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9日，余秀华在西安签售新书《月光落在左手上》，这距离她获得“冯道信乡土文学奖”特等奖不足三天。还是那件红衣，红框眼镜，不同的是，她额前蓬乱弯曲的刘海直顺了很多。
去年年底，沉寂了近40年的余秀华带着她的诗歌，如一阵龙卷风席卷了媒体界、诗歌界、出版社、学术界、网络等多个领域。但当我们讨论她的诗歌时，却始终绕不开她的本身：农村妇女、脑瘫。
如今，余秀华被众多荣誉包围，不知在宁静、清苦的日子里过惯了的她，未来是否会如额前的刘海发生改变？
“感觉像坐火箭”
一夜之间，“余秀华”三个字如一声春雷响彻中国，对突如其来的出名，她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感觉像坐火箭。”
2014年初秋，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办公室，《诗刊》编辑刘年没有午休，盯着偶然点开的博客，陡然来了精神：“她的文字像饱壮的谷粒一样，充满重量和力量。”多年不曾遇到好诗的刘年像打了一剂强心针，等不及例行的报稿时间，打稿签、二审、三审，就直接印刷出版了。
谁也不曾想到，刘年的个人喜好竟然引发了一系列“余秀华”事件。
随后，她的诗歌被发在《诗刊》的微信公众号上，转发量瞬间就上了5万条;紧接着余秀华又参加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读诗会，登上《人民日报》。
最后，诗歌《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让“余秀华”三个字井喷式爆红。
这首诗歌被江苏同城网的编辑王小欢偶然间发掘，他瞬间被它浓烈的感情、露骨的文字所吸引：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
莫名的，余秀华就火了，就连她那无人问津的小山村，也一下子人头攒动。
湖北钟祥石牌镇横店村，一个偏僻的小院里，几十家媒体，上百名记者蜂拥而至。
当地政府官员来了，先送来了崭新的电脑，又送来了“钟祥市作协副主席”;
粉丝来了，穿过大半个中国，跟余秀华拍了合影;
出版商来了，十几家争版权，有的还要下跪，其中两家在征得她的授权后，在短短十天内就将诗集上线预售;
还有各色的“诗人”、保险业务员、民间组织人士、影视公司……
小院门前落寞已久的晒谷场，印上了一圈圈的车轮，像极了余秀华即将变道的人生轨迹。
脑瘫与抗争
变道之前，余秀华的人生是悲苦的。
1976年3月，余秀华出生时因为倒产造成脑瘫。4岁之前只会爬行，6岁时，父亲余文海给她做了学步车：一个支架固定在4个废旧轴承上， 开始了她“摇摇晃晃”的人生。
令人欣慰的是，余秀华虽然是脑瘫患者，但除了在行走上不方便、语言上不清晰外，智力与常人无异。
曾经，她也与命运做过抗争。
上学时她很努力，一首《无名星》的诗还获得过校刊征文第一名。她把自己比喻成一颗无名星，不自卑、不羡慕。
还不会走路那会，家里来了客人，她会沿着田埂在泥土里爬很远，仿佛在向别人证明，“我也可以迎接客人”。
可好强、倔强的外表，却摆脱不了现实的冷漠和残酷。在世俗的眼光里，在别人一次又一次的嘲讽里，她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颅：拿起生锈的菜刀，往左手腕上割，好在父母发现及时，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可从此，她变得沉默寡言。高二那年，语文老师在她歪歪扭扭的作文上画上一个“0”后，她烧掉了所有课本，辍学回家。
割不了草、收不了稻子，回家后的余秀华彻底变成了一个闲人，只能在家看院子。看着越发沉寂的女儿每天在小院里唉声叹气，老两口愁白了头发。一听村头有人转让小卖部，两人连忙扔下农活，央求人家把小卖部转给余秀华。
