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出版文化是出版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一种精神、一种使命、一种氛围、一种追求。张元济关于出版应服务于救国图存、服务于教育和人才培养，出版应以传播文化、传承文明为己任，出版要形成“进补和创造”“生产与消费”良性循环的出版文化思想和王云五关于“出版是衡量国力强弱和国民素质高下的一个尺度”的出版文化思想是中国出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出版文化；张元济；王云五
何谓出版文化？其实业界和学界有诸种不同见解。笔者倾向于理念范畴和价值观准则的这种观点：即出版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出版理念以及在出版理念指导下的出版实践。出版文化横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领域，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桥梁。出版文化是出版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一种精神、一种使命、一种氛围、一种追求。出版文化的塑造是出版管理的最高境界，出版竞争的核心是出版文化的竞争。笔者正是按照这个观点与标准来寻找和梳理先贤的有关思想的。
一、张元济关于出版应服务于救国图存、服务于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出版文化思想
张元济25岁时，赴京赶考，考中二甲进士。26岁这年点了翰林，成庶吉士，进翰林院庶常馆学习。
1894年（光绪二十年），张元济从翰林院被分发刑部，任贵州司主事，身列部曹。此时恰逢中国甲午战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5月的“公车上书”给予张元济巨大的思想震动。于是，张元济由循规蹈矩的六品京官开始转向维新，努力学习西学，以图救亡。在此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强以兴学为先”和“以醒人为救人”的启蒙意识。①
张元济的忧国忧民倾向激发了他“自强图存”的志向。然“自强之道”，以兴学为先！在总理衙门供职期间，他比较关注的公务是进书、分报、办学堂等方面，同时大量购阅报纸，参与时政。他还与梁启超、汪康年互通信息，对维新活动中的出版事业之重要性多有探讨。“百日维新”失败后，张元济因参与戊戌变法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罚，断送了为官生涯。由此张元济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他从政治舞台黯然谈出，却在学术、教育、出版的文化舞台隆重登场。张元济虽不具备激进主义的品格，却始终抱有借助开发民智逐渐改良社会的志向，同时受到严复“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得”的影响，于是，1899年，他到南洋公学担任译书院院长。1901年10月5日，张元济致书盛宣怀：“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须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译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湛然元继也”。他认为，“时至今日，培养人才，最为急务。”②大有“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的风范与追求。由此可以看出其由忧国忧民、救亡图存到投身教育、开启民智、致力人才培养的思想脉络。他特别指出，“盖出版之子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要。”③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逻辑，张元济应商务印书馆夏瑞芳的请求，担任了该馆编译所长，并立即组织教科书的编撰出版工作。张元济曾办过学堂，深知出版与教育的直接关系，他较早体会到，没有合适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教学就很困难，教育就难实现，人才就难培养。他进入商务，可以说就是要找到一个现实性的机构，在出版方面做切实深入的努力，给新式教育和启蒙产生一个推动④。他和他的同事，以学制变更为契机，大举编印教科书，确立了商务在出版业中的优势和地位。他主持的商务版小学文科教材，根据儿童启蒙的特点，采取并坚持了由简入繁、由少而多、循序渐进、增加趣味的原则，等等。1904年，当汪康年转告他，清廷拟请他出任外务部职事时，他回信道：“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索，视浮沉部署，终日做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⑤
