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的一名12岁的学生，7岁的时候，妈妈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
然而，三年过去后，当地的贫困现象有了明显改变，政府与民间对黄荆乡留守儿童生活的关注和帮助也显而易见，但是到现在为止，123名失去亲生母亲的孩子，除了有3个父亲再婚找到了后妈，余者在家庭生活中仍然处于无妈的状态。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样的状态继续下去呢？除了总是被媒体提及的贫困以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原因呢？
需要面对的“逆境”
8月13日这一天，姐弟二人坐在土屋条凳上，看着那台14寸彩电。距离电视机不远，堆放着一些书本，其中一本是张明的学生手册。手册里写着老师的话：“‘逆境出人才’，这句话是老师想对你说的，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会成功……”
张明是不愿意提起自己的“逆境”的，一提那些逆境中的事情，他便会不停地流泪，及至把头低下，除了抽泣不再发出别的声音。而张月则会靠在门框上，望着远山，一言不发。
在失去妈妈的家庭里生活，这便是他们所处的“逆境”。5年前，他们的母亲带着他们的亲姐姐离开了这个家。“妈妈也要带我们走的，但爸爸不让，还吵了起来，后来妈妈就带着姐姐走了。”张月说。
张月记得妈妈是贵州人，开始的时候妈妈和爸爸在外面打工，后来爷爷病了，夫妻二人回到家中。在张月看来，妈妈不想只留在家里照顾爷爷，再加上家里实在没有钱，所以才会离开。
大付村的妇女主任说姐弟二人的爸爸身体不好，当时家里挣钱的重担全部落在了他们的母亲身上，再加上病重的爷爷，一个女人无法承受这样压力。现在，家里只能靠他们的爸爸在县城附近打零工来维系生活。
如今，大部分时间，他们二人相依为命，在这个老房子里等待父亲带着钱回来，那个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能够稍微改善一下生活――吃点肉了。而在平常日子里，两个人吃的只是姐姐做的米饭和炒青菜。
众说纷纭的谜团
在黄荆乡，这些失去母亲的孩子中，母亲离家出走的孩子所占比重最大，共53人。余者，父母离异的有51人；母亲死亡的10人；父亡母嫁的7人；父母双亡的两人。也正是如此，黄荆乡才有了“无妈乡”的别称。
而对于那些所谓抛弃孩子的妈妈，站在不同角度，人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当笔者问及张月和张明是否憎恨自己的母亲时，张月轻轻地点了点头，张明则没有说话。但当问及他们是否希望妈妈回来时，两个孩子都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而72岁的黄成则表达了对离家儿媳的不满。“她很懒，什么也不做。”这位带着两个孙女生活的爷爷说自己的儿媳妇在外面打工，长了见识，认识了很多人，爱玩爱花钱。女人的心思也变了，喜欢上了别的人……但是，他的邻居、一位老妪说，黄的儿媳很聪明，也很能干、听话，是一个很好的女人，离家的原因就是生活过不下去了。
更多时候，这种对离家母亲的矛盾认识会同时出现在一个家庭里。在郭灵家中，这位63岁的老太太提起已经回老家的儿媳妇时，言语中也充满了矛盾。时而说自己和儿媳妇关系很好，自己很喜欢这个儿媳妇，时而又说儿媳妇比较懒，不爱干活儿。
在这位老人的嘴里，她是希望自己的儿媳妇回来的，但是儿媳妇给她儿子的回话，让她心寒：“儿媳妇电话里让我儿子不要找他，否则她娘家人见到会打他的。”
在黄荆乡，人们对于离家出走的妈妈总体是两种评价：在无妈的家庭中，对于这些妈妈，基本上是伤心，甚至于气愤的；而对于外人来说，这些妈妈的出走，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同情的。
为什么对于“抛弃”孩子的妈妈会有不同的认识？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现实，让这些妈妈离开了自己的孩子？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贫困阴影下的婚姻
“黄荆岭，石头壳，缺水少田，光棍多，讨十个媳妇，五个跟别个。”这是流传于黄荆乡的一句俗语，它也反映了大多数人对于“妈妈离家出走”原因的认知――贫穷。
在这种环境下，“找老婆”成为了当地贫困户的一大难题。很多贫困户为了给儿子讨老婆，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便采用了最为直接的方法：把钱给“媒人”，“媒人”带来外省的媳妇。
郭灵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的大儿子找到了媳妇。她的大儿子1976年生人，用郭灵的话说，性格内向，比较闷，再加上家中贫困，因此30岁还没有结婚。据郭灵说，后来他们在邵阳县外村找了个媒人，给了“媒人”5000元，这个媒人给儿子“介绍”了一个1985年出生的媳妇。
郭灵说，媳妇来自陕西一带，由于她的娘家不给户口本，因此一直没办结婚证。起初夫妻二人在外面打工，后来儿媳回婆家生孩子，生完第二个儿子后就走了。从结婚到离家，儿媳妇也就待了4年的时间，至今儿媳妇已经走了6年。
除了这种“付钱给‘媒人’，由‘媒人’带来媳妇”的形式以外，也有村民是直接花“大钱”作为聘礼，娶一个儿媳妇，而这个儿媳妇甚至没有成年。黄成家便是这样。他称当时给了亲家万余元的彩礼。当时，儿媳不到15岁，直到她成年以后才正式结婚。而现在这个儿媳妇已经回娘家了，留下的除了在广州打工的“前夫”，还有就是两个女儿。
