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英国当代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时间中的孩子》被认为是其创作生涯的转型之作。在这部作品中，麦克尤恩以孩子和时间作为两大主题，密切关注广阔的现代生活。而在这两大主题中，童年和幻想贯穿了整部小说的始终，本文试对童年幻梦进行分析和探讨，以发掘其代表的意义的缺失及其掩盖下的生命本身。
关键词：麦克尤恩;时间中的孩子;童年;幻想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麦克尤恩从创作之始，就明显地表现出对“童年”与“孩子”的特别关注，首部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中，他就常选取儿童或青少年作为主角，从他们的视角来展开整个小说。《时间中的孩子》则被看做麦克尤恩的转型之作，由此，麦克尤恩把目光转向了更广阔的现代社会领域中更为普遍的人性问题。在这部小说中，“童年”对于小说中的每个角色都有着特别的意义，“孩子”则是小说中所有人都在讨论的话题。对于小说人物斯蒂芬和查尔斯而言，童年更多地和一种梦一般的幻想相联系而成为逃脱现实痛苦的途径，而作者则在最后向我们揭示只有从生命本身出发，才能找到生活的意义和幸福所在。
一、白日梦中的童年幻梦
小说的开头即道出主人公斯蒂芬人生的不寻常之处――两年前遗失三岁爱女凯特，并持续寻找无果，然而这种寻找的行为“已远不止是一种习惯，因为习惯可能被打破。这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性情，是一些重大经历在他的性格上刻下的印记。”同徒劳执着地寻找丢失的凯特一样，超越习惯并成为根深蒂固性情的还有斯蒂芬不由自主陷入白日梦状态的日常思维。丢失的女儿和离家的妻子令斯蒂芬生活的意义急剧失落――他同时被迫从父亲和丈夫两种角色中完全抽离。
在这部小说涉及到的时间里，斯蒂芬几乎是时时刻刻都无法控制地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里，似乎一停下来就会被席卷而来的无意义吞噬。弗洛伊德曾指出，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感到不能满足的现实有关联。“人们长大以后，停止了游戏，似乎他们要放弃那种从游戏中获得的快乐……表面上看来抛弃了，其实是形成了一种替换物或代用品，当他停止游戏时，他抛弃了的不是别的东西，而只是与真实事物之间的连结;他现在做的不是‘游戏’了，而是‘幻想’，他在虚渺的空中建造城堡，创造出那种我们叫做‘白日梦’的东西来”。斯蒂芬确是无法满足于现实的，失去了妻女，失去了幸福的生活，继而连生活的意义也失去了，关于童年、孩子的意识流浮动贯穿了斯蒂芬所有的白日梦。
女儿凯特是斯蒂芬深入骨髓的痛，也是他一切痛苦的源起。斯蒂芬的思想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到凯特丢失的时刻，反复而又清晰地一遍遍重新细致地体验一切细节。斯蒂芬在育儿委员会的报告中设想凯特本应拥有的童年，甚至还试图用行动让自己相信凯特还活着还拥有自己的童年时光――为凯特去玩具店购买大量的生日礼物、唱生日快乐歌，更可悲的是“他知道得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自己并没有疯”，他把幻想中凯特的童年投射入现实中，并用行动麻醉理智，说服自己去相信其合理性。他得到的只能是“意义的急剧失落”和“可悲的丰富”，以及更深切的痛心。
如果关于凯特童年的纯粹幻想和把幻想投射到鲁丝身上的行为是斯蒂芬自发的强烈的，用来替代“凯特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身边的存在”这样一种现实，那么斯蒂芬对于广场上乞讨的黄衣女孩的特殊的关怀则是一种潜在的微弱的替代，实际上他之所以对那个黄衣女孩那样特别，同样是因为他把对凯特的幻想投射到了黄衣女孩的身上――他透过黄衣女孩再次看到了凯特――虽然他只是觉得看到了凯特的影子。很久以后，当斯蒂芬再次遇见这个穿黄衣的乞丐女孩时，才意识到邋遢粗俗的乞丐女孩与凯特其实并无一丝相像，却还是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披到这个“凯特的影子”身上。然而，此时这个乞丐女孩早已冻死在街头了，即使是微弱如此的幻想最终也毫不留情的破灭了。
