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余华在中国当代“先锋派”作家中独树一帜，对苦难的叙述一直是其小说创作的重大母题。余华前期作品中的苦难意识受个人生活环境、文学阅历和西方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主要呈现为一种暴力冷酷的姿态。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余华小说的苦难主题发生了变化。本文以余华的最新小说《第七天》为例，阐释了其苦难意识的转变和悲悯的文化情怀。余华表现苦难的方式的变化也显示了其文学思想的不断成熟。
关键词：《第七天》 苦难意识 悲悯情怀
先锋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流行的小说文体，作为“先锋派”的代表， 余华始终把苦难意识作为贯穿其作品的主体，对苦难进行反复的渲染，使得余华的小说世界里到处都充斥着暴力和死亡。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余华小说的苦难主题不再是余华写作的重点，其作品中也出现了温情脉脉的情感描写，他开始将现实和历史结合反思， 创作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作品。余华创作主题的这种转变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当时社会文化语境的嬗变。本篇文章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对余华小说的转型进行更加深刻的探讨。
一、《第七天》中的苦难意识
2010年余华接受采访时说：“从我写长篇小说开始，我就一直在写人的疼痛和一个国家的疼痛。”三年后，他的新作《第七天》一上市便争议不断，引发了一系列文学和社会话题。首先，这是一部亡灵书，讲的是主人公杨飞死后七日的见闻。他在生与死的边界上游荡，来到一个名叫“死无葬身之地”的地方。一路上，他遇见各路亡灵，这些人间的过客，许多都是各类新闻事件的主角――拆迁、瞒报死亡人数、死婴丢弃、“鼠族”生活、杀警案、地下卖肾等等这些时代的疼痛，被《第七天》聚在了一起。而在那“死无葬身之地”，却是 “人人死而平等”的。其次，《第七天》是一部非常有特点、有力度的作品，也是余华试图突破自我的一次积极尝试。从本质上看，它仍然承续了余华一贯的写作风格，如悲剧与喜剧相交融的叙事方法，对底层平民生存及命运的深切体恤之情，对荒诞现实强烈嘲讽的姿态，以及异常简约的叙事格调。他的作品在语言和形式上的革命性探索不仅仅构成其独特的个体言说甚至还构成了文学的规则和标准;而他对“暴力”与“苦难”不遗余力的书写更显示了一个作家对人性与人类生存的追问与深度思考。
那么，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余华是怎样表现人类的生存状态和苦难的？对苦难主题做出了怎样的文学、形象的哲理性阐释？也就是，余华是怎样叙述的？因此我们要从女性形象和父亲形象两个角度进行精细的文本分析才能回答上述的问题。
（一）父亲形象的解读――亡灵的寻父之旅
从《第七天》的整体结构上看，这篇小说就像是一部奏鸣曲，第一天就是快板，所有的故事由头都出现了;第二章、第三章是慢板，写亲情、爱情;第三、第四天是对第二、第三章的变奏，把杨飞和李青的爱情故事转到刘梅和伍超身上;第五天把父子亲情转到子寻父的故事中;第六天和第七天是收尾，收尾的时候慢下来。第六天是刘梅葬礼，是最华彩的一部分，她穿着用男人的长裤改成的长裙去参加葬礼;第七天就是父子见面，找到了他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就是“死无葬身之地”的那个地方。从中可以发现，《第七天》里占比例较重的就是亲情这一块，尤其是第三天主人公杨飞回忆自己的身世、第五天子寻父以及第七天与父亲重逢的故事，暗示着小说的一条主线――父性的召唤/寻父。
年轻的铁路扳道工杨金彪意外地捡到了一个婴儿并一直抚养长大，但在面对爱情和亲情的艰难抉择时，他最终选择了丢弃当时年仅四岁的杨飞。当他和喜欢的姑娘走向街道的婚姻登记处时，心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父亲走到一半路程时说他很累，坐在人行道旁，双手放在膝盖上，随后他的头埋在手臂里呜呜地哭泣了。那位姑娘措手不及，她呆呆地站在那里，隐约感到了不安。我父亲哭了一会儿后猛地站了起来，他说：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找杨飞。”
