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第一次走进大陆。田壮壮带我参观北影。有个景正在拍《红楼梦》的荣府，一个矮个子的老先生在那指挥：他手拎一公事包，白袜凉鞋，宽松的衬衫搭在浅灰裤外，活像台湾政府机关上班一辈子的老公务员。壮壮叫他，他回过头来，戴着眼镜，双眉微微向下耷拉。最突出的，就是那一抹忠厚和煦的微笑。壮壮说：“这是谢铁骊导演。”我惊呼起来：“《早春二月》，中国当年最儒雅的电影。”我热忱地跟他握手鞠躬。
《早春二月》的开头是音乐、意境与隐喻结合的杰作：木板质朴的衬底，左上角有一小画框，框中不断横移出江南风光。叮叮咚咚中国丝竹似的交响曲。小提琴勾弹和大提琴急拉地交错。一会儿轻快宛如淙淙流水，一会儿又沉郁低回。江南风光在那画屏中缓缓流过。然后在风帆中落定，镜头往后拉开，原来这是堆满竹篓箱子的货舱，画非画也，而是苏州寒山寺旁的大运河。镜头右摇至一扇窗，通往拥塞不堪的现实：满满地坐着布衣补丁的老百姓，空气中仿佛氤氲着闷热与臭味。
在衣着褴褛的人群中，一个儒雅的书生鹤立鸡群。他的气质出众，套头毛衣搭着西式西服，在不搭调的人群中感受到压迫感。他右首的老汉不断头如捣蒜地沉睡到他的肩头，他尴尬地转回左边，一位不太客气的大婶目光炯炯地盯着他。他坐不住了，艰难地穿过人群挤上甲板。音乐像他的心境一样豁然开朗，萧涧秋舒一口大气，欣喜地抓着衣襟，望向祖国的山水。
多么点题啊！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样强调知识分子内心痛苦，是苏修路线式的人道主义，更是下红头文件批示到57个城市放映的大毒草，每日被各报章杂志批判指责。
谢导不改苦中作乐的本性，在自述中说：没有红头文件，此片未必出名哟。谢氏的幽默很出名。他有次与尔冬升一起任评委，听不清也记不住尔冬升的名字，永远称他为“耳东陈”。他也拿自己的名字开玩笑，说以前到户政单位办证件，承办人水平不高，把他的“骊”写成“驴”，他也不敢抗议，就这么当“谢铁驴”很多年。
《早春二月》是小资产阶级的典范。那幅美不胜收的海报，男的一袭长袍围巾，一手潇洒地挽起下摆;女的一纸油伞，半身裙白袜黑鞋，撒娇多姿地伸着腿。那是很多年我们心中“五四时期”北大的学生模样。
一手创造儒生典范的谢导，却是少年失学的新四军出身。也因为这个身份，他被江青钦点，成为拍过《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海港》《杜鹃山》和《红色娘子军》（芭蕾版）五部片的样板戏王。
即使在意识形态僵化的环境下，谢铁骊的作品仍泛现着创作的光彩。《智取威虎山》以京剧身段表现东北滑雪攀岩的惊心动魄，显现着一个才华横溢创作者在锻造视觉方面的功力。
他的功力来自丰厚的文学艺术基础，更来自一种念兹在兹的本土情怀。同样的江南古镇，水华的《林家铺子》在现实笔触下，力透纸背带着批判的犀利（谢铁骊是该片副导）;谢导的《早春二月》确实拂柳桃林，小桥木楼，情景交融，自然的青春，文明的压抑，是内心投射的景观。另一部杰作《包氏父子》更刻画了追不上时代的父爱包容，古镇的蹇促苍凉，点染着社会变迁中的悲剧。
随着谢导演的辞世，五四、江南、“文革”也似乎离我们分外遥远，唯有在光影中捕捉折射的历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