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吴建国先生1950年生于台湾高雄，197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数学系，1978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材料科学博士学位。1980年返回台湾工作，历任台湾中山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任、材料科学研究所所长、高雄应用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名誉院长、台湾文化人上海联谊会会长等职。现任台北市政府市政顾问。著有《向前看中国》《来自柏城》《做真正的我》等书。
吴建国先生是台湾资深高科技和高等职业教育专家，与国民党多位高层人士私交甚笃，撰写的《破局――解密蒋经国晚年被迫开放的内幕》一书即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本刊特邀请其撰写台湾政坛风云系列文章，解读不为人知的台湾政坛秘闻真相。本期刊发《访汪希苓谈“江南命案”真相》，以飨读者。
1984年所发生轰动一时的“江南命案”，影响深远。正因为如此，坊间有关“江南命案”的各种报道与书籍，可说不计其数，足证此事件对台湾的重要性。由于涉案的台湾“情报局”汪希苓局长、胡仪敏副局长与陈虎门三人，为了维护台湾的利益，都一肩扛起了所有的责任，不愿说出“江南命案”的真相，所以坊间这么多说法，都只能追真相到汪希苓为止，无法“往上发展”，连当年的军法审判也是以汪希苓为了“私怨”，才下令枪杀刘宜良（笔名丁依、江南）为理由，作为终审的依据结案，使得这件发生在33年前的事件，至今仍然充满疑云，很难令人信服。
笔者是在汪局长出狱后，才有幸与汪局长及夫人曹坤仪相识，迄今已二十余年。讲起来，汪局长是作者的长辈，可是汪局长平易近人，使笔者每次与汪局长聚会，都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深为他的长者之风所吸引。
对于当年发生的事件，虽然对汪局长造成莫大的伤害，可是他从来没有抱怨，也很少主动提及其中的恩怨是非。直到1999年4月，他送了一本《忠与过――情治首长汪希苓的起落》（台北天下文化出版）新书给笔者，才得以从书中略见真相的端倪。不过，汪局长还是心存厚道，在事隔15年后，仍然没有全盘道出真实的事实经过，对于许多关键的因素，他选择继续沉默与保留，承担了一切的“过”。
这个情形一直到一年前，笔者因为深知“江南命案”的重要性，因而多次向已高龄88岁的汪局长说明希望他能毫不保留地将整个事件的真相和盘托出，就是要忠实地反映在那个特殊年代，所发生足以影响台湾日后发展重大事件的真实原因，公之于世，以收“鉴往知来”的效果。
从2017年初开始，汪局长终于答应了笔者的一再请求，偕同当年负责执行“江南命案”的陈虎门将军，一起接受了笔者的访谈，揭开了已经尘封33年之久这段历史真相的神秘面纱。
以下就是笔者与两位主导“江南命案”主角访谈的记录，还原了整个事件的真实面目。
汪希苓辉煌的事业
汪希苓1929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抗战胜利前夕他加入海军，因战功而崭露头角，历经多岗位历练后，于1974年元旦被任命为台湾“国家安全局”（以下简称“国安局”）副局长。1974年年底，汪希苓再度奉派赴美工作，只是这次他是以“国家安全局”驻美特派员的身份，负责台湾在美的情报工作。
1983年10月，汪希苓回到台湾，早已晋升中将的他，被蒋经国任命为“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在当时担任“国防部”部长宋长志的陪同下，蒋经国接见了汪希苓，当着宋长志的面，亲口告诉汪希苓：“你先回来担任‘情报局长’，过一阵子，我再发表你为 ‘国安局长’。”