杨飞的生母找到了当年意外丢失的儿子并要带走他;杨金彪决定给杨飞买一套名牌西装，让儿子体面地去见生母。
他意气风发地拉着我跨上手扶电梯，仿佛他腰缠万贯，我们来到二层，迎面就是一个著名的外国品牌店，他走过去首先看了看挂在入口处的几排领带的价格，他有些吃惊，对我说：
“一根领带要两百八十元。”
“爸爸，”我说，“你看错了，是两千八百元。”
我父亲脸上的神色不是吃惊，是忧伤了。他囊中羞涩，木然地站在那里。
这段反差极大的描写，勾画了一个对儿子全心全意付出父爱却在昂贵领带面前受到惊吓的手足无措的父亲形象。杨金彪为这个并非亲生的儿子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婚姻，为曾经的弃儿行为后悔终生，得病后怕给儿子添负担选择了不辞而别，每一处细节无不凸显出一位父亲的默默忍受苦难的伟岸身躯，牺牲了自己却给儿子撑起了一片天空。余华将一个养父的形象推向极致，人世间的温情笼罩在这个养父的光芒之下。父爱为芸芸众生找到了活着的阿基米德点，余华式的从无父的无望到寻父的认同，再到有父的温情世界建构，是颠覆传统但却希冀其更具深远魅力所指的文本意义的努力。父爱世界的建立是先锋文学以孤绝姿态走向自己未来的反面，它的出现在今天这一社会文化转型期是很有辩证意义的。
（二）女性形象的解读――苦难深渊里的呐喊
鼠妹在哭泣。哭声像是沥沥雨声，飘落在这里每一个人的脸上和身上，仿佛是雨打芭蕉般的声音。鼠妹的哭声在二十七个婴儿夜莺般的歌声里跳跃出来，显得唐突和刺耳。
很多骨骼的人凝神细听，互相询问是谁在唱歌，唱得这么忧伤？有人说不是唱歌，是哭声，那个新来的漂亮姑娘在哭，那个穿着一条男人长裤的漂亮姑娘在哭，那条裤子又宽又长，那个漂亮姑娘每天踩着裤管走来走去，现在她没有走来走去，她坐在地上哭。
然后，我们听到鼠妹的哭泣之声在原野上长途跋涉了。
鼠妹那如歌声般的哭泣，隐含了命运的无奈、生存的艰难、社会的压迫以及对爱人的愧疚等重负，无尽的哭声在原野上弥漫开来，表达了身为女人和弱者的不幸和哀愁，只有在哭泣之中才能释放和消解掉她们的悲剧处境。余华在《医院里的童年》中写道：“我觉得哭声里充满了难以言传的亲切，是那种疼痛无比的亲切。有一段时间，我曾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为动人的歌谣。”鼠妹把哭泣当成一种诉说，以及对以往事实的追忆和对爱人的怀念。在苦难深渊里的“呼喊”是余华诸多作品中的身处苦难处境的女性的生存之隐喻。她们的呼喊如同舍斯托夫所谓的个体身处绝望深渊而向上苍发出的“旷野呼告”，余华的作品也因对这些苦难女性的书写而浸淫上存在主义者的一种类似宗教悲悯的人文情怀。
二、20世纪90年代创作转型前后的苦难意识
（一）由先锋话语转向现实叙说
“苦难”一直是余华小说反复渲染的主题，以90年代为界线，不论是其前期作品还是后期作品，余华从未放弃过对苦难的表现，只是呈现出来的风貌有所不同，其前期小说的苦难可以概括为内容上的罪恶和本质上的宿命，呈现出来的场景，基本上是一个由暴力、死亡、血腥、杀戮组成的罪恶的世界，在《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等小说中，余华残酷地抓住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和血腥死亡的事实，并以一种不动声色的零度情感的方式，冷漠而细致地加以叙述。进入90年代，余华一改过去零度情感的叙述风格，虽然仍然是在铺陈人间的苦难，然而这种“苦难”与先锋小说中的苦难精神与形式意义已经完全不同，替而代之的是直指终极的生命悲剧和人必须直面的生存困境，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为代表的后期作品为我们展现出了另外一种生命苦难。
余华的先锋创作既非温馨的精神记忆，也非经典化的历史叙事，而是在超越现实语境中以暴力和死亡为核心的苦难的筑就。在文本中具体表现就是用对欲望―暴力话语的抽象描述来向人性的畸变和粗陋深处掘进以及凸显个体生命的不确定性和飘忽脆弱感;用对死亡叙事的倾心雕刻来直接逼视人生存的终极归宿：死亡是人的生活存在，而且不啻于人类的现实生存，更是人类最大的苦难。在《现实一种》中，报复欲望的奔突更是促成暴力场景的残忍和人性之恶的指证。这是“受难者的苦行记录”和“施难者的施虐图景”的纠结惨相，在这里人类的伦理亲情荡然无存，人性的冷漠与残酷被注解得淋漓尽致。不容忽视的是两个人物：皮皮和祖母。一少一老均无动于衷，对暴力也好，死亡也好。皮皮要揍堂弟，因“他看到父亲经常这样揍母亲。” 由此可见，人性之恶的浸染之深。而在《一九八六年》这个特殊的文本中，不仅在于血腥场面的淋漓，更在于作者把思维的触角伸到人类的历史、文化层面中去，从而突破人性这一维度和背景。
