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金梦》是复旦大学古典文学名师骆玉明教授近几年在《t望东方周刊》开设的“秋水杂篇”专栏，是其漫谈《西游记》、《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三部古典小说的随札。为何选这三种？骆老师以为，中国古典小说“在审视和演示人性方面，这三种表现得最为丰富和深刻”。骆老师对这三种小说的读解和评说，全然以性情入，以性情出。
骆玉明教授给人的印象有点名士风范，这些年来却也陆续出了一些书，有正事，有副业，有杂活，大体上都可以一看――这就算不错了，教授们出的没法看的书多了去了。这本《游金梦》是在杂志上漫谈《西游记》、《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专栏文章结集，却也狮子搏兔，堪称当行本色。 为什么选这三种？骆老师说，“我最喜欢”。为什么喜欢？因为中国古典小说“在审视和演示人性方面，这三种表现得最为丰富和深刻”，“每一部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每一部都通向新的天地，让读者在带着自身的情感与经验走入其中时，对人在这世间的生存，获得更多的体悟和理解”（引自《前言》）。
20年前，章培恒先生与骆老师共同主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史》，一以贯之的就是对人性的审视和演示。20年时间，对于人性本身而言，可以忽略不计。而对人性的审视和演示，以及对人在这世间的生存所获得的体悟和理解，在这20年里，不知该有何等丰富而深刻的变化。其间的变与不变，都跟所有人、每个人息息相关。只是我们身在其中，忽欣欣而喜，忽郁郁不乐，不容易对这些变与不变看个真真切切。
人性可以确信实有，而又近乎虚无。它让全人类――确切地说，在任何时候都只是其中的极少数人――争论了几千年，还可以一直争论下去。不如承认，我们不知道人性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们能够观察和评论的是人性的种种变相。悟空有七十二变，大概是极言其多的意思，人性的变相还要多得多。但是，并非人性的所有变相天然具有同等的合理性。骆老师对猪八戒的态度就颇能说明问题。他好像非常欣赏猪八戒的庸俗和享乐主义，可是他的几乎每一句看似赞扬的话，只要你愿意，都可以读成一种讽刺。当然，也有例外，或者倒不如说，这几句也不例外：“他号为‘八戒’，却一戒不戒，除食色二事，念想无多，岂是我辈所愿意效仿的。但八戒手持钉耙站在了文学的舞台上，不怕嘲笑，为人类庸俗、平凡的品性和对现实享乐的渴望辩护，难道不是重要的贡献吗？”高度清晰的肯定和否定放在一起的结果是高度模糊。我疑心骆老师有意耍了点滑头，他显然对猪八戒有所保留，可是始终没有说过猪八戒一句坏话，大概是为了避免得罪某些读者，他们认同猪八戒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而且，当今之世，他们还不在少数。这是我的小人之心。我不知道骆老师的真实想法，只是有理由认定，他对这三部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在肯定的同时包含着否定，反之亦然。他的态度含糊不清，缘于人性固有的复杂性。同时，这倒也显示出一种宽宏的胸怀，超然于非此即彼、善恶分明的伦理道德观念之上。
即便是耍滑头，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待人厚道，倒也不坏。这本《游金梦》真正令我期期不以为然的，是它没有在根本上超越善恶，更未能忘情于历史和现实。这么说有点强人所难，但是我们对于自己所敬佩的人，总是免不了会有高于常人的期待。骆老师似乎有些纠葛化解不开，因之时不时的来个顺手一击，嘲讽他所经历过的、观察到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以及某些个余魂未散的历史人物。这实在是不必要的。因为他所嘲讽的一切，也不妨看作人性的演示，同样，也不妨拉开一点距离，就像对待小说里的人物和事件那样，以近乎审美的眼光加以观照。
