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拥有着辉煌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优势，在华语电影圈中不论是从手艺角度来看还是从产业角度来看都是最为领先的。丰富多样且成熟完善的类型模式、乐而不“愚”的娱乐精神、高度健全发达的产业体系……这些使得香港成为华语影圈乃至亚洲电影最重要的生产基地。然而，一切的一切背后真正为香港赢得“东方好莱坞”盛名的最传统、最根源的优势则是创意。没有源源不断的创意生产与创意增值就不能形成香港电影如此丰富多彩的生态，创意也是香港电影能够走向世界的起跳点。
泰晤士报曾经以那句著名的“一个借来的地方，靠借来的时间过活（A borrowed place living on borrowed time）”来形容香港。正是基于此种时空焦虑的紧迫感与自觉性造就了香港人乐观向上的精神，让他们拥有不竭的奋斗驱动力。而香港电影也携有明显的“借来的时空”特征，即与生俱来的约束力与其约束性所激出的爆发力，这个被约束到爆发的过程也就是创意的生产过程，或者说这就是衍生出了庞杂多样的类型和港味美学的香港电影的创意源及原创意。
本文试图从创意角度来考察CEPA签订实施近十年以来香港导演的电影创意力和创作状况，其中包括香港与内地的合拍片和港产粤语片。CEPA的签订与实施为香港电影人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创作空间与市场空间，也对香港电影生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喜忧参半”的巨大影响。CEPA所代表的绝不仅仅是“香港电影在内地将和内地电影受到同等待遇，同时引进香港电影也不再受到限制。”这样的就电影生产本身而言的开放条件。“后CEPA”这样一个时间向度连结着两个“借来的时空”，一是“九七”回归前的“异域”香港，二是那个风生水起的香港电影“黄金十年”。
正是从这样的意义出发，“香港电影高调进入内地，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正是当年录像厅时代悬而未决的，即在最大限度上与内地审查制度与观众趣味做无缝对接”。①又在于“后CEPA”时代的香港电影主力军正是顺时而生、急寻出口的“黄金十年”健将们。于是，笔者将香港导演的“后CEPA”时代创意作为描述为是“借来的时空”的归还。CEPA以来的香港导演的电影创作分为三支流线。一支是以陈可辛、徐克等人为代表的这一批资深“老”导演在“北上”潮流中在“合拍片”中做出的“创意”努力，他们带着旧日盛名踏上北上之旅，有对“创意品牌”的保守的地域转换增值，也有对“创意品牌”的新探索；一支是许鞍华、杜琪峰、罗启锐等人坚守在香港，对原汁原味的港产片“创意”的提升；还有一支则是以彭浩翔、郭子健、梁乐民、陆剑青、叶念琛、冯德伦等新一代导演为代表的独辟蹊径的“创意”生产。这三支流线间亦有互相渗透、互相整合，而正是这互相渗透和融合的过程映现出了当下香港电影的生态全貌，以及在其大生态各处孕育着有关新风向的种子。
一、“老”导演们的“北上”合拍片：
“吃老本”或新探索
2004 年CEPA条约中港片可以作为国片政策实施后，大批香港导演“北上”拍片。而其中走在最前方，规模与势力最强大的群体莫过于顺时而生的资深“老导演”们，他们当中包括徐克、王晶、吴宇森、周星驰、陈嘉上、陈可辛、黄百鸣、尔冬升、陈木胜、唐季礼、杜琪峰、于仁泰、刘伟强、麦兆辉、庄文强、马楚成、刘镇伟、马伟豪、许鞍华、张之亮、高志森、陈德森、张坚庭、叶伟信、曾志伟、袁和平，等等。他们几乎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全盛时期的原套班底。