由于人事安排本来就很敏感，蒋经国说的话，还有宋长志在座，很快就在台湾情治单位间传开，大家都知道汪希苓不久后就会接任“国安局长”，升任上将。这样的传言听在那时担任“国安局长”汪敬煦上将的耳里，颇不是滋味。因此种下了 “两汪不和”，乃至汪敬煦借著“江南命案”，一定要斗垮汪希苓，以保自己官位的原因，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情报工作座谈”的指示
1983年12月，汪希苓正式接任“情报局长”，他自许要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好好有所作为，以不负蒋经国对他的厚爱。
1984年初，“国防部”召开了一个“情报工作座谈”，由宋长志亲自主持，汪希苓也以“情报局长”身份，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议中，明列了这么一个议题：“善于运用帮派分子，从事情报工作。”而且在实际的操作上，还有具体的分工，就是由“国安局”负责与较高层次的帮派，如“清帮”“洪门”联系运用，“情报局”则负责与“竹联帮”“四海帮”等社会帮派的结识运用。
奉到命令的汪希苓，由于过去一直没有与台湾任何帮派打过交道，也没有这方面的朋友，可以为他牵线，正苦恼应如何执行上级命令的时候，正巧在1984年5月间，台湾警方发起“帮派分子自首”运动，对于那些有“案底”的帮派分子，只要在规定期间自动办理自首，以后就只会被列管，不会被警方逮捕。
那时，台湾名导演白景瑞执导了一部很卖座的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而担任制片的就是竹联帮分子帅岳峰。他为了自清，拟向警方办理自首，需要一位与台湾情治单位有关系的首长担保他的安全。他想到白景瑞早年在意大利学习电影时期，认识也在意大利担任“海军武官”的汪希苓，如今汪希苓已任职“情报局长”，可以作为他的保证人。
于是，在白景瑞居中介绍下，汪希苓与帅岳峰各有所需地见了面。
汪希苓对帅岳峰晓以大义，希望他们能在事业有成之后，也对台湾做出贡献。至于自首保证的问题，自然会得到台湾的保护。帅岳峰听了以后，就对汪希苓表示，自己在竹联帮里的“分量”还不够担当这样的大任，但是他可以请竹联帮帮主陈启礼出来，与汪希苓认识，以陈启礼的辈分，足以担负这样的大任。
结识“竹联帮主”陈启礼
接着很快地，汪希苓就在白景瑞、帅岳峰的安排下，与陈启礼见面、结识、聚餐、长谈。
原来陈启礼出身名门，父母都在台湾司法界服务，分别担任法官与书记官。陈启礼从小书读不好，成了帮派分子，使家门蒙羞。做些有利台湾的事，为父母争光，一直是陈启礼的愿望。 现在“情报局长”找到他，要为台湾做事，他感到义不容辞，一口就答应了汪希苓的要求。
“其实这些事，就是汪局长不交待，我们平时也都在做。请局长放心，我们做的事会自行负责，会承担所有的责任，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到我为止，绝对不会牵连到情报局。”
陈启礼义气又爽快地在汪希苓面前拍了胸脯作保证，汪希苓感觉找对了人，决定吸收陈启礼为“情报局”工作。
于是汪希苓找了“情报局”副局长胡仪敏商量安排陈启礼与帅岳峰一起到“情报局”位于台北近郊阳明山上的训练所，接受为期一周的基本情报训练，由“情报局”第三处（负责东南亚情报工作）副处长陈虎门担任联系运用的工作。
1984年8月中旬，正当陈启礼与帅岳峰完成了训练工作时，汪希苓面临了一个亟待处理的棘手问题，他自然想到可以交付陈启礼去为“情报局”解决这个难题。
汪希苓下令“制裁”江南
“情报局”前身，就是由戴笠主持的“军统”。到了台湾以后，先改组为“保密局”，后改组为“情报局”。由于是“军统”的继承人，“情报局”早年也是颇有行动力，执行“暗杀”“制裁”的任务也从不手软。
汪希苓记得他刚接“情报局长”不久，就听到许多高层人士表达对“情报局”丧失行动力的失望。这些抱怨，听在汪希苓耳中，自然形成压力。他不禁在思考，是否应将“情报局”恢复同时具有搜集情报与制裁行动能力的传统，以建立他在台湾情治界的威望。
