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多年的粮食增产并未冲淡产粮大县的忧虑。笔者近期走访湖南省湘乡市、桃江县、桃源县3个种粮大县（市）发现，当前粮食主产区普遍面临着财政紧张、种粮刺激效应递减、农业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等困境。产粮大县（市）分管粮食生产的负责人表示，当前过度依赖“行政强压”推动粮食生产的模式已难以为继，产粮大县（区）普遍缺乏内生动力，一些地方之所以还保留着“产粮大县”的牌子，仅仅是出自一种“荣誉感”。这种局面如不改变，未来几年内粮食生产可能会出“大问题”。
“别人吃饭，我们贴钱”
湘乡市、桃江县和桃源县是湖南3个著名粮食主产县（市），在这3个县调查时，从当地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到各个与农业相关的部门，都不约而同地向笔者大倒苦水：与主抓粮食付出的大量人力财力以及失去的各种发展机会相比，产粮大县所获得的回报太少。这让单纯依靠行政强压的地方政府失去了动力。
湘乡市是湘潭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已连续5年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称号。湘乡市财政局副局长贺伏梅向笔者介绍：“每年中央给我们产粮大县转移支付奖励资金在2900万元左右，但2014年湘乡本级财政另外还投入了4644万元与粮食生产直接有关的资金，今年则达到了6414万元，基本上每年增幅在15%左右。如果算上水利等间接投入，湘乡本级财政每年用于粮食生产的资金超过1亿元。”
“粮食主销区大量发展工业，而主产县则因为抓粮食生产失去了太多发展机会。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别人吃饭，我们贴钱。’”一位受访副县长这样感慨。为了稳住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这些产粮大县每年一到春耕、“双抢”时节，就会出现田里的干部比农民还多的景象。政府不仅要多次发文敦促各乡镇落实任务，甚至一些干部还要把农民抛荒不愿种的土地流转过来自己种。“如果把投入粮食生产的钱集中起来搞一两个工业企业，最多三年时间就赚回来了。”
“说实话我们并不愿意搞粮食，但又不想‘产粮大县’这块牌子倒掉。”桃江县副县长李畅和直言，“桃江既不是生态大县，也不是扶贫大县，只能保‘产粮大县’这块牌子。我们的想法是寄希望于今后的政策调整，如果国家以后对产粮大县的转移支付或奖励大幅提高，那时如果我们丢了这块牌，就太划不来了。”
据了解，近几年来，桃江县农民抛荒和“双改单”（双季水稻改种一季水稻）的现象十分普遍，地方政府只能通过行政强压的手段来保面积保产量。桃江县农业局局长刘伯约介绍，粮食生产在桃江县对乡镇的绩效考核中占2分，比重很大。而且县里规定，粮食生产任务必须百分之百保证完成，哪怕完成99%，也只能计0分。“此外，所有涉农项目的考核都要与其挂钩，一项完不成所有都不及格。”刘伯约说。
刘伯约认为，采取“行政强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当前桃江的粮食生产形势严峻，除了比较效益过低外，还面临以下压力：一是高质量的耕地不断减少，占补平衡补充的耕地难以达到要求。二是经济作物迅速扩张，从益阳市到桃江县的省道两边，几乎都种满了水果和苗木。三是基础设施薄弱，去年全县有1/4的粮田因为遭受洪涝灾害而被淹没。
为增产不惜牺牲地力及粮食质量
“产粮靠大县、大县靠大户”，未来种粮大户将成为我国粮食生产的主力军。增强粮食生产的“内生动力”，将来也主要得靠种粮大户。但由于多年来“以量为纲”的主导思想和成本持续上升带来的增产压力，种粮大户们不得不通过过量使用农业投入品来维持高产。