起初，陈可辛的《如果・爱》和徐克《七剑》《女人不坏》这样试图在内地探探新路子的步法遭遇了挫败，而黄百鸣《家有喜事》系列与王晶《大内密探灵灵狗》《财神客栈》此类保守运作则获得了商业成功，这是否意味着翻出老本 “炒冷饭”才是北上导演最稳妥的路？在2009年的《大内密探灵灵狗》的超高票房带动虚假信心之后，市场迅速膨胀，大量过气创意“炒冷饭”现象出现。而在此风气与内地观众猎奇心态的化学反应达到一定饱和状态后，香港电影人对“创意品牌”老本的消耗已达到临界点，合拍片也面临创意的枯竭，这样的局面显然不是CEPA和“北上”导演们的初衷。
鉴于对这片“处女地”的不确知，这些在上世纪已获市场认证的“权威”创意的拥有者们北上的首选即最佳选择就是“吃老本”。“老本”即权威“创意”的核心便是沉淀已久、战无不胜的类型程式及各自印刻多年的“港味”美学风格与商业运作经验。如何掌握这些“权威”创意的复制与翻新，也是克服“水土不服”归还“借来的时空”的重要功课。在由港片到合拍片的嬗变过程中，不同类型创意与美学风格的拥有者们面对相同的内地的文化环境、电影市场环境与审查环境寻找各自的出路，做出艰难而真诚的新探索，而这些新探索也不得不将票房作为最重要的基准而进行。
2005年起北上的陈可辛可以算是一个典型，在他身上能看到北上导演在合拍时代的尴尬处境、他们的探索与应对。他时刻保持对时势的敏锐触觉，几个步骤都巧合地踏在合拍片的转折阶段。在他北上的八年时间里经历了中国内地市场的巨变，《如果・爱》――《投名状》――《十月围城》――《武侠》――《血滴子》――《中国合伙人》，这一路是他导演生涯的转变，更是他的电影创意在内地市场的验证之路，每一部影片都作为一个标杆来代表他在合拍片八年中做出的探索。作为敲门砖的《如果・爱》是实验歌舞片新类型探索，而这部影片的失败让他意识到为了适应内地环境必须先投入到古装武侠片的内地热潮中。《投名状》是类型和资本的整合，影片2007年正式公映后好评不断，票房表现不错，也成功扩充了市场，但海外票房失利。而作为弥补和转变思路，在《武侠》中陈可辛试图用“微观武侠”的新概念来瞄准国外票房。而从题材、内地市场定位、应对审查等方面真正面对“北上”和“合拍”做出的探索是《十月围城》，而这也引导了合拍片的新方向。陈可辛大打内地“陌生”而熟悉的孙中山的“民主”牌，又一路铺满父子爱、主仆情等个体情感的共鸣，这是既符合官方意识形态又迎合内地观众的民族历史叙事。运作上又以缜密的商业套路作为强大后盾，既突出了香港特色又遵守了内地审查的游戏规则。最后锻造出的是一部质量过硬而有新意的电影，赢得盆满钵满掌声不绝。为了迎合内地市场，他过去所擅长的《甜蜜蜜》式的现实题材没有了用武之地，而在经历了八年的创意投放与反馈回收之后，2013年强势回归到自己最擅长也最喜欢的现实题材，拍摄了《中国合伙人》，取得了5.35亿的票房。《中国合伙人》中陈可辛“贩卖”梦想，并映射变革中的中国与身处其中的人们的心路历程，又像《十月围城》一样搭配了准确射中人心的商业套路取得了成功。这也可以看做是他往日在现实题材创作中摸索出的创意在内地新环境中的成功突围。 细数CEPA十年，对于大多数香港导演而言，“北上”多少意味着身份丧失和“妥协”。而静观近几年的电影市场反应，我们也看到大制作的古装合拍片资源渐少，《失恋三十三天》这样的时装国产片大热，这也给北上导演们带来了更多新挑战。而在CEPA十年之际的2013年，我们也惊喜地看到有别于之前的“委曲求全”式的消极论述的新可能与新气象，这要从两位个性色彩极强的导演迟来的“北上”作品说起――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和杜琪峰的《毒战》。“它们懂得暗度陈仓，抑或学晓擦边球；陈述表子里子，抑或角色扮演游戏；身份开拓，抑或身份埋葬，是两部电影说不定的讯息。”②叶问作为既携有香港情怀又能投射到内地的“英雄”，是近几年合拍片屡试不爽的题材。而真正拍到其身份内核，将两地资源利用到极致的当属《一代宗师》。《一代宗师》拍的是整个中国武林，而南北武林又是当前政治环境的反映。而作为一部爱情功夫片，又不失“王家卫”陈酿已久的风味。王家卫在合拍片时代下保留了自我的创作精神，在合拍片现有框架下把最擅长的东西发挥了出来。如果说王家卫是在限制中最大限度地做自己，那么杜琪峰则是挑战限制、突破缺口，打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安全出口。《毒战》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下尽功夫拍孙红雷饰演的警察，而在高举的“主旋律”之下藏匿的是杜琪峰豢养多年的“黑社会文化”――古天乐背后的故事这才开始徐徐道来，而《毒战》放置于杜琪峰的电影作品序列之中也绝对是一次进步。
