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改制时代的大学出版社在体制、机制及运营模式上的突破和创新，是目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从建立科学管理模式、坚持学术传播方向，打造大学出版社内容品牌以及创建人力资源科学管理体系等方面阐述大学出版社的定位，有助于寻求经得起学术传播及市场检验的品牌之路。
关键词：后改制时代；大学出版社；管理模式；出版方向；人力资源
2009年4月，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推动经营型新闻出版单位转制，重塑市场主体，要求“所有地方和高等院校经营性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009年底前完成转制”。大学出版社改制后，高校和出版社及其员工在思想观念和工作运行机制等方面与出版管理部门既定的规划目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出版社自身管理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力资源的管理等一系列矛盾逐步显现，所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与大学出版社的定位密切相关。笔者就此谈点拙见，以求教同仁。
一、大学出版社管理模式定位
传统的大学出版社多为简单化、条块分割式管理模式，具体表现在：责权利不明晰，政企不分，封闭呆滞，优不胜、劣不汰。同时，大学出版社依赖大学母体的行政管理色彩浓重，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机制。因此，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管理模式的定位显得非常迫切。
《意见》明确指出，“已经完成转制的新闻出版单位要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尽快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大学出版社向来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难以为继。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认为，“大学出版社的改革，创新新体制只是基础，建立管理新机制才是关键”。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对大学出版社而言，一要建立由学校资产管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社长组成的组织机构，二是各机构明确各自的管理职能，权责分明、协调运营、有效制衡；三要建立适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运行机制。
校方作为出资人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要求，完善出版社法人治理结构，以完善的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以有限责任制度为核心，以公司企业为主要形式，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新型企业制度。这种企业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企业法人制度、企业自负盈亏制度、出资者有限责任制度、科学的领导体制与组织管理制度，等等。
大学出版社的这种管理模式与改制前相比较，有以下比较明显的特点（绝不是形式上的、次要方面的，而是实质性的、主要方面的）：
第一，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学校以其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大学出版社依法支配其法人财产，从而改变以往政企不分，学校直接经营管理出版社，承担无限责任，出版社则全面依赖于学校的状况。
第二，通过建立起由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构成的相互依赖又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从而改变以往大学出版社领导体制上权利不明、责任不清，要么“一元化”领导缺少监督制约，要么相互扯皮摩擦、内耗过大的状况。同时，以法律条文形式制约校方对出版社的过多干预。
第三，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遵守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生产经营为主要职责，有明确的盈利目标。发展是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管理是发展的依据和保障，其中有效的成本管理则是根本。按照市场竞争的要求，形成适宜的出版社组织形式和科学的成本管理制度。此外，作为管理层应该明确一点，降低成本不是一味地减少成本，而是实施成本控制的有效运作，取得经济效益的最佳配置，以达到提高大学出版社核心竞争力的目标。由此也便于改变以往作为学校行政体系附属物、小而全、内部管理落后的状况。
二、大学出版社出版方向定位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的创始人丹尼尔・科伊特・基尔曼有一句名言：“于大学而言，推进知识发展并且将知识不仅在那些可以每天聆听讲座的人中间传播――而且在更大更宽范围的人们中间传播，这是它最高尚的职责之一。”②大学办出版社的宗旨非常明确，就是充分利用大学母体和兄弟院校巨大的知识资源信息库，建立起“教学科研――图书出版”之间良性互动，在师生群体之间建立起通畅的供需联系，从而提高大学出版社的出书成功率，赢得丰厚市场利润。与此同时，“教学科研――图书出版”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了所属大学名望和品牌，也为大学母体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支撑和无形的精神支撑。
