依然普遍存在大量的“例外”。在社会生活中，语法中反结构因素的存在，并不会削弱言语的交流功能——传递语意的强度。那么，结构化的语言存在的意义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对语言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语言自身的结构，而是语言依存的外部环境——社会和政治环境。拉法格研究了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法语变化后指出：“要寻找语言现象的理由，有必要了解和认识社会和政治现象，语言现象无非是社会和政治现象的结果。”①同样五四运动对于汉语言的影响是为我们所熟知的，从文言到白话，汉语语言结构的转换只是一种表征，其背后隐藏的是社会与政治环境的剧烈转变。因此，语言的结构问题是一种对表层的应用关系的处理，导致结构转换的社会政治背景才是我们需认真审视的对象。 单从语言学的结构主义视角出发，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在距今大约3000年至2000年间，一些现代语言的先祖们的文字结构和语法结构却显得异常复杂：古埃及象形文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篆书、玛雅象形文字、古印度梵文等等。但随着语言的演变（方言化），现代语言的语法结构又变得相对简单了。特别是在印欧语系语言的演变过程中，由梵文无比复杂的性、数、格、时态结构到古希腊文、拉丁文，再到现代罗曼语族的结构演变，语言结构明显走向了简化。 这种由不完备的原始语言发展到具备宗教特性的复杂语法结构的语言，再到现代社会语言的大众语言的演进过程，已经说明了语言本身的结构不具有先验的抽象特征，而其复杂性是由社会发展的程度决定的。在社会语言学的视阈中，一直存在着语言使用上的双重结构：精英语言和大众语言的区别。这方面的历史学证据不胜枚举：诺曼征服后的英国社会和17至19世纪中期的欧洲以及中华帝国时代的东亚文化圈（朝鲜、日本、越南）等等，上层社会的语言和大众语言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这种语言学上的演变形成了两个封闭的场域，而皮亚杰的结构逻辑却无法消除这种语言学上的巨大裂痕。 2 经验生成机制在“语义”的表述上起了主导性作用，在我们不能通过言语来表述意思的情况下，对语意的理解是通过猜测来实现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处理经验性事件的主要手段是经验本身，而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科学的高度精确性毫无用武之地。但是社会人必须面对的现实是语言所代表的社会关系，而语言本身是对人毫无影响的，产生影响的是语言背后所代表的结构——社会规范或政治、经济实力。只要人无法对抗或脱离这种“结构”（社会关系网络），语言就会对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皮亚杰的理论架构中，结构三要素中的“转换”是结构主义最大的弱点，结构是否存在取决于结构本身的持续时间、内在运动规律，还是说作为一种直观的“形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结构本身给自己一个“转换”的属性，无非是说明结构缺乏形式上的稳定性特征，故而其“整体性”的特征就为成为下一个受到强烈质疑的目标，而事实是，在对“整体性”的论述中，皮亚杰并没有给出对“整体性”的合理解释，而是直接跳到了“结构的第二个特性”了。 如果以时间作为尺度，那么结构本身的整体性就更加无从谈起，时间尺度仅以人的认知范围作为“界限”，那么任何事物都是具备“整体性”又不具备整体性的。这种整体性悖论确实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此外，皮亚杰认为内在的运动规律成为一种结构具备科学定义的唯一条件。由于“科学”规律可以被认知、验证和运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结构是可以在时间序列中留存（相对静止）。但是内在运动规律却无法解释非“科学”定义范畴之外的诸多经验性事实。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结构一定要和科学建立“牢不可破的联盟”。这也很好的解释了皮亚杰所谓的“一项起结构作用的活动，只能包含在一个转换体系里面进行。”②转换更像是一个留给结构主义的逃生退路，当你准备批判它的缺陷或认识它的本质时，它已经转换了。 也正是由于对科学逻辑的高度依赖，才使皮亚杰的结构主义必须先从数学结构、逻辑结构开始建构，然后途经物理学、生物学，再跳跃到心理学，最后才是语言学并希望付诸于“社会研究”。这种从抽象（数学、逻辑学）到具体（物理学、生物学），从无机（物理学）到有机（生物学），再从人的躯体（生物学）到人的精神（心理学、语言学）的华丽转身，已经说明了皮亚杰结构主义的局限性：问题不在于结构主义的跨学科运用，也不在于对结构主义理论的多学科解释，而在于为实现“社会研究”的目的借助纯粹的逻辑推演。这种推演过程或者叫归纳过程，只是在强求各种学科领域中经验性事实的相似性。对这类相似性经验的提取，只能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而不能当作科学的结论。也就是说，皮亚杰的结构主义的论述逻辑，是通过对各个学科中相似性概念的堆积来进行的一场文字游戏。 3 结语 综上所述，皮亚杰的结构主义理论将数学与逻辑学的内部结构作为其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而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其理论最终回溯至语言的结构域中。在此，一种先验的结构体系建立起来，并依次将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纳入其中。而社会语言的逻辑结构被皮亚杰作为社会分析的初步工具，再反观皮亚杰希望从语言的“逻辑”关系上去寻找结构主义的依据，就显得自相矛盾了。社会语言并非缺乏一个“自然”的生成过程，而是语言结构的变化表现出对社会变化的自我调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语言的意义是从外部赋予的，在我们接触或接受某些言语时能够实现“即时理解”，那么，作为皮亚杰结构理论的贯穿始终的“逻辑”便被搁置一旁，成为了一种纯粹的自我封闭的运算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