二、老导演们的“香港制造”：
“港味儿”的坚守与提升
内地市场全面开放以来，香港电影人都纷纷开始拍摄呵护内地观众口味的影片，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合拍片曾因为剧情不接地气、港味缺失等原因而饱受争议，但我们也仍能看到像许鞍华、杜琪峰、罗启锐、尔冬升、邱礼涛、林超贤等风格导演继续以香港为基地创作本土题材的电影，延续至今的“港味”美学也得到提升。这些得到提升的创意精准投放到内地市场也将散射出无限光辉，实现创意的再增值。
2009年，在香港电影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罗启锐的一部港味十足、感人至深的《岁月神偷》无疑带来了新希望。影片呈现了20世纪60、70年代的旧香港，在香港老街永利街实景拍摄。影片里满是戳中泪穴的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与艰难坎坷，而经历了风雨仍乐观而平淡地面对生活的主人公又是一种象征，就像影片中吴君如的台词“一步难，一步佳”一样，透露出的是乐观向上的“香港精神”。而监制张婉婷认为：“《岁月神偷》的核心其实讲的是情，包含着亲情、爱情和邻里情。时代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体验不到这种一家人同甘共苦的时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片中，就算是江湖大佬也会对家人呵护备至，而新世纪的香港制造则呈现着某种‘去亲情化’的迹象，片中人痴迷于乱爱仇杀，影像上片面追求视觉奇观。这并非是电影的错，而是整个社会便是如此。正是这些，使得年代和地域，都不重要，因为爱和一些东西永远无法被偷走，是各时代人的通用语，关键是你是否真诚地表达而不是哗众取宠。”③《岁月神偷》成为票房黑马，成为“香港骄傲”，也正是出于这份对“情”、对“真”、对香港精神的拾起。
三、“新导演”群体：独辟蹊径的新创意
如果说上述“老导演”们更多的是为了有意适应内地市场而做出了对“创意品牌”的“地域性”调整或者是已有风格的“时代性”提升，那么以彭浩翔、冯德伦、郭子健、梁乐民、陆剑青、叶念琛、黄真真为代表的新一代导演是带着鲜活的创意感独辟蹊径的。他们得益于于香港电影创意优势的熏陶，但不尽染于香港电影昨日的辉煌，他们的电影创作不是求相对地域的“新”和相对时代的“新”，而是绝对“时空”的“新”。他们每个人都形成自己的一套风格，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取代成为新一代香港电影的主人。
被人冠以“妖刀”“怪鸡”等绰号的彭浩翔是香港电影人中最“剑走偏锋”的“怪杰”。他的电影以大胆的“重口味”来揭露最讽刺的真相，以“恶趣味”来“小清新”、和描摹温情，而那些有浓重的自身生活印记的小创意点更是不琐碎而真切，以“日常生活的陌生化”抵达人心。在《爱的地下教育》等读物中已树立起来的“恋爱导师”形象中便可见得彭浩翔对当下都市男女爱情法则的敏锐触觉。而对当代都市情感的触觉根源上是他对这个时代的触觉，而在北上的空间迁移中他也并未放弃“港味”。如果说《志明与春娇》是还原了香港原生态，那么《春娇与志明》就是又接内地气又不失“港味”而得到影迷的赞誉，他如今还将携手华谊兄弟打造新作《撒娇女人最好命》。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新导演的影片比起老导演们更创新、更文艺、更香港、更精致。