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的大学出版社可分为学校法人、社团法人及株式会社三种类型，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经营模式。日本的大学出版社面临着究竟该不该公司化的挑战，绝大多数大学出版社坚守学术出版，不走公司化之路。日本的大学出版社已将学术图书的数字化传播作为自己未来的选项。日本的大学出版社在坚守学术出版、确保学术质量以及数字出版等方面的行事与对策，值得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思考与借鉴。
关键词：大学出版社；经营模式；公司化；数字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是日本大学出版社急速发展，目前全日本70余家大学出版社中有近1/3成立于这个世纪的前10年；另一方面却是日本图书出版业出现整体衰退，图书销售额连续8年下滑。在此背景下，日本国内开始出现“商业化时代大学出版社有无存在理由”的大讨论，具体包括：大学出版社究竟该不该公司化？学术出版今后的走向如何？学术情报流通的变化与大学出版部的发展战略等。
一、现状与经营模式
目前全日本约有4年制大学750余家，其中拥有大学出版社的为70余家，即只有不到10%的大学拥有自己的出版社。就规模而言，在日本大学出版部协会加盟社的全部32家出版社中，员工人数超过10人的仅10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东京大学出版社，拥有40余名员工，每年出版新书120余种，年销售额18亿日元。规模最小的要算武藏野大学出版社，仅有1名员工，从2005年成立至今，仅出版22种图书，每年出版新书不到3种。事实上，日本绝大多数的大学出版社，其员工人数也都只有3～4人。
就性质而言，日本大学出版社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学校法人，以东京外国语大学出版社、东京电机大学出版社等为代表。在学校法人的旗号下，出版社是学校的下属事业单位，其经费开支来自学校，而其收益同样也都归属于学校。第二类是财团法人，以东京大学出版社、法政大学出版社为代表。财团法人性质的出版社名义上仍为学校下属事业单位，但在经费来源与收益核算上，却是自负盈亏，与学校进行了部分切割。第三类是株式会社，以武藏野美术大学出版社、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社为代表。株式会社标志着出版社的资产已经股份化、社会化了。此类大学出版社在经营上已是彻底独立于学校了。
日本的大学出版社各自不同的性质造就了各自不同的经营模式。在自负盈亏的“东京大学模式”下，出版社的整体图书策划立项由学校层面的策划委员会负责，而出版社主要负责图书的出版与销售，因为东京大学所出版的学术图书的再版率高达50%，保证了出版社的整体收益。完全依靠学校行政补贴的“东京外国语大学模式”将出版社作为“学术研究事业的支柱”，大学方面每年提供800万日元经费资助其运营。由作者资助或资金补贴的“东北大学模式”采用了对学术图书初版时一律不付稿费，由作者自行买断图书的自费出版方式。
此外，还有通过多种经营补贴出版的“武藏野美术大学模式”，作为一家在1987年就已经股份化了的大学出版社，从2002年起，该社专心打造美术及建筑类教材并获得成功。与此同时，出版社展开多种经营，到2012年，其房地产及停车位的出租收入已达出版社总收入的1/3。如今，这家只有3名正式员工的小出版社，每年的纯利润超过了7000万日元。对此，出版社在给学校董事会的年度报告中曾如此写道：“学校法人当年出资1000万日元而得到了每年350%的回报。”①
二、挑战与应对
大学出版社究竟该不该公司化的确是目前日本的大学出版社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长期以来，日本的大学出版社“与商业出版社所奉行‘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出版’不同，并‘不以收益为目的’。”②然而，大学出版社如果“不以收益为目的”，那么出版社的营运经费又该从何而来呢？因此，从经营的角度而言，公司化似乎势在必然。不过，就日本大学出版社的属性分析，即便是像庆应、武藏野美术大学这样的已经公司化了的出版社，也因被大学方面控股，其经营方向依然是服务于学校的教学及研究。正因为此，在讨论中绝大多数大学出版社还是坚持了坚守学术出版，不走公司化之路的立场。
与“公司化”讨论中恪守现状的倾向不同，围绕着学术出版今后的走向，日本的大学出版社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与实践。
对于日本的大学出版社来说，数字化时代的图书外形出现了纸质与电子之分，随之而来的是其在信息及知识传递之外的某些功能也开始有所变化。为此，日本Futaba图书的芝健太郎就根据消费心理将纸质书认定是“虚的需要的基础”，而将电子书看作是以“实际需要为前提”。芝健太郎认为，就消费者的购读行为分析，有相当一些纸质书可能不是因为阅读的需要，而仅仅是因为流行或封面的愉悦而被购入的。而对电子书而言，购买更多是因为一种“实际的需要”。③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念，在图书的电子化过程中，日本的大学出版社显得格外积极。自2008年起，以东京大学、玉川大学出版社为首的4家大学出版社开始与纪伊国屋书店携手，合作出版仅面向各家图书馆销售的电子书籍（OCLC-Netlibrary），④至2012年底，其销售的电子书籍种类已经超过3000种，年销售金额超过1亿日元。庆应大学出版社也开始推出被称为“电子学术书活用实验项目”的可视化教材的出版销售业务。圣学院大学出版社山本俊明提出了“可持续的学术出版”，即所谓OA与POD协同项目。在此项目下，OA即图书的电子化，其实际费用由图书馆承担，其权利为图书馆所有；而POD则是图书的印刷销售，其权利及收益仍为出版社所有。⑤而这种“可持续的学术出版”，目前已成为日本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化方向。
