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朝一代，文话著作涌现，古文家对文章章法理论的分析与总结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因此，作文是否有法，法从何而来，成为了南宋古文家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作者以南宋文话为基础，将夹杂于文章理论中的关于“法”的来源问题进行摘录、梳理，总结出南宋古文家眼中的“章法”来源于经传、义理、自然的三种不同观点。
关键词：南宋 文话 章法 来源
有宋一朝，由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兴起和一大批文学巨擘的出现，古文创作进入了兴盛时期。与此同时，作文是否有法也成为文人们争论的焦点。自古中国虽主张“重道轻文”的思想，但也存在写作文章有法度可依的观点，如《庄子・寓言》中的“言当有法”，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中的“文场笔苑，有术有门”。与此相反，亦有不少学者认为写文章是个人情感与表达欲望的宣泄，不存在固定的程式可言，如裴度《寄李翱书》中标榜“意随文而可见，事随意而可行”{1}，他认为提笔为文的前提是自己有意愿表达自己的心意，对材料的选择和取用也是根据“意”来决定的。裴度的这种看法并非无稽之谈，但是他忽略了间接接受前人作文思想的客观存在。这个问题，南宋文话中多有提及。
文章有“法”，是南宋文话中必然支持的观点。倘若没有所谓之“法”，便没有文话的出现。“法”源自于何？由何而来？便是这批文论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南宋古文论家并没有能够清晰地分类，而是将各种想法夹杂于论述文章做法之中，现总结如下：
一、“章法”源于经传
南宋古文论家认为写作往往由模仿开始，而模仿的蓝本必是古人流传下来的被儒家学子奉为经典的四书五经。清人刘大就赞同这种主张，他说：“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2}在他看来文章技法是可以体味、总结、授受的。又如杜甫在诗中提到自己作诗的灵感来源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3}，这即是肯定地说古人的书中蕴含着丰富的“法”。承认古文技法源于经传的看法与唐朝萌芽至宋时蔚为大观的宗经颂道的思想不无关系。南朝时期，浮靡文风当道，使文学环境每况愈下，又加之社会道义的缺失，人们渴求文坛与社会能够注入一股与众不同的新鲜空气，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儒家经典又被重新重视起来。如陈《文则》序言中就提到他学习写作的方法：
《诗》、《书》、二《礼》、《易》、《春秋》所载，丘明、高、赤所传，老、庄、孟、荀之徒所著，皆学者所朝夕讽诵之文也;徒讽诵而弗考，犹终日饮食而不知味。余窃有考焉，随而录之，遂盈简牍。{4}
由此可见，儒家经典是学子们首先接触到的文学作品，但要想创作出同样可观的作品，就需要在朝夕诵读的基础之上细心求索文章之法。又如王正德《余师录》引柳子厚《与袁秀才书》云：
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氏，此古人贤士所懔懔者，求孔子之道，不于异书。秀才志于道，切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勃焉尔，久则蔚焉尔。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谷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则成而久者，其术可见。虽孔子在，为秀才计，不过如此。{5}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值得我们思考：第一，写作文章是由内而外的不得不为，学者要作文必先提升自己的德行。第二，动笔之前当先读经典，既要学习为人之道，又要学习为文之法。第三，柳宗元为学子们提出了作文的要求，即文章“切勿怪、勿杂、勿务速显”。只有按照他的说法，长久地坚持，下一番摸索工夫，便可“其术可见”。
但文人学习写作，又不可一成不变地仅仅学习古人，在研读古人传世之作的同时，也要参考近代或当代的文人作品，把握古文的新变。王正德《余师录》引颜之推《家训》主张：“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6}可见，“章法”在儒家经传中，在前代、当代大家的笔下，几乎是南宋所有文论家的共识。这种“共识”自唐代开始受到重视，古文运动之后文人们不愿再受骈四俪六的束缚，渴望彻底地摆脱六朝时期绮靡文风的影响，争相追随韩柳，写作古文。在南宋古文论家那里，学习经典的目的，除了丰富知识，提高自身修养，弥补闻见不足，还要摸索、思考、仿效前人的写作技法。
二、“章法”源于义理
陆机《文赋》曰：“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7}郝经《古文约选序》曰：“夫理，文之本也，有理则有法矣，未有无理而有法者也。”{8}西晋陆机与元人郝经共同意识到了“理”在文章中的重要性。陆机以树木为喻，将“理”看作是树的枝干，是结构文章的框架，“理”的存在才使得枝叶有所依托，文章中字句的铺染都是缘“理”而发的。郝经则更为直接地指出了“理”为文章的核心，有“理”方可谈“法”。