如今汪希苓回忆往事，认为是基于以下五个理由，他亲自下令，要陈启礼到美国“暗杀”江南：
一、 江南长期在海外，撰写诋毁蒋经国形象与丑化国民党的许多文章，已成为台湾有关单位共同头痛的问题。虽然用尽方法发动拉拢、收买、人情等各种柔性攻势，试图改变他的作风与作为，然而江南拿尽好处，却不为所动，所有有关单位已束手无策，只有寄望情报局来收拾他。
二、 江南经常来往于大陆、美国之间，早已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吸收为“线民”，提供美方有关两岸情资。从1984年初，汪希苓又接受部属建议，吸收他为“情报局”工作，每月支领一千美元津贴，希望因此改变他的态度，不再做有害台湾的事。另外，他每次回大陆，也与大陆有关单位接触，接受招待与馈赠，是一位标准的“三面谍”。
三、 江南开始为“情报局”工作以后，提供的情报中，特别多次提到一位名叫崔阵的大陆官员，表示可以“策反”他为情报局工作。这个情资引起“情报局”的注意，负责与江南联系的“情报局”五处乃派出一位副处长与一位组长，专程于1984年7月底前往旧金山，照江南指定的时间地点，准备与这位可能被“情报局”“策反”的大陆官员见面。但是到时崔阵并没有出现，只有江南只身前来与“情报局”两位官员会面。言谈间，江南支吾其词，引起“情报局”官员的警觉，接着发现现场有人在一旁拍照，两位官员立刻机警地脱离现场，返回台湾。他们回来后撰写的报告，明显指出这是江南设下的陷阱，为的是暴露台湾情报人员赴美“策反”的行为，有违美方与台湾彼此的约定，以达到破坏“台美关系”的目的。这份报告于1984年8月10日送到汪希苓的办公桌上，坐实了刘宜良是情报局“叛徒”“败类”的指控。这个事件发生在陈启礼与帅岳峰正准备接受“情报局”专业训练的前夕，促使汪希苓下定“制裁”刘宜良的决心（请参阅《忠与过》一书第222～228页）。
四、自从1979年元旦，“台美”“断交”之后，台湾一些驻外人员因忧虑台湾未来不确定的前途，因此在奉调返台服务的时候，竟然选择违反命令，拒不返台。为了向这些受政府栽培，却又背叛政府的驻外人员表现政府具有“制裁”叛徒的能力，以收“杀鸡儆猴”的效果，江南就成为最佳的被“制裁”对象。
五、外界多以为江南因撰写《蒋经国传》而得罪台湾有关单位，引来杀机，却不知另外一个真正惹祸上身的原因是，江南当时已正在着手要撰写《宋美龄传》，要炒抗战时期，美国罗斯福总y所派特使威尔基（Wendell L. Willkie）访问重庆期间，与宋美龄有一夜情的不实冷饭，以达到更加羞辱蒋家与已故“总统”蒋介石的目的。事实上，在1974年一位当年美国小有名气、专门挖人隐私的八卦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Drew Pearson）所写的《皮尔逊日记》，早就对此事有所报道，惹得宋美龄勃然大怒，授权当时担任“台湾新闻局驻纽约办事处”主任陆以正正式提告出版此书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公司，最后由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公司公开道歉，并承诺在该书再版时，将此段涉及毁谤的文字完全删除（请参阅陆以正著《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一书第246～255页，天下文化公司2002年出版）。足证这段不实的内容，早经美国法院判定毁谤，有案可稽，江南不可能不清楚，但是仍然执意要写，其用心实在恶毒可憎。这是汪希苓对笔者独家透露必须“制裁”江南，又不愿公开的重要原因。
不过，在下达“制裁”命令的同时，汪希苓再三告诉陈启礼，这件事十分敏感，要做得不落痕迹，否则弄得不好，会掀起“台美”之间的风暴。
陈启礼闻言后当着汪希苓的面，再度拍着胸脯保证：“如果有事，就只到我为止，绝对不会牵连其他任何人。”
向汪敬煦等人呈报“制裁行动计划”
1984年9月14日，陈启礼夫妇与帅岳峰一行三人从桃园机场出发，飞往美国洛杉矶。此时刘宜良正在大陆访问，直到9月24日才返回旧金山。
