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编辑出版学虽然历史不短，但根基却非常薄弱，缺乏学科共识与规范。在这样的学科基础上，我们很难重构学科体系。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对编辑出版学科的合法性进行反思和重新论证。在媒介融合环境下，“出版”的内涵已经转变为以版权为核心的资源整合与文化传播行为。用版权产业的思维去架构我们的学科体系是否恰当，从理论上还需要论证，但这也不妨碍我们用版权思维和大出版的理念，去整合当前的学科与技术资源，对我们学科的内涵进行有说服力的重新定位和理念建构。
关键词：媒介融合；出版学科；出版教育；变革
媒介融合与出版教育改革，是个新话题，又很难谈出新意。因为，相关论文、相关实践摸索已经不少，大致涵盖了我们的课程体系、师资结构、合作办学、实践平台，以及招生、教学、实习、就业各环节。应该说，我们学科的尝试与摸索，和整个新闻传播学教育是同步的，和当前许多强调应用性、实践性的学科所面临的挑战，也相类似。
这个挑战是什么？是媒介融合，是网络化和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是相对独立于大众传媒规约的新媒体环境。这给新闻传播学教育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原有的课程体系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变革的媒体发展需要。我们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编辑出版学科在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有学者指出，在媒介融合环境下，“媒介的生产方式、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乃至人类的思维习惯，都将发生重大改变。编辑出版作为媒介生产、信息传播中的一环，必然受到深刻影响”；媒介融合发展对出版产业和出版教育带来全局性的影响与冲击，“使得原有的出版教育体系、人才培养与出版实践及市场需求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适应，甚至脱节的现象与问题”。
这些观察与分析，都很到位，也很现实。它们点出了媒介融合以及新媒体语境给我们学科带来的第一层挑战，即主要是基于技术层面的挑战。我们现在各高校编辑出版专业所努力应对的，正是这个层面的挑战。大家在实践中，已经各自摸索出卜些可以拓展和推广的经验。但这还远远不够，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讨媒介融合带给我们的第二层，也是最根本的挑战，即我们这个学科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发现，这两年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在各种座谈、沙龙和会议中，“重建”“重构”是频繁出现的关键词，新闻、传播、新闻的真实性、传播的有效性等，这些在大众传媒时代约定俗成、形成共识和规范的核心概念，不断经受反思，甚至解构。学者们认识到，媒介融合以及相伴而生的新媒体环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技术的挑战，更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和话语方式的改变。现在最需要思考的是：新闻学的边界在哪里？传播学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合法性如何重建？我很欣赏这些学人打破自己、重构自己的勇气。
相对于这些进入西方主流知识体系、有成熟建制的学科，我们编辑出版学虽然历史不短，但根基却非常薄弱，缺乏学科共识与规范。在今年大百科三版编撰工作会议上，我们对于学科的命名还争得面红耳赤，是编辑学、出版学、编辑出版学，还是出版，各有各的道理；对于出版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估计大家给出的答案，也是各种各样。在这样的学科基础上，我们很难说像新闻学、传播学那样去重建、重构自己的学科体系。但我认为，这不妨碍我们对编辑出版学科的合法性进行反思和重新论证，甚至可以说，媒介融合和移动互联时代逐渐淡化了不同学科问的区隔与鸿沟，使发展程度不一的不同学科，重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对于我们编辑出版学科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机遇，是一个发展的契机。
媒介融合带给我们学科的发展机遇或契机是什么呢？这两年我一直在思考。我认为，在媒介融合环境下，文化产业尤其是版权产业的发展，正在不断地丰富传统编辑出版学的内涵、拓展它的外延，在此基础上构筑起以版权为核心、贯通全媒体的新的现代出版学学科体系。基于这种认识，“出版”的内涵已转变为以版权为核心的资源整合与文化传播行为。那么“出版”专业的学科特性，随之可以总结为：一是全媒体化，打通了音频、视频、文字、图像、动画的区隔；二是高度交融，多学科的融合，行业及产业的跨界，技术与艺术并重；三是高度流程化，注重实践性、应用性。
用版权产业的思维去架构我们的学科体系是否恰当，从理论上还需要论证。我们传媒大学在编辑出版学科的建设上，已经有意识地突出版权的战略高度，体现它在学科体系中的统摄性。这里的版权，是指向IP这个打通了文化产品产业链，以印刷媒介为基础，融合了影视、文学、数字出版、游戏产业、动漫等元素的全媒体化的概念，这种全媒体化、高度融合、高度流程化的文化产品生产样态，正是媒介融合环境下编辑出版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今年7月，在教指委于长春举办的“高校出版专业中青年骨干教师专题研修班”上，聂震宁先生认为“IP为王”是媒介融合背景下出版业的动向之一，是“包括出版业在内的传媒业态的扩张和转型”，某种程度上是“扩展的革命”。聂总是我们学校编辑出版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导师，他的想法也是我们的共识。我们在生源遴选、导师团队搭建、课程设计、课题承担、毕业设计指导等方面，逐步渗透版权这个关键词，具体做法在此不赘述。我们发现，反馈和结果是积极而正面的，最明显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生源素质越来越高，学科背景也日益多元，经济学、法学、人类学、戏剧影视文学、电视编导、纪录片、广告、公关、计算机等专业的优秀毕业生，基于对整个IP产业发展趋势的预期，投身于我们这个学科中，以他们的跨学科优势，丰富着我们的学科内涵；二是我们学生的就业情况非常好，不管去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是在一个版权产业的架构体系内，对于行业有一种相对贯通的视角，发展空间不局促。
我们更大的计划还没有实现，但仍在探索和讨论之中，我们期待用版权思维和大出版的理念，去整合传媒大学内部的学科与技术资源，建立起我们的出版学院。当然，要挑战学校层面的组织架构、打破院系之间的壁垒、破解传统专业设置的历史遗留问题等，难度非常大，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对我们的学科内涵进行有说服力的重新定位。不仅传媒大学如此，兄弟院校也一样。要获得学科地位，获取学科建设资源，第一步是回到学科定位和理念建构上，也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学科的顶层设计上。
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和介质更迭，相信很多专业授课教师都有一种方法恐慌，唯恐落伍，唯恐脱离于90后、零零后学生的媒介体验。在我看来，恐慌是必要的，督促自己在编辑出版这个强调实践性和市场需求导向的学科体系内，保持不断更新的状态。最重要的还是理念更新，对于我们的学科内涵、学科合法性、学科生发点，要有清醒的自知；对传统印刷出版、数字出版、社会化出版、自出版等出版形态与介质变迁，要有宏观的把握力，明晰这种介质与形态变迁背后的传播理念、思维方式和产业模式。可以说，理念更新是避免我们学科在媒介融合时代走入唯技术论，保持相对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