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面对与我们有着切身关联的，又是这样的历史和现实，但凡有点良知的人，怎么忍心学太上之忘情？相比之下，你会觉得就连《金瓶梅》的时代都不算太坏。那时候，大多数人还知道天地间有礼义廉耻，就算装也要装个样子出来。做婊子的想要立牌坊，或者反过来，自己都会觉得不合适。所以，有点体面的男男女女要做些不良的勾当，非得深藏不露（见《游金梦》之“堂皇下的糜烂”）。现如今，无论男女，无论做哪一行，借口做干女儿或者别的什么，只要想得出来的名义做了婊子也就是卖身或者出卖灵魂还要满世界张扬，而洁身自好也就是往立牌坊那条路子走的人，简直什么都没有，只有愤愤不平，恨恨而死，死了也是无光无声。
可是，面对这样的历史和现实，嘲讽又有什么用呢？即便经过理性和幽默的调配，也免不了让人看出无意中羼杂着的怨恨。倘若只是凭藉一点聪明机智，指东打西，旁敲侧击，博得读者会心一笑，笑完之后一想，实则比传来传去的段子也高明不了多少，那就没什么意思。事实上，诸如此类的聪明机智，那些被嘲讽的人又何尝没有呢？他们可不见得就那么无知。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早就知道会这样被人嘲讽，而且，他们满有把握：你们除了嘲讽，又能怎么样呢？故此，不如给予无言的轻蔑，“连眼珠子也不转过去”，顶多也就是点到为止，然后就咬紧牙关，庶几可以保留一点傲岸或矜持。再者，经常盯着历史和现实中的幽暗之处，尽管也能因此警醒、惕励，激发所谓“正能量”，但是，就算自己的精神能量足够充实而光大，也难免会招惹、沾染那些不好的东西，对自己有所损耗，其间的盈亏损益还真不好说。与此同时，却多多少少会把那些负面因素扩散开去，应和已经大量积累起来的负面情绪。总之，于今之计，一味的嘲讽和批评，于己于人，都没有太多好处。散布在《游金梦》里的那些嘲讽和批评，想来想去，仅有的好处也不过是叫人认识到人性之中固有的阴暗，让极少数具备反省意识的人照见自己身上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呢？――当然，如此这般的计较盘算，无非庸人的多虑，只适合于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至于作者，自有他在精神上的免疫力，足以抵挡那些毒素。
骆老师的免疫力多半来自――没办法，好像还是只能用这个已经用滥了的词――真性情。眼下有些人说到真性情，实际上是为恶俗开脱，为无节制、无操守辩解。他们把为所欲为等同于真性情，自欺欺人，洋洋得意。骆老师这句话说得真叫痛快：“天下混蛋有真性情尽多，难道有了真性情就不是混蛋了吗？”等而上之者，以学问的方式谈性情（或者直接就是谈性），貌似通脱，其实还是一路货色，相差无几，只不过样子做得好看一点。而所谓真性情，恰恰是以个人特有的、看似宣扬的方式，“净化”或“扬弃”那些要求直接得到满足的情感和欲望。《游金梦》所演示的，不仅是用一种观赏的眼光看待他人的、文学人物的情感和欲望，而且，你可以感觉得到，作者也会用这样的眼光，好像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来看待自己的情感和欲望。 骆老师对这三种小说的读解和评说，全然以性情入，以性情出。正因为如此，才能毫无障碍地进入小说人物的内心深处，又能毫无挂碍地出乎其外。这也只是姑妄言之。论其究竟，《游金梦》很多光彩照人的段落，实在不是用“真性情”可以形容的，譬如，“这就是尤三姐：既然是堕落，她就妖艳明亮地堕落给你看，亮到你睁不开眼睛。而像贾珍、贾琏那样委琐的堕落者，终于意识到自己并无可以与之对阵的精神力量。”那些以恶俗为真性情的混蛋，哪一个有这样的精神力量？那些专好在媒体上以学问谈性情的所谓专家学者或文人才士，有几个上得了、看得到这样的层面？
有如自然界的金属的质地，人世间的真性情亦因其纯粹而软弱。因之《游金梦》在轻松且不乏戏谑的表面之下，每每包含着深切的忧患和同情，发露出来，则为温情，特别是一般无二对待所有女性的那一种温情。以前曾有人说，辨别评判一个男人，最重要的依据之一便是看他如何对待女人。这是有道理的。而男人对待女人之最善者，莫过于温情。它虽然不是强烈到了要死要活的地步，却非得有无限的宽容和体贴，即使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也很不容易做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以温情对待那些或蠢笨、或轻浮的女性，譬如《金瓶梅》里的孙雪娥和宋慧莲：“《金瓶梅》写孙雪娥的故事真正让人震撼的地方就是写得平淡。她是个蠢女人，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做事情总是不合适，好像咎由自取――但是，你仔细看就知道，她没有做过多少了不起的错事，却倒了无穷的霉；你终于知道，让蠢女人倒霉，是这世界表现它的无情的方式”，“一切的细节都描绘出宋慧莲的轻佻与愚蠢；但你如果仔细想过，就明白这正是因为她涉世还浅，心机不深，她受罪恶的浸染还少。她以为世界跟她一样轻浮，却不懂得那轻浮下面深藏着危险。”你如果仔细体会，就能明了这些话里面所包含的有别于哀其不幸的同情，毋宁说是一种温情。它出自内在的美玉般的温润诚挚，来不得半点虚假。顺便说一句，有了这样的温情打底，真性情才不至于出现偏差，变成恶俗和滥情。
