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成立之前的出版物交换历史沿革
日本出版物国际交换的历史，可追溯到1875年11月，美国政府负责交换事务的史密森学会提议与日本开展政府出版物交换业务[1]。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成立之前，国家层面的出版物国际交换的历史可分为（负责该项业务的）外务省时代以及帝国图书馆时代。
1.1 外务省时代（1875年1911年）
1876年1月，日本外务大臣向各部委传达该提议的相关信息，希望各部委能够配合提供用于交换的相关出版物，并指定外务省的官房记录课负责具体国际交换事宜。日美两国间政府出版物交换工作陆续展开。从美国寄来的交换资料，由外务省受理后，根据不同内容分送到相关部委，同时外务省对各部委所提供用于交换的资料进行汇总，寄送给史密森学会后收藏到美国国会图书馆。
1.2 帝国图书馆时代（1911年 1948年）
帝国图书馆作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前身，承担国家图书馆的职责。1911年4月1日起，日美间出版物国际交换业务由外务省转交文部省主管，具体工作由隶属于文部省的帝国图书馆承担。在外务省时代，日美两国原则上不开展寄托交换业务，但是根据《史密森学会图书交换事业备忘录》记载，美方曾提议希望日本寄往美国的资料能够委托外务省与政府出版物一并寄送。进入帝国图书馆时代后，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寄托交换业务变成了双向交换，帝国图书馆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交换中心。通过史密森学会寄来的美国政府出版物，除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行的目录类、书目类图书馆资料保存在帝国图书馆外，其他大部分资料根据内容不同分别寄送到相关部委。
1935年，日本与美国重新审视当时的交换状态，美国希望日本帝国图书馆能够制作并交换彼此间可持续发送的政府出版物的目录，日美政府出版物交换情况得到改善。但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除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内的若干交换之外，出版物国际交换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战后的1948年4月，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总指挥部发出备忘录，意在恢复美日间的政府出版物交换，出版物国际交换业务重新启动。
2 国立国会图书馆时期国际交换业务沿革及开展
在日本被美国占领时期（1945年1952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主要加强了与美国之间的国际交换业务的合作，同时积极开展与美国之外国家间的交换业务，逐步进入多国间出版物国际交换的扩充阶段。
1948年6月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正式开馆。该馆以美国国会图书馆为模式，即为日本国会提供服务，又承担国家图书馆的职能。数月后，鉴于国际交换业务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增设国际业务部，全面负责接受政府出版物的呈缴，与外国交换机构间的通联，委托资料等相关业务。1949年5月，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议，成立日本的国际交换中心，次年4月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刊物的托存图书馆，与致力于开展出版物国际交换业务的相关国际机构缔结合作关系。
1958年12月起，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同其他国家的交换关系也日益增加。1959年6月，開馆初期设置并延续十余年的国际业务部被调整，呈缴本及交换资料的接收工作由收书部负责，国际交换工作由联络部国际课负责。1959年4月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制定了《政府出版物国际交换业务要领》。1975年4月国际科调整为国际协力课和国际交换课，该机构设置延续至今。为了弥补呈缴本无法满足交换的状况，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于1977年提出了政府机关资料缩微化计划。1979年向全面交换的部分机构及法国国立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寄送了一部分的缩微胶片资料。在80年代初，通过出版物国际交换渠道入藏的书刊一度占到全馆入藏量的40%[2]。
近年来通过国际交换渠道获得的书刊日益增多，与其他国家国际交换业务的开展也日益频繁。2011年2015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平均每年通过交换获得图书11 899册，期刊18 862册。向其他国家及组织机构平均每年提供图书17 119册，期刊31 336册。具体见表1。此外还有部分报纸，平片、光盘等资料。截至到2015年，日本国立国会馆与157个国家900余所机构和国家组织建立国际交换关系。
3 出版物国际交换方式及内容重点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自成立以来就把开展国际交换工作作为补充外文文献的重要途径之一。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主要采取一般出版物交换、政府出版物交换、寄托交换等三大类型，以复本交换为主要交换方式，以互惠互利，先到先得的交换原则与多国组织机构开展交换业务。
3.1 一般出版物交换
一般出版物的交换是以公开出版的出版物为对象，互相交换对方希望获取的资料，以册数（等量交换方式）或价格（等价交换方式）为标准，尽量保证交换平衡，这是在对等交换原则下采用的交换方式。一般出版物交换必须在用于国际交换的购买预算框架内进行，保持相互交换的平衡，有着更加严格的规定。这类交换主要在中国、俄罗斯、韩国等国之间频繁展开，如中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图书馆（圣彼得堡）、韩国国会图书馆等机构。