但是，随着大学出版社改制的逐步深入，大学出版社的授权经营进一步加强了大学母体对其在经营效益上的要求，这与当前我国图书整体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大学出版社面临的压力相矛盾。于是倒逼出版社的经营者转变思路，另辟生财之道，带领出版社逐步形成了以高校教材、学术著作为主体，以人文社科读物和助学读物为两翼的图书结构。对于出版社来说，既有坚实的主体出版又有丰满双翼的图书结构是最好的，但实践证明，要做到两者兼顾很难，搞不好就是“肥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家的田”。
第一，市场最讲求个性差异，是有个性创造的产品场所，只有个性化特色鲜明的产品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永保立足之地。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随着高等学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力第一资源结合点功能的进一步强化，适应人类生活发展和社会生产发展的各种应用性学科应运而生，学科专业分化越来越细，这给大学出版社提供了一个有着多方面需求并且在不断发展着的广阔图书市场。在这一背景下，大学出版社不仅有原本就非常熟悉的领域可以纵横驰骋，还有此前并不十分熟悉的“蓝海”可供开发。无论是为了满足高校教学、科研需要，还是为了优秀教材和经典学术著作中广阔而长期的重版市场，大学出版社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
第二，依托高校，集大学的地缘和人缘优势，构建起一个具有文化积累丰厚、创新意识浓烈的图书出版良性循环系统，是大学出版社发展的主道。大学出版社要突破地域限制，广泛聚集优秀的人脉资源，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图书。譬如，在牛津、剑桥等世界一流大学里，出版社可以继学校的科研、教学之后，成为代表大学学术成就，弘扬学术风范的“第三势力”。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每一种选题列选时，都要由学术委员会的专家来论证，这不仅保证了出版物整体上的高品质、高质量，而且保证了每一种出版物在相关领域都堪称是最优秀、最上乘的产品。我们的大学出版社也可以借鉴此做法，不一定每个选题都经过学术委员会的评定，但至少可以做到出版社需要重点开发的选题和有获奖或获得国家基金资助品牌图书，请相关学术专家来加以评定，以此确保图书的品牌和质量。 三、大学出版社人力资源开发定位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05〕14号）和《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新出办〔2006〕616号）以及《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印发的通知》（教社科〔2007〕5号）等文件精神，稳妥处理好出版社人员的安置问题，确保职工的切身利益是改制后工作的关键所在。大学出版社要在后改制时代平稳和可持续性发展，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起一个与之相匹配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第一，打造一支高素质、有创新能力的编辑团队，是大学出版社发展的基础。大学出版要改变的是与薪酬体系、分配制度相关联的生产思路。变“编辑制造”为“编辑创造”。传统的编辑工作，相当于制造业的来料加工，作者提供什么样的书稿，出版社就出版什么样的书，编辑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不够。这样的状况远远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后改制时代的大学出版社需要我们的编辑必须具备强烈的主人翁意识、高水准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积极寻求能带给出版社更大更好发展的选题方向与选题结构。
第二，改变长久以来形成的事业和聘用身份的差异化对待，实行聘用员工与转制前在编员工同工、同酬、同待遇，全员参与定编定岗。大学出版社的每一个人都要转换心态，从观念中的“事业身份”转变到实实在在的“企业身份”。要建立一套新的、利于企业发展的、按照岗位标准制定的薪酬和绩效考核体系。实行竞聘上岗，以岗取酬，岗变薪变，严格控制行政管理岗位比例，充实一线岗位的实力，加大一线岗位的薪酬提取，根据工作实绩对职工进行分配，真正实现多创利、多获益的良性激励机制。
第三，大学出版社要做大做强必须要有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和谐的企业文化。处理好后改制时代出版社“人”的问题，是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顺利发展的核心，要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方针，以先进的理念吸引人才，以广阔的发展平台留住人才，以和谐的文化感动人才，以现代的激励机制鼓励人才。对于大学出版社来说，依靠大学母体的文化实力和品牌，适度挖掘社会出版社的“熟手”，依靠传帮带、培训齐驱的办法养育“新手”，现在很多出版社也在不断琢磨类似大学教育的“导师制”培养模式，培养自己出版社的“新手”。此外，有能力者需要更好更大的平台，就会寻找机会，因此，企业文化营造得好、有上升趋势的出版社，就会成为有能力者寻找的重点。这样就可形成和谐文化吸引人、提升人，人才促进出版社科学发展的良性循环。
总之，大学出版社的特色和使命永远应该定位在学术为本、教育立社的宗旨上，应鲜明地走体现文化、展示文化、传承文化的文化强社、文化兴社、文化慧社之路，从而使真正高质量、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和优秀教材能够不断涌现，走进更多阅读人的视野，实现精神物质两个效益双丰收的目标。
注释：
① 范军.略谈大学出版社转制的几个问题[J].大学出版，2009（2）：18～19.
② 甄云霞.美国大学出版社概述[J].出版参考，2012（10月下）：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