不少种粮大户告诉笔者，近年来种粮成本上升的幅度远高于粮价上升的幅度，只能通过提高单产来稳定收益，虽然明知会对耕地地力及粮食质量产生不良影响，但化肥农药仍是越用越多。以除草剂为例，现在一些从国外进口的除草剂除草效果虽然很好，但毒性很大，以至于都不敢在地里随意放养家禽。而为了保持除草效果，剂量更是越用越大。
“（除草剂）头年每亩20克就能解决问题，第二年就得50克，第三年70克，第四、五年就得换个牌子才管用。有时用多了，我们自己都感到害怕。”一位种粮大户告诉笔者，有些人甚至采用一些“偏方”，通过为成熟稻谷喷洒剧毒农药，来缩短粮食晾晒时间，减少损耗。
湖南省农委一位官员介绍称，许多粮食主产县的农田由于基础设施老化，排水条件差，大量稻田采取简单的板田或冬泡过冬，失去了周年规律性的土壤干湿交替过程，稻田潜育、次生潜育逐年加剧，目前全省潜育化稻田面积接近850万亩。耕地严重退化导致土壤基础地力不断下降，土壤更加“吃肥、吃工、吃水”。增加产量，要靠更多的使用化肥、农药、农膜和灌溉用水，长此以往农业可持续发展将难以为继。
今年3月，湖南省农委主任刘宗林曾表示，从今年起湖南省将深入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农药减量控害，并加大低毒生物农药补贴示范推广实施力度。同时鼓励和推广使用生物有机肥、低毒残留农药、生物农药等绿色防控技术，力争实现全省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涉农资金使用像“撒胡椒面”
种粮大户普遍反映，目前与农民的流转合同普遍是3年或5年一签，缺乏政策机制保障，农民单方面毁约拿回土地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就导致他们只得“杀鸡取卵”，不顾地力一味追求高产。同时，由于涉农资金“钱出多门”又各自为政，难以整合起来为大户提供服务。 桃源县种粮大户丁巧云告诉笔者，由于担心农民随时会收回承包地，许多种粮大户不敢大量投入建设水利基础设施，也不敢投入财力物力耐心追求稻谷质量。这几年，丁巧云自己做了一些尝试，如通过种绿肥撒石灰等手段进行土壤恢复，以及聘请专家治理土壤污染。但他的行为不仅不能取得农民和大户同行们的理解，反而招来嘲笑，认为他在干“蠢事”。
另一位“80后”种粮大户彭晋京也对土地流转的稳定性表示担忧。按照规划，他将土地流转面积控制在合理规模，打算通过精耕细作、委托加工的方式打造自己的大米品牌。但几年来与流转农户打交道的经验告诉他，土地流转时限的长短不一让他的规划很难付诸实践。“流转不稳定不长久，我就没办法去专心改善地力，也难以稳定属于自己的劳动力，更不要说投入大量资金去搞基础设施建设。”彭晋京说。
而涉农资金使用分散，扶持政策缺乏针对性精准性也是3个产粮大县反映最多的问题。桃江县国土局副局长吴文正介绍称，桃江县5年来获得3亿元资金进行基本农田改造，但改造面积多达15万亩，平均下来一亩地也就1000多元，还要扣除各种设计费招标费等成本，真正用到田里的只有五六成，钱花了不少，但农田标准却没有提高多少。类似的情况在多个涉农部门均不同程度存在，比如涉及耕地整理改造的就有农业、财政、国土、发改、水利等多个部门，政出多门、资金高度分散，基层干部们戏称为“一起来撒胡椒面”。
“建设标准不统一。有的部门建了一条渠道，上面没水，下面没支流，工程验收过关之后就没人管了，不能真正发挥效用。有的地方灌溉设施修得一应俱全，可周围的田都荒了一大半。”桃江一位干部建议，应该加强资金的整合和使用效率，特别是对于“最后一公里”，政府没办法投入，新型经营主体投入又缺乏动力和资金，可以考虑建立政府和经营主体共同投入的机制。同时，直接对新型经营主体给予基础设施建设补贴，以鼓励和引导他们进行基建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