此外，在不熟悉对方国家语言、文化、出版情况等情况下，委托对方机构来选书能更有效地判断图书价值，对于因贸易限制、汇兑问题导致难以购买外国资料的情况而言，是一种有效的收集手段。委托对方机构进行出版物交换的主要例子有，与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埃及国家图书馆进行的非政府出版物交换。通过委托对方机构选择与本国相关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交换，为资料收藏的完善做出贡献。
3.2 政府出版物交换
根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法》的相关规定，国家机关出版物、地方公共团体出版物、独立行政法人出版物、本馆刊物及公立大学出版物，是日本国会馆最重要的交换资源。外国政府出版物也是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作为收集外国资料和补充馆藏的主要渠道。政府出版物交换包括全面交换、特定交换以及选择交换等三种类型。
3.2.1 全面交换
全面交换是通过与外国政府或外国地区中央图书馆等缔结资料交换协定，与对方国家全面交换日本囯立国会图书馆现有的全部政府出版物资料。开馆初期，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首先以同美国国会图书馆进行政府出版物的交换为起点，逐步开展与日本研究相关的美国诸多大学的交换业务。全面交换初期，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基于交换公文的政府协定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比利时皇家图书馆、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加拿大国立图书馆及德国国立图书馆缔结了负责人协议。此外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巴西国立图书馆及芬兰议会图书馆通过文件往来确定全面交换合作意向。
但由于全面交换的政府出版物数量的庞大，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出于经费的合理使用以及文献利用的考虑，在全面交换中，除了确保部分印刷形态的法令议会资料的获取外，其余大部分资料都是以缩微版本获得。
3.2.2 特定交换
在全面交换发展过程中，由于各国预算的缩减、资料整理能力及利用状况等情况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各交换单位在资料收集方面有了相应的重点。鉴于这些情况，与交换对象间开展特定交换显得更加合理。特定交换是基于国家之间缔结的政府间协议，针对特定的政府出版物，同对方国家的国立图书馆进行定期相互发送政府出版物名单，各自选取所需资料进行特定交换。
自1981年起，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新增了特定交换这一交换方式。最早采用这一交换方式的国家有苏联和法国，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与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及法国国立图书馆互相交换政府出版物目录，选择所希望获取的资料进行交换。另外一种情况是通过缔结两国间文化协议的方式开展交换业务。例如苏联、中国等国家在与日本缔结的两国间文化交流协议里指出将出版物交换作为两国政府间合作项目之一。
3.2.3 选择交换
选择交换与特定交换相似，但无需国家政府间协议，直接由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与国外的图书馆、大学、研究机构等针对所希望获取的资料及其他资料进行个别交涉，在达成合作意愿后有选择性地进行交换。在这种交换方式下，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主要提供的资料是本馆出版物（目录和索引类、年报、月报等宣传类期刊）及部分国立、公立大学和国家机关刊物。选择交换方式采取等量交换的原则。
在开展交换业务初期，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以《日本学术杂志目录1952年版》《日本科学技术连续出版物目录1979年版》《杂志篇目索引自然科学篇》的英文版《JAPANESE PERIODICALS INDEX-NATURAL SCIENCES》（月刊）作为主要交换资料。此外，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对外宣传杂志《NATIONAL DIET LIBRARY NEWSLETTER》每年向海外寄送800册左右，对交换对象的拓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4]。
另一方面，各国预算紧缩的背景下，交换更注重平衡发展，询问对方是否希望继续获取相关资料、或者从交换改作购买等方式，更多的机构希望交换资料以缩微胶卷的形式提供，不仅能够节约收藏空间，也能达到节约经费的目的。
自1949年起，以美国从事日本研究相关的大学图书馆为起点通过选择交换方式开展交换业务，到1953年对象扩展到德国议会图书馆、拜恩州国家图书馆、苏联科学院图书馆等。1955年增加了东德国立图书馆，1956年，增加了国立列宁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印度国立图书馆等。1978年新增加拿大国立图书馆、巴西国家图书馆等[5]。选择交换领域，整体交换对象数量呈平均每年10个机构的速度增加。
3.3 寄托交换
除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开展的出版物国际交换业务之外，作为日本的国际交换中心，为了促进、帮助国内图书馆、学术研究机构等开展出版物国际交换业务，接受相关单位机构的交换资料与各国交换中心联系并免费寄送（寄送到对方国家中心的各种经费由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负担），另一方面受理外国交换中心统一寄来的交换资料，再根据资料内容和清单明细中指定的接收单位，重新进行整合分配，免费寄送给国内相应单位机构。设置寄托交換中心的各个国家在互相合作前提下开展的出版物国际交换寄托服务业务，寄送经费等由各中心互惠性负担，利用机构则节约了寄送经费。
1886年，该项业务在美日之间最先开展，经由外务省、帝国图书馆等负责后，由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继承，在1989年制定的《国立国会图书馆国际交换资料寄托规则》的基础上实施，于1990年5月29日起遵照《出版物的国际交换条约》来运行。为了委托利用机构的方便，制定寄托说明手册作为解读资料。
