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出版业的改革发展，应该强化战略意识，从全局着眼、从本质属性入手、从未来长远思考，运用战略思维，形成战略认识，提出战略举措，进一步提升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层次、效率和质量。
出版业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阵地，文化产业的重要领域。加快出版业改革发展既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和社会价值。2014年，国家层面宏观政策相继出台，《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等文件力推行业改革发展。当年9月举办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同志提出，出版业“要努力实现由规模数量向质量效益的升级，由传统业态向新兴业态的升级，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的升级”[1]。这切实反映出出版业加快推进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前，新兴媒体迅猛发展，出版业生存竞争压力不断加大，社会各方面对出版物的期待日益提高，如何在新形势、新要求下思考和认识出版业的定位与功能？如何立足更高站位研究和制定出版业改革发展的政策举措？这是出版产学研等各个方面应该共同关注的现实性、前沿性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战略思维和战略眼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了经济社会发展波澜壮阔的新局面。当下出版业的改革发展，应该强化战略意识，从全局着眼、从本质属性入手、从未来长远思考，运用战略思维，形成战略认识，提出战略举措，进一步提升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层次、效率和质量。
一、出版业改革发展的战略思维
在战略视角下认识和思考出版业改革发展，关键是从社会的、历史的大背景下审视出版业的地位功能，把握好出版业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从逻辑上讲，这有两个思考维度。一个是从大往小、从宏观到微观，在社会发展进步的大格局下看出版业改革发展;另一个是从小往大、从微观到宏观，就出版业的属性特点看它之于社会的意义作用。就前者而言，当前最重要的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宣扬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需要，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出发，认识出版业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价值;就后者而言，则是从出版内容的特点、出版活动的构成、出版产品的作用等行业实际出发，把握出版业在国家、社会和历史等宏大层面的作用和地位。前者论述较多，这里重点选取后者作为分析方式。
1.从出版内容符号的特点认识出版业的文化战略地位
出版内容的主要符号载体以文字为主。根据《出版管理条例》，我国的出版物是指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综观这5种出版物，从逻辑和现实出发，都可以得出“文字是主要出版内容符号”的判断。文字作为思维载体和意义符号，较之其他信息形式有不可比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一是民族性，任何一种文字都是创造它的民族的精神旗帜和文化标志;二是稳定性，文字在意义内容的传播传承过程中表达准确而稳定，不易因为时间或介质而造成信息流失或偏转;三是丰富性，在目前人类的所有意义符号中，文字应该是表达内容最丰富、最完整的。这些特性是图像、声音、影像等意义符号所不能替代、不可相比的。因此，文字成为记录思想、记录历史、记录知识、记录文化的符号工具。汉代的许慎则说文字是“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2]。而这些记录活动的文字与物质承载物结合，就成为传承人类文明的出版物。出版物的最典型代表是图书，古今中外，自有人类文明以来，图书都是思想、知识、文化的重要象征。进入现代社会，以图书流通为主要功能的书店，则成为一个地理区域的文化标杆。当第三极书店、风入松书店等知名书店在前些年纷纷倒闭，这在知识界、文化界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一般的文化商业机构。进而言之，若有一天，中国人不读书，或者读的都是外国人的书、外国出版的书，那对我们中华文化的传承、对民族精神的凝聚，不啻重创乃至灾难。所以，只要出版内容以文字为主的特点没有变化，出版业的重要文化战略地位就难以撼动。
2.从出版活动构成的要素认识出版业的社会战略价值
3.从出版产品价值的属性认识出版业的政治战略意义
出版产品的价值是精神价值，出版产品的物理形态又决定了它流通传播的便捷性，所以，它不会因为读者的消费而损失、消亡，而是会因为消费者的消费以及自发产生的分享行为而逐渐增值。最终，产品累积为一种吸引和集聚了大量读者的意义集合体或者思想策源地，对社会的变革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7世纪英国政论家的《论出版自由》一书，成为宣扬民众自由、表达权利的代表作，促进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国近代史上，邹容的《革命军》总印数超过110万册，孙中山曾称赞：“《革命军》一书为推满（反清）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4]这些都表明，出版物既是革命思想的宣传工具，也是革命活动的思想载体。特别是随着出版业的日渐发达，报纸、期刊等连续出版物更成为社会思潮酝酿、传播和呈现的平台，对政治尤其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较大。中国共产党的各代领导集体始终强调“政治家办报、办刊”，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都是从从事报刊出版事业而开始革命生涯的。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社会民主政治进程的不断推进，由于出版产品承载思想精神文化内容的属性，出版生产与消费、管理与发展日益与公众阶层组织、公民权利实现、公共领域构建等现代政治现象密切关联，出版产品作为权利表达平台、思想凝聚旗帜、阶层连接纽带的作用日益凸显，出版业的政治战略价值也愈加重要。 二、出版业改革发展的战略认识
