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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类历史对于漫长的历史长河来说,犹如沧海之一粟,是非常渺小的,但纷繁复杂的历史典籍、文献资料却多如浩瀚夜空中的点点繁星。徜徉在历史长河,感受历史的沧桑和厚重,体味古人的人格魅力,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幸福,还有些许感同身受般之凝重。
然而,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不管是我们小时候所景仰的,还是所憎恨的,随着历史知识和人生阅历的积累沉淀,在我们心目中都变得朦胧起来、模糊起来。比如以新代汉的王莽,到底是乱臣贼子,还是除旧布新的改革人物,比如隋炀帝杨广,究竟是横征暴敛的暴君,还是大有作为的圣主;又如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大陆史学界将其描绘为救民于水火的英雄,台湾史家却将其视为涂炭生灵的祸首;再如台海两岸皆不齿的所谓头号汉奸汪精卫,也曾经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而一代代学人却不知其签订了什么卖国条约,割让了多少中华领土;还有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思想者,时至今日,其头上的帽子还有数顶(托派、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还有张学良,曾经风流倜傥,曾经落得“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却又是多少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还有鲁迅;还有胡适……
上述种种,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亦不能不令人掩卷深思。
二
从历史脉络来考察,中国史家和史学有良好的传统。周代史官以周礼为依据判断是非标准,董狐、齐太史、南史氏皆具有不畏强御、“书法不隐”的勇气。孔子的“春秋笔法”,固然有“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成分,但“一字春秋”,也足以令乱臣贼子惊惧了。《史记》因其实录而名垂千古,其实录精神主要体现在“不虚美,不隐恶”。在司马迁的笔下,无论是贤者、尊者、亲者、憎者,无不善恶必书。唐代刘知几对于写史,主张“直笔”、“无所阿容”,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须具有才、学、识三长,而以识为最。若“见良直不觉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则学问再多也无用。清代章学诚发展了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在三长的基础上,主张修史要有“史德”。当代学者傅国涌认为:历史就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就是把做过的事用刀刻在一片片的竹简上。正是恪守上述治史信条,《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才成为彪炳千秋的信史,无论是英雄豪杰,还是奸臣佞人,抑或凡夫俗子,其音容笑貌、喜怒哀乐,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因之,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才得以代代传承。
不过,纵观中国****王朝的兴亡更替,却很难摆脱“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宿命。自春秋战国已降,通过篡位改朝换代者不胜枚举,大家熟知的即有曹丕篡汉建魏、司马炎篡魏兴晋、杨坚废北周立隋朝、赵匡胤陈桥兵变以宋代后周。而唯独王莽篡汉,被视为乱臣篡位,盖因如此。其实,这些开国皇帝的行为性质与王莽相较并无二致,也并不高明。王莽在以新代汉以前,疏散家财,“折节”向学,是个有为青年。称帝后,王莽厉行改革,其改革措施及力度震古烁今,可称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改革家。然而改革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改革失败了,新朝淹没在农民起义洪流中,王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其仗义疏财,温、良、恭、谦、让,以及变革精神化为笑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评论道:“试玉要烧七日满,辩才须待十年期。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对王莽所作所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若以今日之历史的眼光、辩证的态度来看,王莽只是一个失败的改革人物。
也许,正如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涵义不过是说每一种历史的叙述不过是叙述者个人依据当下环境和兴趣对历史所作的阐释和说明。历代的统治阶级,当其获得统治权时(不论其统治地位的获得是怎样的血腥和令人不齿),总要千方百计笼络士人、史官以美化其统治的合法性,甚至不惜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对于不利于自己统治,有损于自己形象的言论、记载,一再兴起文字狱。历史上,说真话、秉笔直书的史官,有时候会受到残酷刑罚的折磨,比如司马迁;甚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比如齐太史。中国史家们常说:“当代修志,隔代修史。”盖棺之后才能论定前朝的事,是我们这个优秀民族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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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的事物本身虽然就其自身来说是实在的,但对我们却处于不可知的状态。”