“这些走了的女人往往都来自外省，家里也都很穷，她们出来就是为了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原本就没有感情基础，她们一看男方家也这样，自然就不愿意在这里熬下去了。”黄荆乡里的一位村干部说。 难以改变的观念
63岁的郭灵现在住在二儿子家中独自抚养4个孙子，其中两个是失去老婆的大儿子的，另外两个是二儿子两口子的。二儿子的家是一栋二层小楼，虽然里面摆设简陋，但是小楼外面贴着墙砖，还有水泥铺就的院子；二儿子家旁边不远处就是大儿子的家，破门残窗，屋里黑漆漆一片，楼外空场堆着几堆柴火。
郭灵得过癌症，岁月的折磨又让她变得驼背，总是佝偻着身子，无法做那些重体力的劳动。幸好还有在幼儿园里工作的女儿能够不时回来帮助她照看一下这些孩子。
郭灵希望能够给失去母亲的两个孙子再找个妈妈，她也跟大儿子说过，但是大儿子始终没有这个想法。在郭灵看来，一方面是因为在株洲做制衣工的大儿子受行业不景气的影响，挣钱越来越难，另一方面，大儿媳的离家对他的心理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使他一直不愿意再找媳妇。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黄成家里。黄成说，大儿子在广州做建筑工，一年下来最多可以有几万元的收入。但是他没有钱再找一个媳妇或者把已经走了的“媳妇”找回来，他解释说广州打工不容易，而大儿子还要喝酒、抽烟，因此没有钱给家里。
“这些原本出生在贫困山区的男人一到城市里便有些不知所措了。”邵阳县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些贫困山区走出来的男人，由于长期成长于一个闭塞、落后的环境之中，再加上知识文化的缺失，使得他们观念封闭和保守，进入经济发达的城市后，依然处于边缘状态，更多时候是自我保护和自我谋生，缺乏一种进取和改变生活的精神。
“他们真正需要改变的是过去贫困带给他们的传统观念，承担起一种家庭责任，而不是生活在过去之中，不断地自卑和逃避。”这位同样从邵阳县一处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大学生官员说。
走不出的怪圈
需要改变观念的，并不只是打工的男人们。
对于一些人来说，贫困和“失母儿童”成为了一种获得别人帮助的“资本”。他们没有把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家人，或者自己对未来生活改变的努力，而总是通过强调“贫困”，寄希望于政府和社会爱心人士来永远地帮助下去。
“来的人越多，送的钱就越多。”黄成的一位邻居这样对笔者说。
对于黄成来说，他似乎也已经习惯这样了。他无时无刻地强调自家的贫穷：除了大儿子没钱以外，同样在广州打工多年的二儿子也没有钱，特别是今年年初二儿子在村里打水摔伤了手腕以后，家里什么农活都做不了。
“那现在我怎么没看到你二儿子？”笔者问。
“他去县里‘耍钱’（当地土话，指消遣、娱乐）去了。”黄成说。
实际上，一些村民的“等、靠、要”，也让曾经捐助过他们的部分志愿者和爱心人士感到失望，甚至拒绝再提供帮助。
“殷勤”是邵阳市的一位教育工作者。他在2013年1月8日撰写的《火柴行动――资助黄荆乡“无妈乡”爱心活动召集》至今仍然挂在名为“云帆户外运动俱乐部”网站的论坛上。
他说，多年来，他不仅和朋友们一起多次去黄荆乡探访并捐钱捐物，还把一些孩子带到自己家里去住，但是2014年以后他和一些朋友便不再做这件事了。
“很多人就想着靠我们的捐赠，而不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殷勤”说他曾经想捐助一位初中毕业的孩子继续读书，从而改变家庭现状，但是这家的大人只想要钱，而拒绝让孩子再去上学。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些都让“殷勤”这样的志愿者感到无奈和气愤。他认为只是一味地捐款捐物，反过来加剧了他们对社会的依赖性，对这些人未来的改变没有益处。正是为此，“殷勤”停止了对黄荆乡的捐助。
网友“翅膀”依然还在坚持着对黄荆乡“失母儿童”的帮助。但是他的关注点已经从最初的物质捐助转变到了对孩子思想、心灵层面的关注和“扶贫”。
“如果这些孩子只是初中或者小学毕业就去打工，你到城里也只能做最低端的工作，你永远无法改变命运。”从事教育行业的“翅膀”认为，当地政府应该通过减免学生杂费以及其他奖励措施来促进当地孩子继续接受教育。
实际上，当地政府也加大了对黄荆乡的教育“扶贫”。邵阳县政府3年来在黄荆乡投入2000多万元新建扩建教学楼、宿舍楼、学生食堂8.9万平方米，建成多媒体室、实验室、图书室等。
但是，硬件的完善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失去母爱对孩子的影响，也不可能消除传统观念在孩子身上的烙印。即便是孩子没有辍学，很多人的成绩也并不理想。青山完小的阮校长说，一些失母的孩子性格孤僻，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上学也没有明确的目的，“有的孩子六年级还不会背乘法口诀，他们的智力没问题，就是态度问题。”
这种情况从小学也延续到了初中。张月和张明姐弟两个人的学习成绩都不好，尽管姐弟两个人都表示想好好读书，但实际上，姐姐蹲了一级，而弟弟在上课时总爱睡觉。“我也不知道，一上课就是发蒙。”说这话的时候，眼泪又开始在张明的眼眶里打转了。
在张明的学生手册里，老师在七年级第一学期是这样留言的：“……虽然你在课堂上能够遵守纪律，这一点老师很喜欢，但思想太过懈怠，在学习上不要钻营投机，那将让你学无所成……”然而，张明第二学期的考试成绩并没有明显的改善：除了语文和外语及格以外，余下各科均不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