战略思维下审视出版业的功能、地位，根本上在于廓清对出版业的认识，不仅要弄清楚它是重要的，还要弄清楚它重要在哪里、如何重要。以此为基础，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形势，还需要从战略视角深入思考探讨关于出版业改革发展的重要问题，比如发展路径、改革方向、管理模式等，凝练出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战略认识。笔者认为，以下6个认识是当前出版业改革发展中需要关注和参考的。
1.出版业的自身价值通过服务和满足政治、文化及社会的诸种需求来实现
当今社会中，任何行业的价值都是通过它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和功能来体现的，不存在所谓的“自在价值”。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内，它也必然要适应服务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方面的要求，才能存在和发展。抛开政治、法律等制度性、客观性存在，追求出版业的所谓“自在发展”，要么是哲学意义上的理论探索，缺乏实践土壤，要么是自由经济的产业思维，奉行市场至上，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自在价值”可言。我国一直强调出版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始终要求高举旗帜、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这既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也是出版业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弱化或者忽视出版业的政治导向，必然对现行政治制度产生不良影响，必然给出版业发展带来严重后果。在现实框架内，出版业必须要遵循政治规定要求，符合市场经济规则，按照文化活动规律，形成一个实事求是的逻辑秩序和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制体系，最大化地去服务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需求，发挥行业功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2.出版业改革发展最应该研究和把握的是精神活动规律，而不是简单的经济规律或者文化规律
与物质产品相比，出版产品的价值主要是精神价值，满足的是人的精神需要。作者的生产创造，或编辑的加工制作，或读者的接受满足，都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人的精神活动是出版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因此，研究和把握精神活动规律才是出版业改革发展的重要立足点。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物质产品，其理论基础的两大支点是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相应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主要适用领域也是以物质产品为主的市场经济条件。对于精神产品，这些经济规律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在哪些方面适用，恐怕是很难厘清确定的。作为文化行业的一大领域，出版业的文化价值并不主要表现为直接进行文化生产或者创造，而在于以文化载体的方式作用于人的精神活动。对于现实而言，人的精神活动规律，比如精神需求的无止境性、精神生产的不确定性、精神消费的群体性、精神产品价值的不可估性等，与一般的经济规律、文化规律相比，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实际上可能对出版业改革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
3.出版技术对出版业的影响，本质上是知识工具对知识生产的影响
进入20世纪，包括出版技术在内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直接导致出版产品载体形态的重大变化和出版业行业格局、发展模式的重要变革。这种情况下，有人坚信“内容为王”，致力于提高内容品质去提升传统出版的竞争力，也有人相信“纸媒必死”，积极实现传统出版向新兴出版的转型。笔者认为，出版技术的这种变革，尤其是网络出版的崛起，其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形式对内容的影响、载体对内涵的影响，还是知识工具对知识生产的影响――知识工具的革新将带来知识生产的组织管理方式、传播呈现方式、接触认知方式等的改变，甚至直接影响到知识内容本身，包括符号系统。从近些年的实践发展来看，从平面出版到网络出版，除了出版载体不同，出版内容题材、出版生产流程、读者群体对象、阅读消费方式等都有变化，比如微小说、玄幻文学、众筹出版、互联网思维、读屏时代等，都与新兴出版技术的出现密不可分。而这些不可能用简单的“内容为王”理念、“载体转换”思路来应对。进而言之，思考新的出版技术对人们的精神活动方式、心理认知形式、逻辑思维特点乃至生活存在方式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可能才是应对出版技术变革的着眼点。
4.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产品社会效益的实现以经济效益的实现为前提
作为文化商品，出版产品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效并重，这不单是我国的特例，在国外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5]。我国始终强调把出版产品的社会效益置于首要位置，极其重视出版内容导向把关。但是现实中，却出现割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联系、单方面强调社会效益的现象。我们要明确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产品社会效益的实现，基本前提是经济效益实现――消费者购买作为商品的出版产品，占有其物理形态，进而占有其使用价值，阅读其精神内容。可以说，市场交换是出版产品社会分配的主要途径。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一个人对某种物品使用的积极性和满足感，与他在这一物品上投入的成本呈正相关关系。对出版业来说，如果读者不去购买某种出版产品，那么该产品之于读者的精神价值也就难以实现，即使该产品通过免费赠阅等形式送达读者，其效益也难免折损。就出版业整体来看，出版经济的规模、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出版业的社会作用和影响。也正是基于此，中国出版“走出去”才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5.出版产品权益人的收益要充分体现精神创造的价值，而不是简单的出版产品的市场收益