正如夏忠义、富华所说：“从20世纪80年代呼喊‘苦难中的温情’到90年代宣告‘温情地受难’，余华几乎判若两人。”{2}余华在《活着・前言》中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余华重新拥抱现实，笔下不再只是恐惧、焦灼、战栗与仇恨，他重回人的心灵，让我们洞察并珍视真善美的存在，闪耀着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
（二）从冷静叙事到温情叙事
80年代余华的小说刻意延迟、回避甚至排除主体对苦难的人生和人生的苦难明确的价值评判与情感渗透。他始终用近乎冷漠的方式叙述着一个个本是触目惊心但听起来却平常无奇的故事。在《古典爱情》当中，对“荒年”的描写令读者在啃食青草的“沙沙”声中不忍卒读。余华的方式，直观地看，就是一种不介入的方式，也就是在苦难人生的呈现过程中拆除我们在文学作品中习见的那道理智和道德防线，让苦难以苦难的方式而不是以经过种种解释包装过的形态不加节制地呈现出来。这样就不仅加强了苦难描写的刺激效果，也使苦难的呈现获得了某种纯粹和透彻。从某种意义上讲，“先锋派”小说的叙述，就是一条逃离现实读者阅读兴趣的孤往之路。
而90年代创作转型之后的余华小说，开始倾向于温情地受难。《第七天》中余华通过语言的诗化，加强了情感的表达和对苦难的温情化解。第二天开头李青对杨飞的呼唤：
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在呼唤我的名字：“杨飞――”
呼唤仿佛飞越很远的路途，来到我这里时被拉长了，然后像叹息一样掉落下去。我环顾四周，分辨不清呼唤来自哪个方向，只是感到呼唤折断似的一截一截飞越而来。
这里对飘忽不定的呼唤声的描绘，“叹息一样”“折断似的”等词组无不预示着杨飞和李青婚姻的不幸，给读者带来巨大的心灵颤动。这些凡俗人生中的温情并不崇高热烈，甚至也会消弭于苦难的间歇，然而正是这种朴素而本真的温情，在苦难对人的摧折中，作为最具人性的活着的力量，慰藉着普通人的生存。作家的心情在这种超然的目光中渐渐温和起来，然而苦难之于人的摧残以更为深刻的方式抵达我们的灵魂。这不仅如余华自己所言，“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而且在叙事的温情转变中，他虚构的不只是事物的表象结构，他的作品已经向我们道出了心灵永远的真实，苦难在他的小说中也不仅仅是叙述主题，而是灵魂、精神的诗性表达，它使我们在阅读中获得灵魂的提升与净化。{3}
三、结语
事实证明，余华是一个逐步变化并在变化中走向成熟的作家。从他90年代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来看，余华不仅成功地完成了自我艺术上的再一次转变――回到朴素，回到现实，回到苦难的命运之中，而且也实现了自我精神上的又一次迁徙――从先前的哲学化命运思考向情感化生命体恤的转变，从冷静的理性立场向感性的人道立场的转变。在《第七天》里，闪耀在字里行间的人性光辉让人备感温暖，如杨飞对前妻李青的宽容、众骷髅为鼠妹净身、伍超卖肾还钱给鼠妹买墓地等等。通过余华后期创作的长篇小说，余华不仅在小说中展现了苦难，还表现出了他对苦难的理解和态度：一种胸襟和气度――“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的气度，“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的气度。
{2} 夏中义、富华：《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南方文坛》2001年第4期，第33页。
{3} 张学昕：《余华小说创作的精神气度》，《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第109页。
参考文献：
[2] 余华.现实一种：余华中短篇小说集[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
[3] 夏中义，富华.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J].南方文坛，2001（4）.
[4] 张学昕.余华小说创作的精神气度[J].齐鲁学刊，20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