在台北“情报局”，汪希苓指示陈虎门将整个“制裁行动计划”，亲自面交“国安局长”汪敬煦与“国家安全会议”（以下简称“国安会”）秘书长汪道渊。所以，从头到尾，“情报局”的顶头上司“国安局”与“国安会”都是知情的，只是汪希苓实现了他的承诺：如果出事，由他一肩承担所有责任，绝不往上发展。
至此，关于“江南命案”的真相已经愈发清晰。“情报局”是遵照“情报工作座谈”的决议，要运用帮派分子从事情报工作。因而吸收了竹联帮分子陈启礼与帅岳峰，前往美国执行“制裁”江南的任务。并在执行“制裁”任务之前，也依规定呈报汪敬煦和汪道渊。所以，台湾情治界的首长都在事前知情，并没有表示任何反对的意见。结果在陈启礼等人顺利完成“制裁”任务，返回台湾后，1984年10月22日上午，汪希苓更亲自前往“国安局”，向汪敬煦局长报告“制裁”江南的行动已顺利完成，而且陈启礼等人也都平安回到台湾。 汪希苓还记得汪敬煦在听完了他的报告后，还应了一声：“喔，回来啦！”
其实，当陈启礼一行抵达美国以后，一直没有展开行动。每天陈虎门都会与陈启礼以约定好的暗号通电话，知道他们还在准备之中，在美停留的时间已经超过一个月。陈虎门还记得“制裁”完成的当天早上，他向汪希苓报告，陈启礼那里还没有消息。汪希苓感觉是不是他们遇到些困难，所以一直没有动手。接着就告诉陈虎门：“如果有困难，就不要勉强，叫他们回来好了。”
陈虎门回到办公室正准备与陈启礼通电话，转达汪希苓的意思，要他们放弃任务返台。
他正要打电话给陈启礼，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传来陈启礼的声音：“买卖已成，送上三个礼包。”
陈虎门感慨地说，要是汪希苓早一天交代，也许就不会有“江南命案”了。
第一时间通知美国联邦调查局
1984年11月12日，“国安局”刻意瞒着“情报局”，将执行“制裁”江南任务胜利归来，还自认为建了大功的陈启礼逮捕。
据当年负责执行“一清专案”的台北市“警察局长”颜世锡的回忆：“一清专案执行时，我确实奉令，一定要先把陈启礼逮捕之后，再开始逮捕其他对象。”（请参阅《忠与过》第289页）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国安局”在确实逮捕了陈启礼之后，立即通知美国联邦调查局东京办事处，告诉美方：“我们已捕获了枪杀江南的凶手陈启礼。”
这样整个“江南命案”就此曝光，台湾的最高情治首长亲自向美方揭发“情报局”涉案的事实，汪希苓、胡仪敏、陈虎门三位敢于执行“制裁”刘宜良计划的台湾情报人员，于1985年1月13日被停职，随即收押，接受调查，被自己的情报长官与同僚出卖、拘捕、关押、审问、接受军法审判，最后坐牢，对视荣誉为自己第一生命的他们而言，真是情何以堪！
美方{查人员来台访谈与测谎
“情报局”涉入“江南命案”的消息被美方知道后，“台美”关系面临了“断交”以后最严峻的挑战。美国要求“引渡”陈启礼、吴敦、董桂森（案发前已到菲律宾）等人到美国接受司法审判。台湾当局拒绝了美方的要求。接着，美方对台施压，要求允许派遣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与警方人员来台亲自审问几名嫌犯。
台湾当局挺不住美国强大的压力，终于同意美方调查人员来台审讯陈启礼与吴敦。1985年1月下旬美方人员抵达台北“访谈”陈启礼与吴敦。他们也要求见“情报局”方面的涉案人，但未获同意。
美方并不死心，继续施压要求，结果汪敬煦独排众议，主张同意美方人员来台对汪希苓、胡仪敏、陈虎门三人进行谈话与测谎。
1985年2月8日，蒋经国被迫同意美方调查人员来台会见汪希苓等三人。
同年3月8日，美方调查人员再度抵台，由一位司法部副助理部长带队，成员包括司法部国内安全部门负责人、联邦调查局反间谍官员、加州警方人员等一共十人。
从3月10日起，美方调查组对汪等三人访谈了三天，且在第二天使用了测谎器。美方调查人员提出许多尖锐问题，三位涉案人虽都有问必答，可是测谎的结果，对汪希苓与胡仪敏的答辞均显示有诸多隐瞒或存在彼此事先串供的可能，唯有对陈虎门所说，认为最真实，他只是奉命行事，而非主事者（请参阅《钱复回忆录》卷二第408～410页，钱复著，天下文化2005年出版）。