一个人越有真性情，特别是越有温情，也就越能敏锐地感受造化的冷酷，人世的凶险以及强权的暴虐――它们左右着个人的命运。在现代的积极进取者看来，命运全在于自己的抉择和把握，不能怨天尤人。而在《金瓶梅》和《红楼梦》里面，在在处处呈现的是个人无法抗拒、更不用说主宰自己的命运；有些人，譬如探春和赵姨娘，想要用不同的方式“反抗命运”，也是枉费气力和心机，“说到底，所谓‘反抗命运’，也仍然是命运”，岂不痛哉。
骆老师在《前言》里也曾说过：“我在学校里讲中国文学史课程，经常会说到小说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对人性的审视和演示，也就是通过文字所建构的空间，通过文学人物生命中的悲欢，探究人到底是什么、可能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大可存而不论，值得探究的是人可能是什么。就算最终都逃不出命运的拨弄，文学人物和现实中的人都绝不会放弃对可能性的探究。小说的作者通过创作，而《游金梦》的作者通过解读进行探究，殊途而同归――说到这里，作为《游金梦》的读者，我却忽然想到：如果骆玉明不是一个中国古代文学教授，他可能会是个什么人呢？
显然，骆老师并非不谙世故，不通人情；相反，《游金梦》的不少篇什，对现实政治，对权力及其运作方式，对官场商界人物，都不乏清晰冷峻的认识。这些认识固然基于对文本的细读，却不是随便什么人仅仅通过细读文本就可以达到的。此外，那些疏散俊逸的文字下面掩藏着一颗事功之心，若隐若显，时不时的怦然跳动――从古到今的名士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吧。骆老师打心眼儿里瞧不起“贾府那些作为家族支柱的男性，有炼丹求仙的，有好色淫乱的，有安享尊荣的，有迂腐僵硬的，却没有一个胸怀大志、精明强干的。”特别有震撼力的是，他一再直指贾宝玉“到底不过是一个废物”，“无论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把贾宝玉视为专制制度的叛逆者，还是从自传文学的视角上将他视为作者的化身，都容易对他产生过度的好感。而事实上，小说所描写的贾宝玉，只是一个厌倦他的世界却没有任何行动能力的废物。写到第八十回，美丽的女子一个接着一个走向毁灭，废物仍然是废物，也许曹雪芹厌倦了，他不再有力量写下去。”骆老师当然不是贾宝玉避之唯恐不及的禄蠹，更不是今日所谓成功人士和势利者之流，只看重“行动能力”，为此不择手段也无关紧要。没有人会怀疑，他有足够的才情来欣赏《红楼梦》“极深刻的悲剧意味”，理解宝玉的悲痛与伤悼。但是，他认定，贾宝玉这样的废物“没有价值，没有独立的存在理由。”这是为什么呢？这跟他未能彻底忘却的事功之心多少有点关联。此外，简单说来，只要你看到他多么欣赏湘云那样的健康的生命力，看到他多么怜惜一个个年轻生命的凋零，就会明白，他之所以如此否定宝玉，乃是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任何行动能力，意味着生命力的萎靡、颓败，无论如何不值得欣赏。
说到底，人的生命，人的存在和发展，才是一切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人性、性情和温情等等都无从说起。生命推动一切，时时刻刻发挥作用，甚至罔顾命运的嘲弄。这本《游金梦》看起来散漫无垠，却有着蓬勃的生命脉搏，尽管，如前所述，它里面沾染着一些有待排除的阴霾甚至毒素。掩卷之际，它让我想起作者以前的、也许是迄今为止最令人神旺的著作：《纵放悲歌》。那本书写的是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你凭空都能想得到，其中有压抑、扭曲、悲愤，然而，那本书更有着极其强健的生命力。而且，所有读者都会看到，作者分明也置身其间，成为毫不逊色的第五位主角。那是年轻的骆玉明。我在将近20年前读到，至今已经记不起来具体内容，但是，每次回想起来，还是非常神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