出版产品承载的精神创造内容，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产物，循环使用，影响深远。就某一特定出版产品来说，其价值内涵远非一个货币价格可以体现。由于历史原因和特殊国情，我国的出版产品价格一方面采用相对固定的价格制度，物质成本占比较高，作者报酬占比较低[6]。另一方面，出版物总体价格较低，从国际上来看，“中国的图书定价水平低于欧美国家水平，特别是学术图书、大学生用书的价格要远远低于欧美国家”[7]。或许，这与我国经济总体上更重视资源性物质材料成本而轻视人力劳动与精神成本有关，但从长远来看，这对出版业的长远发展乃至精神文明建设都是不利的。就现实而言，要充分体现精神创造的价值，既要关注出版产品这个集中体现经济价值含量的价值实现载体，大力提高作者、编者劳动成本在出版产品成本中的比重，合理提高出版产品价格水平，也要通过明确知识资本价值、加大精神激励力度、提高社会福利保障水平，对出版产品的相关权益人进行全面的肯定和扶持，充分体现社会对精神创造价值的认可和尊重。 6.出版业作为一个社会行业，应重视以市场和法治的手段加强对出版人的管理，减少行政手段对出版物的管理
在社会行业管理方面，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行政管理是主要方式，管理的重点是生产单位和生产活动，管理的手段也相对直接。近年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出版业整体转企改制，政府不断简政放权。但就总体来看，从选题策划、编校质量、流通发行，到生产运行、机构调整、重组合并等，政府对具体出版活动的直接管理还比较多。这不仅导致出版单位即使在转制为企业、进行自负盈亏后，仍然更多遵循政府要求而非市场逻辑，或者难以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平衡，还导致政府的行业管理方式难以得到根本性转变，依法管理水平依然有待提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法治化、市场化程度提升，政府对出版业的管理应更多发挥法制的显性硬约束，体现法律权威，推动市场的隐性软约束，利用人的经济理性，把管理的重心延伸到人身上，让出版人在行业以及社会的自律体系内，对出版单位、出版活动、出版产品负责，自觉依法守德从事出版活动。
三、出版业改革发展的战略举措
运用战略思维、凝练战略认识，最终要体现为战略举措，这才能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按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和总体趋势，深化改革是各行各业建设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主要途径。
1.推进政府机构深度融合，明确政府职责权力边界，完善宏观管理体制
在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原新闻出版总署合并的基础上，推动两部门职能的深度融合，形成出版与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相关媒体行业领域的有效连接和深入融入，加强国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宏观管理的统筹力度。明确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与出版业有关的政府管理部门的职责权限，特别是在新兴出版领域内的职责权限，避免形成新的政府职能交叉或者分割，提高宏观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要求，加强政府职能转变，既不单纯强调简政放权，更不膨胀扩大政府权力，明确职责、划定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提高政府管理效率。
2.完善法律规章体系，提高层次和效力，提高依法管理水平
在机构融合的大背景下，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应全面梳理出版法律法规，根据实践需要，完善法律规章体系，特别是对那些属于部门规章的文件、政策，进行修改、完善或者取消、废止。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调研，探索制订《出版法》或者《新闻出版法》，制定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文件，改变目前出版法律规章体系立法层次整体较低的现状，为依法管理、法治立业打下坚实基础，使出版企业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同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应强化法律法规的执行效力，构建常态化的执法机制，尽量避免运动式执法、选择性执法，提高执法的透明度和公开性。
3.积极开放市场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吸引更多力量投身出版业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健全文化市场体系”的有关要求，必须改革出版企业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优化出版企业的主管主办制度，加快出版业优胜劣汰、更新换代的速度。进一步打破区域壁垒，大力推动出版企业的跨区域生产经营，引导具有合作基础的出版企业成立跨区域组织，实现出版资本、技术、人力、产品等要素在全国范围的自由流动。适当开放国内出版市场，允许国外发达出版企业在我国生产经营，通过“引进来”促进中国出版强起来、走出去。进一步发展民营出版，在网络出版、文学出版、对外出版等领域积极引入民营力量，创新民营力量参与出版、推动出版的新载体、新方式。支持出版企业与文化、影视、金融、商业等行业企业联系合作，提高出版企业跨业经营能力。
4.全面推进融合发展，培育新型出版主体，提高出版质量和水平