从此，余秀华一边经营小卖部，一边看书，从《知音》到《宋词》，什么都涉猎。一有所悟，就在书上歪歪扭扭地写几行字。也是在这段岁月里，她酝酿并写下了第一首诗――《印痕》，把她残疾的身体在泥水里匍匐时留下的凄楚痕迹表现得淋漓尽致，也为她日后走上诗人的道路埋下了伏笔。
虚无的爱情
身体残疾带来的生活不幸，为她后来的诗人身份蒙上了一层悲悯的色彩，而婚姻似乎成了余秀华仅次于身体缺陷的第二大伤痛。
对于一个19岁的平常女子，谈恋爱、结婚、生子，是一件平常、容易的事，但对于余秀华来说，却是大事。余秀华父母常常为此夜不能寐。那年冬天，流浪到村里的四川人尹世平上门提亲，余秀华的父母一下被感动，“只有他不嫌弃我女儿。”两三个月后就安排了两人的婚事。可当时的余秀华根本不懂什么是婚姻。
婚后两人一个在城里打工，一个留守在村里，一个酒后浑浑噩噩，一个在诗歌世界勾勒情感。没有交集。
为了摆脱这段没有情感基础的婚姻，2012年她不顾父母反对坐上了去湖北钟祥荆门市的火车，准备讨米（乞讨）求生。
到荆门第一天，余秀华掏出来之前买好的瓷碗，跟在几个老头后面学乞讨。人来人往的天桥上，老头们娴熟地跪下来，不停地叩首。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拿着碗的余秀华，局促地注视了良久，好不容易说服自己弯曲膝盖，可瞬间又本能地挺直，要强的她始终没办法下跪求生，只会站着。一个小时过去了，一个老头的碗被硬币敲响了6次，她的碗却像刚买时一样干净。
成名后的她，终于得到机会对婚姻进行昭告天下式的控诉。但丈夫尹世平却因此把头埋得更低了。
如今两个人碰到一起，像两头牛一样，哼都不哼一声。
可这并不妨碍余秀华寻找虚幻的爱情。
她大胆地把偶像照片贴在博客里，她毫不避讳地把写给偶像的若干情诗贴在论坛里。一次，她跑到一个偏远的火车小站，就是为了见一见在QQ中对她关爱有加的、素未谋面的诗友。
诗里诗外
几十年的爱恨痛楚，貌似都在为这一时刻爆发。
人大的读诗会在一间几十平米的教室里，余秀华穿着那件标志性的红色羽绒服，扎着毛燥的马尾。吐字时，右手的话筒会随着头部用力地摇摆而颤抖，她脸上的肌肉显得有些僵硬和局促。
在手机、相机、西装革履的听诗人的映衬下，她是一枚格格不入的沙粒。
这是成名之初，镜头里的余秀华。
那时候，对于远道而来的记者，她会出门迎接，在田野间的小路上，走起来摇摇晃晃。
电视台的来了，拉她表演写诗歌，她坐在用四根钢棍支起的板子前，在记者铺开的本子上写写画画，因为写字时要全身用力，那张单薄的“书桌”在她面前颤抖着。众人在背后拍摄，她尽可能的配合，微笑。
媒体圈里评价余秀华直爽、好脾气，这样的赞誉却很快斗转直下。至少本刊记者联系她时并不顺利。
从出版社找来她的电话，按惯例给她发去一条慰问与邀约采访的短信，短信长达350字，言语之间表达了记者采访她的诚恳用意。一天过去没有回复。
第二天直接打了电话过去，自我介绍后，电话那头的余秀华吃力又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不想接受采访，不要打来了。”然后挂掉电话，干脆、无犹豫。
出版社的朋友宽慰说：“诗人的情绪捉摸不透。”
余秀华成名后，连续4个月辗转北京、昆明、上海、杭州等多地参加读诗会、讲座，将原本属于平静世界的人，置于喧嚣声中，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改变。余秀华也不会例外。
她开始介意媒体记者把她付诸报端的形象：“这段把我描述的太丑了。”
她会毫不留情地写博文控诉最早报道过她的记者：“突然觉得人心险恶……这个时候，我是被他当成工具炒作他自己。”欣赏她诗歌的友人劝她，不要被虚名浮利所困，心态放平实些。
而她在记者面前的“战斗力”，也直线上升。比如有记者问：你喜欢“调戏”记者吗？
她答：我一见面就想调戏你了，这个心理无法压抑怎么办啊！男性我会具体看，有没有被调戏的资本。
对于大胆直言的她，人们评价不一，有说幽默，有说不近人情。但无论哪一种，在她打开另一个世界后，她的人生也会在人世中改变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