——康德
黑格尔谈到康德哲学时这样说道:“康德哲学是在理论方面对启蒙运动的系统陈述,认为可以知道的只是现象,此外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康德放弃了对什么是自在自为的真理的问题的追问。这似乎已经偏离了哲学本来的道路。但这却正是康德哲学之所以能够成就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的关键。正是因为把现象,或者说表象作为人类认识的起点,才能让人类把面对对象时的主体性坚持下去,才能喊出“人为自然立法”的警句。当下人类历史正处于现代性之中,其显着特征便是“人为自然立法”。人类不仅在认识问题上拷问自然,而且在生存发展问题上拷问自然。在面对现代性时的喜忧参半,自然将我们重新引向这喜忧参半的源头。重新考虑康德为认识划定的界限,也许会为重塑、超越现代性提供一条可能的道路。
一、康德哲学产生的背景
哲学永远不能完全回答,却也从来不能完全忽视的问题就是形而上学问题。是否存在一个支配着整个世界和人类思维的本体存在呢?如果存在,我们凭什么证明其存在;如果不存在,那又是什么在支配着整个世界的运动和人类思维的活动,从而获得认识的普遍性与必然性?这就是康德面临的基本问题。
康德以前的哲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两个路径:一是唯理论,一是经验论。唯理论强调了思维对认识的能动作用,并将理性思维当作检验认识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标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唯理论注意到现象同本质之间的关系,现象是本质的现象,现象表现本质但又不等同于本质,二者之间依然存在差异。自巴门尼德对真理与意见进行区分后,现象一直对应于意见,本质对应于真理。哲学的目的是认识真理,因而就以意见、现象为标准。所以检验认识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就要依靠理性思维,而不能依靠经验事实。但是如果经验不是普遍必然的,我们怎样从经验中获得知识?难道自伽利略以来的自然科学成就都是理性思辨的结果?
经验论对普遍性和必然性问题的回答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认为可以通过对经验的归纳获得必然性和普遍性。洛克就认为,人的心灵如同一块白板,认识的一切规定完全依赖于外物对这块白板的作用。休谟对洛克的说法产生了疑问。首先经验事实只是人们主观感受到的,因此并不能说经验事实反映事物本身;其次经验事实带来了人们对现象的认识,但现象却并不向人们提供范畴。因而休谟认为经验事实本事是不可信的,范畴也只能来源于人们的“习惯性联想”。这样一来,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这是康德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重构认识的普遍必然性就成为了康德哲学的核心问题。康德之所以致力于重构认识的普遍必然性,其目的在于重建形而上学。“所以哲学的最初和最重要的事务就是通过堵塞这一错误的根源而一劳永逸地消除对形而上学的一切不利影响”。康德曾经深受沃尔夫体系哲学的影响,对唯理论深信不疑,但面对经验论,尤其是休谟时,他发现唯理论无法回答,因而只能另辟蹊径。于是就出现了以综合经验论和唯理论为特征的康德哲学。
三
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日,更有发扬光大之趋势。从历史上看,历代统治阶级奉行的“三纲五常”封建道统终难抵挡历代史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强烈的使命感和无所畏惧的道德力量。于是孔子、司马迁、班固、陈寿、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前后相继,江山代有人才出,维系了中国史家良好的传统。而当下,却是形势大变。戏说历史方面的影视剧、讲座充斥了荧屏,与真实的历史图景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品”更是粉墨登场,甚至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也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在历史人物研究,尤其是近现代历史人物研究方面,更是难如人意。一些人物,尤其是国共两党人物,其面目尤让人感觉模糊不清。在有识之士看来,海外史家的研究结果比海内的研究结果更为可信,比如唐德刚对袁世凯、张学良的研究较之大陆官方出版的相关人物传记;政治背景浓厚的专家其研究成果亦难比拟思想上较为独立之史家的研究,比如近代史专家杨天石对蒋氏秘档的研究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真实可信、完全不同于以前说教的蒋介石形象。