因为有了纸质与电子之分，图书的销售形式也出现了新的动向。如果说纸质图书的销售，依然保持着传统出版社――批发商――书店的销售模式，以及出版社――网络――读者的网店销售模式。那么，在电子书的销售上，则出现了出版社――书店，以及出版社――图书馆的创新性销售模式。这种创新性销售模式的基础则是由庆应大学出版社与图书馆联合开发的“Google图书检索”系统。 同时，日本的各大学出版社都已经充分意识到电子阅读的广泛性。他们敏感地察觉到了消费者阅读方式的变化，发现日本利用PC机阅读的读者只有16.7%，而利用iPhone、PHS及其他手持终端进行阅读的读 者却有68%，因此，就有东京大学、庆应大学等出版社，果断开始利用手持终端销售考试习题集和其他学习参考资料。
显而易见，日本的大学出版社都已经将学术图书的数字化传播作为自己未来的选项。借用庆应大学出版会小矶胜人先生的话就是，“大学出版社如何面对数字化的潮流？这在现阶段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不过，作为大学学术支柱的大学出版社，必须正视大学目前正在发生的学术信息的变化及教育改革的潮流，从中寻求突破。重要的是，不能固执于原来的纸质图书，而是去追寻在新的教材及新的学习环境等方面与大学发展的一致性，这才是目前大学出版社所应担当的责任。”⑥
另外，针对少子高龄化及在校大学生人数递减的情况，包括庆应大学、东海大学在内的大学出版社一方面将教材出版的最低门槛从1000册降低至400册；另一方面拓宽教材出版的内容，各出版社在将博士论文、研究论文集教材化的同时，甚至将学生的应试资料也列入了教材出版的范围。
在学术研究竞争激化的大背景下，针对政府在学术出版资助方面投入的逐年递减，一方面由大学出版部协会出面，向日本文科省及学术振兴会申诉，请求维持并逐渐增大出版资助的力度；同时由学校或出版社出面，建立学校层面的“学术图书出版助成”制度，如东京大学出版社的“南原繁纪念出版奖”、早稻田大学出版社的“石桥湛山纪念早稻田新闻记者奖”等，⑦来推动学术出版。另一方面，则强化出版社内部的学术审查与业绩审查。目前，日本几乎所有大学出版社都设有由各学科资深教授参与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或编辑委员会。对此，名古屋大学出版社编辑部长橘宗吾认为，“仅靠非专业的编辑的感觉来判断著作学术性的做法是极其危险的，必须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与评价，尤其是要倾听他们最真实的观点。只有将他们的专业评价与编辑的自我感觉结合起来，才能最终判断出图书是否有出版的价值。”⑧
三、思考与借鉴
日本的大学出版社在坚守学术出版、确保图书学术质量以及应对数字化出版等方面的行事与对策，要领先于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值得我们去比较、思考和借鉴。
首先，日本的大学出版社在坚守学术出版方面也是有代价的。除极少数出版社外，日本大学出版社主要还是从事“学术书、教科书、教养书”的主题出版，并不涉足文学或者其他商业性的出版，由此就限制了其自身发展，造成了众多大学出版社小规模经营的现实。另外，少子化背景下的学生人数减少，经济不景气下政府学术资助的减少，都已成为日本大学出版社坚守学术出版之路时不容回避的现实。而经过企业化转型的中国大学出版社如今都已走上多元化的出版之路。然而，究竟是孤独的学术出版之路还是多元化的出版之路更具有持久性？这需要在今后的发展中予以验证。
其次，日本的大学出版社在确保图书学术质量方面的相关对策是卓有成效的，各学科资深教授参与组成的出版学术委员会或编辑委员会及学校层面的“学术图书出版助成”都有助于遴选校内具有出版价值的学术资源。而目前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很少设有类似的出版学术委员会或是编辑委员会。从确保图书的学术质量以及有效利用校内学术资源的角度考虑，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出版社学术声誉的提高，而且也是切实可行的。
再次，日本的大学出版社在数字化出版上付出的努力是其之所以能可持续发展的亮点所在。无论是数字化过程中的OCLC-Netlibrary模式或是OA与POD协同项目，还是流通过程中出版社-图书馆绑定式的销售模式，以及利用手持终端对考试习题集和其他学习参考资料的推销方式，都是非常具有日本特色的创新型举措。而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的大学出版社，对数字化传播方式的理解仅仅局限在网络销售这一块，尚未能从传播方式和运行模式的创新高度加以理解。因此，首先需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充分把握中国学术图书数字化的传播特色，进而才能够对日本大学社的数字化出版模式。
毫无疑问，数字化出版将成为今后日本学术图书出版的主流方向，至少在期刊出版方面，数字化已经成为了主流。在目前的图书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他们采用了将纸质图书与电子图书作为事业发展的两翼，来推动大学出版社“活性化”发展的现实对策。对于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来说，在将数字化出版视作今后发展方向的同时，还需要有具体的电子图书事业的现实对策，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构筑起中国特色的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之路。
注释：
① 高桥阳一.自律的大学特色的经营[J].大学出版，2012（4）.
② 三浦义博.日本大学出版部的组织运营形态[J].大学出版，2007（11）.
③ 芝健太郎.人文图书的现在及书店的未来[J].大学出版，2011（2）.
④ 新元公宽.学术电子出版的新模式――OCLC-Netlibrary[J].大学出版，2009（5）.
⑤ 山本俊明.可持续的学术出版[J].大学出版，2011（5）.
⑥ 小矶胜人.大学出版社如何面对数字化的潮流[J].大学出版，2014（1）.
⑦ 田雁.日本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实施现状与评价[J].科技与出版，2013（7）.
⑧ 橘宗吾.必须将学问的有趣性告知读者[J].大学出版，2013年（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