开馆之初，这一业务与政府出版物交换的情况相同，需要处理从美国寄来的战争时期滞留积压下来的资料，积压资料中包含寄给国内机构的寄托资料2万余件。另一方面，国内各机构委托交换的资料寄往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等13个国家共有16 994件。1956年，新增德国和英国两国国家作为寄托交换业务对象。1959年，由于寄托资料的增加以及预算的限制，停止向英国的寄送。1967年，寄托交换国家新增澳大利亚、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新西兰、匈牙利、芬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8个国家，寄送对象扩大到21个国家的25个机构。该年度海外寄送包裹共56 092件，国内寄送共23 932件包裹[6]。1980年9月，为了促进寄托业务的顺利开展，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邀请日本周边国家的服务机构代表参加国际交换寄托业务负责人会议[7]。该会议围绕缩短寄托资料寄送时间、扩大寄送国家范围等问题协商讨论。
由于贸易、汇兑问题以及海外寄送情况、各机构经济情况，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自2009年以来注重与各学术机构等通过出版物国际交换的方式收集外国资料，寄托资料逐年增加。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主要寄送国家为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澳大利亚、瑞士、丹麦、挪威、瑞典等国家，国内机构大致有四百余家。平均每年海外寄送的包裹有7万余件，国内寄送的有3万余件[8]。
4 出版物国际交换的特点
4.1 本土文化的推广与传播
冷战结束后，日本为了加速经济上的复兴和重归国际社会，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战略。日本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开展对外宣传，向其他国家介绍日本文化，希望提高自身在国际中的影响力。由于出版物国际交换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互动性，在发挥其文献资源积累功能的前提下，各国均开始以其为窗口推进本国文化的对外宣传与合作[9]。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与多国图书馆开展出版物交换业务，在及时获取当前世界局势信息的同时，也向其他国家输出自身文化。通过政府信息的传播与交流，拉近了日本与其他国家的距离，进而达成文化共识，为国际协作铺设了通道，改善和促进了与其他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
4.2 交换文献载体的变化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创新和全球进程的深入，作为文献流通环节的国际出版物交换业务也随之发生变化。首先，出版业传统经营模式的改变。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追求更高的利益价值，日本出版商正在逐步转向电子出版方式。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讲谈社和集英社等出版公司在出版纸本图书的同时也出版大量的电子图书以顺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其次，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信息方式的改变。为了快捷高效的传播文献信息，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交换的文献资料从最早的纸本文献，逐渐发展到缩微文献，目前则更多的是以数字化形式出现。交换载体的变化，在丰富出版物国际交换业务手段的同时，体现出了创新探索的精神，也为促进文献信息交流的开放与延伸创建了更好的资源平台。
4.3 注重合作协议的签订
出版物国际交换存在着交换对象国家文献出版情况、海关政策等多方面不确定因素，在开展国际交换的业务过程中，能否结合本馆馆藏特色，交换到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文献，决定了双方能否建立长期稳定的交换关系。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出版物交换工作水平的差异，为了更好地与国外其他图书馆及相关单位、机构间开展交换业务，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以合作部国际合作课为窗口，在开展交换业务初期，根据不同的交换对象与交换需求，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德国国立图书馆、巴西国立图书馆、加拿大国立图书馆等多家交换机构缔结交换协议，通过交换合作協议的签订，增强了交换单位间的横向联系，扩大了交换载体，建立长期、稳定的文献交换保障体系，规范了运作模式，使出版物交换有据可依，同时也使交换文献充分体现价值，进而更加高效合理的开展交换业务。
4.4 国内行业的管理及协调职能
1948年颁布的《国立国会图书馆法》是日本战后颁布最早的图书馆专门法。该法明确规定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在充实其资料和信息的同时，还应积极与全国范围内的各图书馆、政府机构紧密联系，相互建立的长期合作机制。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作为日本国际交换中心，积极开展资料和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并长期肩负着日本国内外出版物交换资料的汇总及向国外合作机构寄送交换资料的职责，协调和管理各级各类图书馆已经开发建立的交换对象及交换资源，并对交换到的文献资料根据不同的领域类别进行二次交换。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作为日本图书馆行业的领军人物，其所肩负的行业引领职能无可代替。此外，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定期组织开展日本图书馆出版物交换业务交流研讨会，对国内其他图书馆开展国际出版物交换工作具有管理及指导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