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阳，这个古老的山中县邑，在宋代创造了两项辉煌。一是建盏，留下了“曜变天目”的稀世珍品，一是雕版，被世人谥之为“图书之府”。
建盏的产地在水吉，雕版的繁荣在麻沙。麻沙印刷出版的古籍被稳定为“建版”“麻沙版”，与当时的“浙版”（浙江杭州）、“川版”（四川成都）三足鼎立。其它二处，皆以省简称命名，它却不称“闽版”，直接用县、村名呼之，可见其霸气！
雕版印刷在九世纪便被普遍使用，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技术更臻完善，极是发达，建阳麻沙的雕版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资料显示，当时建阳有22家私家刻书坊（号），即：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宅、建安余恭里宅、钱塘王叔边家、麻沙水南刘仲吉宅、麻沙刘世隆宅、麻沙刘将仕宅、建安刘元起家塾之敬室、建安刘日新三桂堂、麻沙刘通判仰高堂、建安刘叔刚宅、建安陈彦蒲家塾、建安黄善夫家塾之敬室、麻沙南斋虞千里、麻沙虞叔异宅、建安虞氏家塾、建安曾氏家塾、建安蔡梦弼家塾、梅山蔡建侯家塾、建安魏仲举家、建安魏仲立宅、建安魏县尉宅、建安魏忠卿家塾。这些私家书坊，麻沙占八成以上（方彦寿《建阳刻书史》）。附近书坊村的雕版印刷纳在麻沙版图。“南宋时期，麻沙刻书业与崇化刻书业（主要在书坊村）的发达可谓并驾齐驱。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数量上，麻沙与崇化均不分轩轾。宋代学者祝穆在《方舆胜览》一书中称‘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天下图书之府’”，“由于崇化刻印的书无论陆运还是水运，均要途经麻沙，因而除了麻沙本地刻印的书籍外，崇化的图书也多在此营销，麻沙自然形成了南宋的著名书肆和刻本的重要集散地。后来，出版业多把‘建本’称为‘麻沙本’而不称‘崇化本’。”（李加林《南宋鼎盛时期的麻沙雕版印刷业》《炎黄纵横》2014年7期）地方志的专家也许划分得仔细一些，对于外人而言，“建本”便是麻沙，便是建阳，便是福建，甚至便是中国，与建盏同理。
麻沙印刷书籍门类齐全，数量甚多。曾在此刻印的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三传》《论语》《孟子》等十经（世称三行本），宋代著名学者刘屏山的《文集》，刘~的《庆云集》《论语发微序》等。同时，这里还发行《家居必用》《事林广记》等诸如此类的“百科全书”和各种话本、小说，借以招徕读者，扩大发行量。《古今书刻》（周弘祖著）称，建阳刻书在明代就已有366种。明嘉靖《建阳县志》著录建阳书坊的刻书多达451种。实际上，这个统计还不准确，书目与数量可能更大。
麻沙的雕版能如此繁荣，成为全国雕版印刷中心，很重要的原因是包括建阳在内的闽北，有雕版所需的丰富资源，那时这里盛产梨木（质软易刻），包括雪梨、面梨、冬梨、早花梨、铁梨、木梨等多种，质地或红或白，都是刻制雕版的好材料。同时，麻沙一带盛产的竹纸，质地坚韧，也是印书的好材料。再就是得益于流经麻沙的麻阳溪，大量的印刷品，通过航运，远销全国各地，直至朝鲜和日本。
余象斗是上述22家刻书坊两家余氏的哪一支？未作考证。但我对余象斗还是略知一二的，因为他不仅是刻书人，同时也是写书人，这种兼具双重身份的文人，在民国时期较多，如叶绍钧（叶圣陶）、巴金、沈雁冰（茅盾）、郑振铎（西蒂）等，明代在建阳大概是独一无二的。余象斗（约1561-1637）又名余仰止、余世腾等，号三台山人，坊名双峰堂、三台馆等。由于出身在刻书世家、也是书香门第，少时耳闻目濡、读书学儒，却像柳永那般，屡试不中，明万历十九年（1591），30岁的余象斗放弃儒业，继承祖产，专事锓籍。
余象斗所刻书甚多，质量高，发行量大，在他立志继承祖业之时，在所刻《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记品粹》之卷首言：“广聘缙绅诸先生，凡讲说、文籍之裨业举者，悉付之梓。”其双峰堂刊刻的《水浒志传评林》是现存最早的《水浒传》完整刻本之一，成为善本。由于他本人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在刻书业上颇具战略眼光，比如《了凡纲鉴》，本来此类历史书甚多，但袁了凡是当朝重要的思想家，可谓是中国第一位具名的善书作者。他的《了凡四训》融会禅学与理学，劝人积善改过，强调从治心入手的自我修养，提倡记功过格，在社会上流行一时。余象斗知袁在编纂纲鉴后，专程前往面洽出版意向，但袁了凡已谢世，《纲鉴》成了绝笔。“书历三年后成，而老师亦以是年绝笔，痛哉。闽建余君文台慷慨侠行义好……闽中祭酒束装千里来购是书。”这是袁氏门人韩敬在付梓前序中所言，行世后成为一部厚重的纲鉴并举、观点鲜明的历史巨著。“纲鉴凡例”除标明纲、鉴、目、纪等要义外，并且为这部洋洋巨著做了质量的担保：“史籍浩繁，校者倦终，率多鱼鲁亥豕之误，是编细加订校，虽州名方里皆勘对无讹，阅者字字可信，毋庸疑异。”百余万言的雕版，“字字可信”，做出如此保证，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现在是无错不成书，凡书必有错，有哪一本书敢于保证“字字可信”？
由于对市场的把握，余象斗不仅出书，而且自己编书，比如《西游记》销售正旺时，他则编著刻版了《北游记》（四卷）（《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全传》）、《南游记》（四卷）（《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与吴元泰的《东游记》和《西游记》合刻，合称《四游记》。建国之初，毛泽东想看《北游记》《南游记》及《东游记》，据说那时北京找不到，在我的母校南京大学图书馆寻得呈上。
余象斗所编著的书很多，不述。这个人物还真是个出版与著述的大家，可惜，知道的人不多，研究也未见到。我认为，起码在研究福建文化名人的列项中，应该有余象斗之名。他最晚的刻本是明崇祯十年（1637）刻的《五刻理气详辩纂要三台便览通书正宗》，那时业已76岁了。30岁开始，刻书、编书近半个世纪，可说是为民族出版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今日的雕版只能寻书而无法寻人，纵是有余氏的后代，也未必有人去继承这门古老的手工行业。现在的雕刻，大概只有在族谱的修订上偶尔使用。雕版从繁盛走向衰退，转折点是毕N发明了活字印刷。这个发明也在十一世纪，也就是在雕版印刷的巅峰期。与其他的新技术一样，活字印刷虽然属于革命性的，但刚刚出现并不成熟，开始是泥字，将字用模铸成泥活字，之后再排版印刷，而泥活字重复使用的次数有限，印刷业的主体还是雕版，后来出现了木活字、钢活字、铅活字，可以多次甚至无限次地重复使用，雕版印刷随着活字材质的升级而逐渐衰退，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建阳的雕版繁荣到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衰退到退出印刷业，我未做过考察。清初诗人查初白的诗句有，“西江估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装点江山真不俗，麻沙坊里贩书回。”仍然可以看出那时麻沙的印刷业还是很繁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