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是第一位的。曾几何时,知识分子被视为社会的良心,在学术不自由的情况下,很多知识分子或主动或被动地丢掉自身的社会担当。对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费孝通曾说过,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运动、镇反、反右和反胡风运动,即已到了噤若寒蝉的地步,更遑论后来的文革了。政治运动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让学术研究长期陷入停滞,而且严重伤害了学术的自治,给学术界带来了过多的意识形态指向。学者们或自觉或被迫地运用一些政治理论指导自己的研究,政治话语装点在着述的字里行间,把学术降低为政治的附庸和奴婢,历史成了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不仅如此,意识形态的多变更迫使学者不断跟风趋时,学术成果成为折射政治风云变幻的镜子。在政治高压下,能如陈寅恪做到一生“不为权力者写作”当然难能可贵,而胡适之一生所追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大师风范,尤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尽管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趋于式微,但其本质仍未有实质改观,不可小觑。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都被政治化、简单化、概念化。现在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从结论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每个人物都有预先定好的结论,无论发现了什么新的材料,研究者都只能按照那个结论来诠释史实,只能增添论据而不能改变结论。然而历史的魅力在于其丰富、具体,充满各种可能性和偶然性。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应该是还原和解读历史,说明历史的经过,解释它发生的原因,而不是为它们贴上是非对错的标签。
政治因素之外,所谓为尊者讳的顾忌也使得历史人物的研究畏首畏尾。胡适在分析中国的传记文学何以不发达的原因时就提出忌讳太多的因素,他举出曾国藩的例子:“他死了以后,他的学生们替他写了一个传记,并没有把曾国藩这个人写成活的人物。……原因何在?因为有了忌讳。中国的传记文学,因为有了忌讳,就有许多话不敢说,许多材料不敢用,不敢赤裸裸的写一个人,写一个伟大人物,写一个值得做传记的人物。”“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写历史人物,最危险的是过分同情要研究的这个历史人物。研究历史应该是尽量做到最大的客观,绝对不能够掺杂任何个人的感情。如果把个人感情、个人喜恶掺进去以后,很难保证客观性、科学性与公正性。
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让历史研究与政治宣传剥离、历史人物与个人好恶绝缘之外,关键还必须占有第一手的。而不是被人取舍和剪裁过的档案文献,并且所取得的各种资料必须形成逻辑缜密、相互印证的证据链。解放以前,作为中国史学界的代表,胡适、傅斯年、钱穆、蒋廷黻以及顾颉刚等史学家之史学观,一言以蔽之,“史学即史料学”。傅斯年认为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直到四十年代,以傅斯年和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史学中的“史料学派”,本来已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但因为后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统天下,不但使已有良好训练的学者不能在学术上作出更大的学术成就,而且使新一代学者的学术训练走上了歧途。在对历史人物研究方面,动辄两分,未曾研究,先设定价值判断。而我们看孟森的清史研究,看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于历史人物极少轻易下断语,因为真实的历史总比我们能认识到的要复杂百倍,他们的研究,凡是没有充分的材料,是不下断语的。历史研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态度,但自己的认识必需从充分的第一手材料中来。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了法定保密期而应予解密的档案仍然不能公开,甚至一些历史人物的研究只能由官方主持。
四
行文至此,由于历史人物研究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学被归为人文学科而不是社会学科,读者对历史为什么会被曲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与真实的历史图景风马牛不相及的所谓“作品”面世,而感到惊奇的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是任由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历史的权力。”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如果没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是很难写出“三真”(真实、真理、真相)的历史人物的,也不能阻止官方对历史话语权的垄断。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岂有文章倾社稷”,如果没有充分的学术自由,不是面对和正视而是背对和粉饰自己的历史,就走向了历史的反面,而无法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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