斯蒂芬关于自己的童年的白日梦以及梦境一般的经历也是童年幻想的一种复现。首先出现的是斯蒂芬对于童年的回忆。斯蒂芬回忆了记忆里的父母，儿时对铁轨的好奇心和赞叹，童年记忆最深刻的寄宿生活及其伴随而来的意味深长的“童年的终结”。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已经够大了，懂得自己生命的这个阶段，这段亲密明朗的时光，结束了”，自此以后，在斯蒂芬的幻想中自己的童年不再浮现了，似乎他终于醒悟自己的童年是彻底结束了，不管现实有多么痛苦，也不可能再追回早已失去了的安逸的童年。
二、化为现实的童年幻梦
斯蒂芬对童年的追寻和渴求是潜在于内心的，更多是体现为白日梦形式的幻想，而查尔斯对童年的热烈渴盼则是直接而极端的，他将这种回归童年的欲望和幻想化为现实行动。他穿上老式的学生服装，在口袋里装着弹弓，说话完全不顾成人彼此问候的客套和礼节，在一百六十行尺高的山毛榉上建造树屋并住在里面。查尔斯热衷于展示给斯蒂芬的一切迹象都指向一个结论――查尔斯真的“成了一个成功的青春前期儿童”。然而这一切未免正确得太过刻意，“这过于正确了，反而不能令人信服，不足以显示个性，甚至有点欺诈”，斯蒂芬开始疑心自己的存在对于查尔斯夫妇来讲似乎只是充当一个见证者――见证查尔斯真的回到了童年。需要旁观和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对名与利的欲望，令人信服的表象下涌动着不安的疑忧，叫嚣着要撕破伪饰的表皮。
查尔斯“失而复得”的童年以其孩子气的幼稚又任性的自杀而告终。在和妻子――一直扮演查尔斯母亲角色的特尔玛争吵之后，查尔斯来到树林把自己暴露在寒冷中，企图通过伤害自己来伤害特尔玛，最后活活冻死在冰雪之中。而这场导致查尔斯自杀的争吵根源于查尔斯自身性格深处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的无法调和杀死了查尔斯。“他想出名，想让别人说他有朝一日会成为首相。然而他又想成为一个无忧无虑的小男孩，没有任何责任，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这不是一时的古怪念头，这是一个压倒一切地占据他所有私人空间的幻想”。他想要的是童年的安全感，无权，服从，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作为逃离金钱、决定、计划和要求的手段。他对童年的痴迷已经等同于一种信仰，“童年对他来说是无限的。他说起它时就像在描述一种神秘的状态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讲童年变成一种等同于宗教救赎的力量，只有童年才能使他获得救赎，远离苦难。这种认知源于查尔斯缺失的童年。由于查尔斯十二岁丧母又跟随野心勃勃的父亲长大，年幼的查尔斯没有一个同龄孩子应有的无忧无虑，而是“一个缩小了的父亲的翻版”。没有体验过的童年成为查尔斯的一个心结，在不断加深的对现实的厌倦中深化为一个神圣的幻想，最终压倒了他对世俗权力名望的渴求而成为能化解一切痛苦矛盾的救赎的乐土。“幻想同时间的关系……它仿佛在三种时间――和我们的想象有关的三个时间点――之间徘徊……愿望利用目前的一个场合，按照过去的格式，来设计出一幅将来的画面”，这是一个白日梦的典型模式，查尔斯与妻子特尔玛隐居的荒野是一个理想的场合，特尔玛与查尔斯扮演的“母子”则是按照查尔斯补偿性的童年模式进行的。虽然这个“白日梦”被切实地实践了，它实质上依然是一个梦，所以它一定有一个梦醒的结局――查尔斯萌生了重回政界的念头，由此滋生的苦恼令他无法再平静的像一个男孩那样继续在树屋生活下去，于是激烈的争吵终于爆发，并引发了查尔斯自杀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