按照中央加快推进融合发展的有关部署和要求，着力发挥政府的政策扶持优势和市场的利益驱动力量，促使出版企业主动进行融合发展。对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要一视同仁，既要支持传统出版企业开辟数字出版、网络出版等新天地，也要扶持新兴出版企业承担书、报、刊等平面出版任务，有效发挥两者的优势，实现真正的互相融合，而非传统出版的升级转型。整合资源，培育打造融合传统出版业态和新兴出版业态的新型出版主体，积极探索出版企业融合经营发展的经验。加强产学研一体化的出版技术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出版新技术，提高我国出版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5.稳步提高稿酬标准，提高出版产品价格，切实保护精神劳动成果
切实贯彻落实好国家版权局、国家发改委2014年新公布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提高出版产品创作者的劳动报酬标准，充分体现经济层面对精神劳动成果的肯定。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参考国际出版产品价格状况，对包括文字作品报酬在内的精神劳动成果价格，结合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物价总体水平，及时进行调整，逐步形成政府指导、市场决定的价格形成机制。以提高作者稿酬标准为切入点，适当提高出版产品的整体价格水平，加强对出版活动各环节从业者的肯定和激励;实行市场自主定价、政府适当调节的总体策略，根据出版产品种类，确定不同的价格标准;把握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的有利契机，切实做好精神劳动成果开发、使用和保护的相关条款;进一步加大版权保护力度，倡导全社会尊重版权、尊重精神劳动，切实维护著作者权益。
6.加大市场管理力度，规范市场流通秩序，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在法制框架内，加强政府的市场管理监督职能，充分利用司法手段对出版市场上出现的违规不良现象进行整治，特别是对于一些出版企业的不良行为，应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原则。我们要主动研究和适应物流行业、网络行业创新发展的新情况，加强对出版流通企业的指导管理。一方面提高流通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完善出版产品的流通体系，提高新华书店等传统发行企业的经营水平和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对流通企业的恶性竞争行为，比如网络书店的低价倾销行为、虚假广告行为等，积极与工商、商务等部门联合，探索使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工具予以打击遏制。 7.培育行业自治组织，规范从业人员行为，形成从业人员教育管理体系
大力培育行业自治组织，努力改变当前出版业相关行业自治组织组织性、覆盖面、调控力不强的状况，通过充分放权、加强指导、项目委托等形式，支持它们动起来、忙起来、强起来，加强它们对行业企业和从业人员的影响、约束和服务。积极转变行业行政管理和法制建设的思路，把管理和法治的触角延伸到具体的从业人员身上，探索建立出版从业人员的信用体系和重大职业行为登记系统，实现对出版活动指导管理的标本兼治。强化出版从业人员入职考试、继续教育，既要严格控制行业门槛，也要强化职业教育管理，依靠不断完善的职业管理制度，教育引导出版从业人员切实遵守法规政策，严格自律，服务政治、文化和社会。
8.深入开展全民阅读，完善公共出版服务，夯实出版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从出版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精神基础和物质基础的角度，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民素质的重要战略的角度，凝聚社会共识，汇聚各方力量，共同关注、大力推进全民阅读。有效发挥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115名政协委员建议全民阅读立法在全社会形成的重要影响，积极参考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关于阅读立法的实践经验，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积极推动制定全民阅读有关法律法规，同时加强政策资金等相关配套支持，确保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加强包括公共出版服务在内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提供阅读支撑和培育阅读能力上下功夫，大力推进学校、社区、商场、广场、车站等人流密集区域和公共场所的阅读设施建设，广泛开展面向全社会，特别是面向农村、学校、务工人员密集厂区等地方的阅读帮扶服务，提高全民阅读能力。深入持续开展全民阅读的文化宣传，充分彰显阅读的精神力量、实践价值和社会地位，从精神导向和行为理性上推动全民主动投身阅读、积极支持出版。
人类社会发展步伐永不停息，出版业改革发展未有竟时。对于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对于怀抱伟大复兴梦的中华民族，建设发展出版业的重要意义如何“高估”都不为过。置于国际大背景，站在历史新起点，必须推动各个层面有更强的战略意识，学会运用战略思维，共同形成战略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扎扎实实推进出版改革发展的各项战略措施落地生根，才能真正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出版强国。
[2]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16.
[4]辛亥革命的宣言书――《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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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莉，张敏琴. 外国出版管理体制研究及其对外国出版业的启示[J]. 编辑之友，2008（3）：88-90.
[6]张青. 中外图书定价比较[EB/OL]. http：//www.pep.com.cn/cbck/20097x/2010
[7]魏玉山，白冰. 中国的图书定价水平低于欧美[EB/OL]. 新浪网， http：//book.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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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