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为了考上国外大学，决定参加补习社。在香港，补习社的教师可以提供24小时服务，即使考生凌晨3点完成文章，也可以实时电邮给老师，老师便会漏夜给他意见，再作修改，日复日、月复月地练习，直至考生掌握到技巧为止。
这套为期一年的贴身服务，由补习社的顶级导师A亲自出马，收取年费十万大元，他保证儿子考入心仪大学的命中率达九成。
教育化作银码，我唯有以消费者身份问权利：不成功，不收费？答案固然是：不。可以分拆成逐次收费吗？可以，每小时四千港元，但如果付套餐价则每次不限时。A导师说以他经验，通常考生需要30小时才能完成课程，以四千元一小时算，共收12万，套餐价10万算便宜了。
A导师说话动听权威，说到儿子心里去。一个十多岁未有社会经验、半温室中长大的年轻人，遇上一流推销员，实时被打动，马上想交学费。在外人面前，我从不教训儿子，但我心里已决定，此合约绝不能签，十万元固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最不能接受的，是一纸十万元合约发放的三个坏讯息：一是儿子会以为有钱便能把不可能变可能;二是有钱便不用尊重别人的时间，半夜三更随时随地可驱使一个老师服侍自己;三是导致他对钱有无限的依赖。
离开补习社回家的路上，我漫不经意地说：“A导师说话真的很动听，他口才棒，令人很容易相信他。但他的目的是做生意。”儿子静静聆听我的话。
但一天他离开补习社后致电我：“妈妈，我跟补习社签了份合约。”
儿子签了A导师十万港元一年的合约，我心中虽无名火起，但儿子才16岁，任何人要他签合约是犯法，他签的合约也不可能有法律效力，让我进退维谷的是当时快要考大学了，要是转一家补习社，儿子要花时间从头适应，太仓促，会影响他的表现。所以我想不伤和气地解决此事。
平时甚难约见的A导师，接到我说明是谈合约的电话，他还以为我是赶去付学费，便同意会见我。我先说明来意：“我不希望儿子过分倚靠别人的能力，他要学会独立面对应付考试，他需要的是一点辅导，这方面我相信你定能帮到他，但不是24小时随传随到，所以我建议采用逐堂收费的方式。”
A导师先为我着想：“以我的经验，这样对你不公平，因为几乎所有同学都需要超过30小时的辅导才能完成课程，到时你付的学费必定超过10万。”我说，“这也公道，你的而且确付出了心血和时间，我愿意支付。”不是跟他抬杠，是真心的。
A导师急了，暗示要发飙：“在我们这里从没发生过取消已签了的合约，是不容许的。”我和颜悦色地跟他说：“你提醒了我，我来之前有询问律师意见，当律师知道儿子只有16岁时，他说儿子不单没有法律责任，相反任何人知道他未足18岁而误导他签约，可能负上法律责任。我当然知道你不会明知故犯，儿子长得比较高大，说话比较老成，单看外表，很多人都以为他超过18岁。”我以退为进，给A导师下台阶。
他听明白了，为自己打圆场：“您儿子的确长得比同龄孩子高大，勤力又有礼貌，我很喜欢他，觉得很投缘，为了他，我就破例一次，取消这张合约，不过麻烦你帮个忙，不要让其他家长知道。”
儿子知道事情解决了，才安心下来。我藉机会向他灌输金钱概念，要他知道四千港元相等于什么价值，四千港元相当于一个专业律师的时薪，菲籍女佣日夜辛劳一个月，人工不及A导师一小时，所以他要好好珍惜这一小时，先把疑难问题列出来，不要浪费时间。
没想到，儿子发挥他的小宇宙竟要求A导师按每半小时收费，A导师出奇地答应了，儿子就这样半堂半堂地上课，直至英文文章写得成熟，可作投考大学之用，才总共交了四个小时的学费给A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