罗织犯案理由
台湾当局为了慎重处理这个涉案层级很高的重案，组织了一个高层五人小组负责调查，由“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担任召集人，“国安会”秘书长汪道渊、“国防部长”宋长志、“参谋总长”郝柏村、“国安局长”汪敬煦组成。
当时最困扰这五人小组的问题，就是以怎样的罪名起诉三名被告。换句话说，汪希苓告诉了五人小组真正要“制裁”江南的原因是不能公开的，必须要找到其他说得过去，又能取信美方与海内外广大关心“江南命案”的民众的理由才行。
陈虎门说，最早五人小组是朝“私人动机”的方向找理由，想罗织汪希苓因有“绯闻”，为江南知道，才决定要除掉他。可是这个非事实的理由，汪夫人坚决反对，认为不可以此编造的“故事”，来污蔑汪希苓，否则将来汪家何以做人？
最后，在一封1984年6月11日由一位曾担任“情报局”华南站长林郁民写给另一位情报局老人夏晓华的信中有提到“江南手上握有汪希苓在美国华盛顿前后十多年许多丑事的材料，将来会有文章写出来的”，如此给了汪敬煦究竟应该如何起诉汪希苓的绝佳理由：“基于私怨”，所以找了竹联帮制裁了刘宜良。
“国防部”军法局就以这样的理由起诉了汪希苓等三人，汪希苓自然无法接受这样的指控。但是不能接受还是得面对军法审判，1985年4月19日，“军法局”高等审判庭宣判，被告汪希苓假借公务员职务上之机会共同杀人，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胡仪敏、陈虎门两人帮助杀人，各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5月30日，“军法局”高等覆判庭维持原判，仍以私怨为由，判处汪希苓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确定。
在此之前，1985年4月9日，台北地方法院审理终结，对于陈启礼与吴敦均判以无期徒刑。
检讨与善后
事隔33年后，汪希苓回想当年，觉得对于认识不久的陈启礼与帅岳峰，就马上重用，赋予“制裁”的重任，的确有失周全的考虑。尤其，他们对情报工作的本质与特性认识不足，对“情报局”缺乏认同与感情，更谈不上信任，所以他们在美国完成“制裁”任务，怕回台湾后遭到灭口之虞，因此在美国预留整个“制裁”行动的录音带，以致日后将整个案情暴露，硬将“情报局”扯入其中。然而证诸日后发展，在“一清专案”逮捕陈启礼的当下，他就供出“情报局”是“江南命案”的主谋，并写了自白书。
自然最大的关键，还是出在汪敬煦身上。他明明事前事后都知道这是“情报局”执行的“制裁”行动，却仍要瞒着“情报局”，发起“一清专案”，目标就是要抓陈启礼、要曝光“情报局”主导“江南命案”的有关案情，还在第一时间就通知美国联邦调查局。
汪敬煦固然成功地击倒了他的“政敌”，但是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好下场，被蒋经国打入冷宫，不被重用。
而被关押在牢狱中的汪希苓、胡仪敏、陈虎门曾受到蒋经国的特别关照，给予优厚的“坐牢”待遇。胡仪敏与陈虎门坐满两年半刑期后，重获自由，胡仪敏办理了退役手续，陈虎门因尚年轻，申请复职，重返“情报局”岗位。2000年退役，现在台北经商。
至于刑期最长的汪希苓，在1988年元月初，蒋经国指示郝柏村，要尽速为汪希苓办理特赦。当晚，郝柏村亲赴汪府，告诉汪夫人这个好消息。只是一个星期后，蒋经国就病故了，从此要办特赦的事就无人理会了。
然而，从1988年到1991年，三年之中，台湾当局接连办理了三次减刑与特赦，虽然未必是专门针对“江南命案”的人犯而做，可是汪希苓、陈启礼、吴敦三人因此受惠则是事实。
1991年1月21日，坐了6年牢的汪希苓，与陈启礼、吴敦一起被同时释放，为“江南命案”的善后，画上了完美的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