郭子健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离岛上的故事《打擂台》获得上届金像奖最佳电影，而在他与周星驰联合导演的《西游降魔篇》中亦可见得他鲜活的创意感；叶念琛的《十分爱》和《婚前试爱》中我们看到最贴近现代港人的细腻情感；黄珍珍的《分手说爱你》运用DV拍摄方法，用实验精神去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想法。而在梁乐民、陆剑青的《寒战》中，驾于香港警匪片类型创新之上的――它是合拍片时代里的一次突破。片中呈现的是作为安全城市、金融中心的香港，一部宣扬香港法制精神的香港“主旋律”投放到内地市场，不得不说是又一种高明的“北上”。
四、新展望：活在当下，回到电影
过去10年，CEPA补充协议已经签署9份，香港电影在其中也受到了重视。以吴宇森、徐克、陈可辛、刘伟强、陈嘉上等为代表的导演打造了多部票房大片，市场和票房做出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促进了华语电影的繁荣复兴；而整个香港北上团所构筑出的电影生态，题材上从稳准的单一古装动作路数拓展为丰富而多样的繁荣景象，渐渐渗透到爱情、历史、剧情、喜剧、文艺等多个领域。而影片成色上也从大制作、迎合内地观众的合拍片拓展到既接地气又不失港味的合拍片甚至《岁月神偷》《桃姐》等“香港制造”也成功行销内地。优惠政策保障下的“北上”形势大好，但也伴随着“水土不服”的隐痛，而这些北上军团的导演们用各自的创意找到了各自的出路。
8月29日，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和商务部副部长高燕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补充协议十》，根据香港《文汇报》报道，纯香港制造的粤语原声电影，只要通过审批，加上国语字幕即可内地发行，这也无疑扩充了“北上”的意义。如关锦鹏所言：“对大陆观众而言可以找回对香港电影的热诚。”这也将使得香港电影人突破更多限制、有了更大动力去更好地坚守“香港制造”的阵地。另一方面，“香港制造”在内地市场的扩大也有让他们沦为充满“自我审查”的另一种“合拍片”的担忧。
将视野放宽，以电影大生态视野来观望，香港与内地在相互交融中衍生出的对创意的相互支持与启发的成果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部分。江志强的安乐影业对于新导演创意的扶植，不止于梁乐民、陆剑青的《寒战》，也有对内地新导演的创意扶持，其中薛晓璐就是个典型。从《海洋天堂》到《北京遇上西雅图》，安乐对于内地新导演创意的扶持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另外，作为《人在逋尽返诙部的《泰濉反笕龋成为国内票房冠军，这部影片正是受到《人在逋尽返钠舴；而这部反映春运的《人在逋尽氛出自香港导演叶伟民之手，这也可以看做是“后CEPA”时代两地创意的互相渗透与“滚雪球”。
对于香港电影人，CEPA至今也充满了种种矛盾论述，香港电影的未来是什么面貌，也需要由时间去呈现。而笔者认为，“借来的时空（A borrowed place living on borrowed time）”连结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活在当下”，而于香港电影人而言，CEPA的意义不应该是“救世主”，而是将自己交还自己、让电影回到电影。
注释：
①索亚斌：《香港电影：商业美学的分化与回归》，《当代电影》2010年第11期。
②张伟雄：《致活在当下的香港电影：编首语》，《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季刊》2013年7月。
③http：//ent.sina.com.cn/m/c/2010-04-20/10342935
460.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