“理”包括物理、事理、情理。而在南宋，“理”便可归统于“义理”。南宋文章崇尚义理，离不开时代背景的因素与文坛领袖的倡导。早自隋唐时代，看似繁荣兴盛的国家实已日益飘零。在外遭劲敌侵扰，于内也世风日下，“皇纲一坠，藩镇朋兴，悍将骄兵，宦官盗贼，充塞于唐季、五代之史籍，人群棼乱极矣”{9}。物极必反，至宋朝时，皇帝大多崇尚文治，焦虑于风俗之奢淫鄙陋，遂将启迪风俗人性的希望寄托于宗经述德的儒家，重新回到讲求人伦理性的出发点上，借唐代韩愈、李翱、柳宗元古文运动兴起的契机，将那些埋身于训诂辞章的文人唤醒，付之于勃兴道义的重任。在这批文人中，朱熹便是举旗呐喊的领袖。朱熹《朱子语类》一百二十六卷提到的“就身上做工夫”足以概括宋朝诸儒较之前代文人的教育推进作用。以朱熹为首的宋代诸儒深知修养之法，大兴教育，并以此为径，躬行实践，以身育人，看重弟子的领悟与自觉。如朱子《白鹿洞书院教条》中提道：“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10}由此可知，南宋文人所崇尚之义理，便是那些符合正统道义、不失人伦、能够具有社会积极价值的物理、情理、事理。而写作文章，便离不开这些具有传播人伦教养、授受历史使命的正面能量。南宋古文，内容大多离不开“理”，朱熹《朱子语类》中就数次提到了“义理”之于文章的重要性。如： 问：“南丰文如何？”曰：“南丰文却近质。他初亦只是学为文，却因学文，渐见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为空言。……但比之东坡，则较质而近理。……夫所贵乎文之足以传远，以其议论明白，血脉指意晓然可知耳。”{11}
这段文字很鲜明地突出了朱熹的作文主张，即文字须为说理而作，以至于他评曾巩文章也只看到了这个优点，并且以说理为标准，认为曾巩之文较之东坡之文，还要略高一筹。而文章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说理，作为辅助的辞句只有能够述明道理，文章才能不朽以传远。此外，张《仕学规范・作文》中也引述《临川文集》之语反复阐明了“理”的重要性：
某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新精。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采，鲜缛可爱，求其根砥济用，则蔑如也。{12}
这里张《仕学规范》也是引前辈王安石之语而发明为文的道理。文字主要讨论了“理”“辞”“事”之间的关系，其中理源于事，辞源于理，三者互为因果，缺一不可。过分注重哪一方面，文章都会呈现畸形的状态，专事雕绘，文义便模糊难见，以致成为空中楼阁，不能存长远;徒求说理，文章则质朴无味，以致观之者少，不能存长远;专谈世事，文章便无济世之用，津津可谈，却亦不能存长远。可见，文章的价值在于有即事而发需要阐述的道理，理定，辞才能得以安放，架构文章铺陈词句的方法也就围绕理而生成了。
三、“章法”源于自然
一般来说，古人写作文章，章法技巧都是从前人那里学到的。但是最初开始写作文章的人，并没有学习前人文章的资源，他们又是怎样妙笔生花成文的呢？面对这种疑问，我们只好假设，最初开始作文的人是有感于自然之姿态万千，出于不得不为之的冲动，与物俯仰，意到笔随。如王正德《余师录》引陈长文《步里客谈》曰：
《东坡志林》云：“晋无文章，只《归去来》一篇。唐无文章，只《磐古序》一篇。尝欲仿《磐谷序》一篇文字，竟不能成。”文字态度如风云变灭，水波成文，直因势而然，必欲执一时之迹，以为定体，乃欲系风搏影也。{13}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苏轼对《归去来》和《磐古序》两文评价颇高，甚至连天赋异才的自己也无法仿效而为之。而陈长文认为两文不得仿效的原因在于这些文字是有感于自然之乐随情势从肺腑中流出的。在这类文章中，命意遣词的技法多少会显得无力，取而代之的是对自然之情的感悟和与之相应的意到笔随的自觉。黄庭坚称这种有感于自然而无斧凿痕迹的作文之法为“妙斫”：
如虫蚀木，偶尔成文。吾观古人绘事，妙处类多如此，所以轮扁斫车，不能以教其子。近世崔白笔墨，几到古人不用心处，世人雷同赏之，但恐白未肯耳。比来作文章，无出无咎之右者，便是窥见古人妙斫，试以此示无咎。{14}
无咎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他的文章自然舒畅，深受苏轼赏识。黄庭坚赞誉他“窥见古人妙斫”，也是欣赏他作文自然流畅、有感于肺腑之情而发的特点。“轮扁斫车”的技巧在于不徐不疾，得心应手，完全出于自然。要想达到这种境界，苏轼的建议是切勿勉强作文，那种把文章作为任务来完成的动机，只会由于作者苦心经营、生搬硬套的勉强而使得文章陷入情意割裂的处境。王正德《余师录》就借苏轼《南行诗叙》表示赞成文章“不能不为”的主张：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意。{15}
南宋古文论家受“文以载道”思想影响很深，故在章法应该取法经传与义理上并没有异议，但于取法自然却甚少论述，只在王正德《余师录》中有只言片语的涉及。但《余师录》中所提倡的文章发于“不能不为”的主张是值得重视的，它对写作一篇好文也是有值得肯定的价值的。
{3} 李寿松、李冀云编著：《全杜诗新释》，中国书店2002年12月版，第50页。
{4} 陈：《文则》，王水照：《历代文话》第一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页
{7} （晋）陆机：《文赋》，张少康主编：《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75页。
{9}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岳麓书社2010年1月第一版，第613页。
{10} （元）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卷首，（清）纪昀：《钦定四库全书》子部一五，儒家类，第475-1页。
{14} 黄庭坚：《题李汉举墨竹》，《山谷题跋》卷之三，《津逮秘书》第十二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