把出版事业与救国图存、昌明教育逻辑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出版文化的重要理念，这几乎是中国近现代出版界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一种自觉的追求。从某种意义来讲，国民依赖教育才能获得启蒙，而教育必须依赖出版才能进行，所以出版是更为根本、更为普遍、更为深远的一种教育。人们往往把文化人、读书人等量齐观，即反映了其中的转换关系。胡适先生说：“得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这个编译所确是一个很要紧的教育机关”，真是一语中的，入木三分。张元济这一代商务人可能不会想到，正是由于他们投身出版、昌明教育，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成长和壮大，才最终引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二、张元济关于出版以传播文化、传承文明为己任的出版文化思想
张元济在千方百计组织编撰出版好教科书的同时，还特别注重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译介。如他主持编辑出版了严复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法意》《社会通诠》等系列介绍西方情况的丛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受自己“文明排外”⑥思想的约束，但如上所述，张元济在引进西方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相当的拓展和深入。他在接受德国捐赠图书典礼上讲到，“日本欧美各国每年所出新书，亦总是尽量购买。”⑦，他于清宣统二年奉命赴英、荷、德、比、奥、意、俄等九国游历。在调查欧美初等教育及贫民教育事宜的同时，他留心考察了各国的出版文化事业，这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发了他的开放意识，为他日后对西方学术名著的大力引进埋下了伏笔。
张元济既重视西学、新学，又不忽略中学、旧学，把对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的保存与传承视为一项长期任务。
对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早在1903年便开始了。这当然也是他自己独特的兴趣爱好所致。他由此成为著名的藏书家和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所以他曾说：“余喜蓄书，尤嗜宋刻。因重其去古未远，爱其制作之精善，每一展玩，心旷神怡。余尝言一国艺事之进退，与其政治之隆话，民心之仁暴有息息相通之理。况在书籍，为国民智识之所寄托，为古人千百年之所留贻，抱残守缺，责在吾辈。”⑧ 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收集古书，目的是为系统地出版、流通古籍做准备。他主持选印了《涵芬楼秘笈》，共收书51种，印成80册。接下来又为出版《四部丛刊》选择版本。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20年代，由于张元济的推动和组织，商务印书馆在出版古籍善本上颇为用力，除上述《涵芬楼秘笈》和《四部丛书》外，又陆续辑印了《续古逸丛书》《续藏经》《道藏》《学海类编》《学津讨源》等大型丛书。1922年以后，按他的拟想，还要续出《四部丛刊》的续编、三编。特别是为整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张元济付出了巨大的心力。这是一部皇皇巨著，共3，301卷，分订820册，光准备工作就用了近10年的时间，而校勘全由先生一人承担，有的一册竟写了上千字的校记，显示了他为实践自己的出版文化价值观所做出的非凡努力。
对于善本的甄别和保护，更是张元济对自己传承文明思想的忠实履职。《四部丛刊》就凝聚了张元济在辨析版本、校勘异同、考证真伪上的功夫。许多书后都附有他的跋文或校勘记，若在编印过程中发现某书有更好的版本，则予以增补或调换，甚至不惜重新制版。古籍出版的价值在于征信征实，从而为文化、学术研究提供较可靠的历史信息，惟其如此，他既重善本，又重校勘。在他看来，编印古籍，是“为大书续命”，是“事关国脉”的大事情。
引进西学，付诸出版，属于横向的传播文化的范畴，整理古籍，付诸出版，属于纵向的传承文明的范畴，这两个维度恰恰体现了出版的根本使命；把他域的思想、理念、学术、体验变成本域的思想、理念、学术、体验；把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思想、理念、学术、体验变成诸多人或另外群体的思想、理念、学术、体验；把其他历史时期或朝代的思想、理念、学术、体验变成现时代的思想、理念、学术、体验，再变成后来时代的思想、理念、学术、体验，这种根本使命也彰显了出版事业超越历史进程的本质功能，从而构成出版文化的核心内容。
三、张元济关于“进补和创造”“生产与消费”的出版文化思想
从早期商务编译所的图书资料室到涵芬楼，再到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在其艰辛发展过程中，特别重视图书资料的收集、保存和使用。这其中彰显了张元济关于出版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一方面图书馆（资料室）为编辑出版工作提供了尽可能理想的资讯准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及相关的精神生产条件；另一方面，编辑出版工作的成果又为图书馆提供新的资金、设备等物质保障条件。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图书馆恰恰是出版生产的一个归宿：出版物在这里对社会开放，服务于民众阅读（消费），民众（包括学者、专家）从这里完成消费后，又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加入到出版物的生产序列中去。这就构成了出版物生产与消费和出版人进补后再创造的良性循环路径。
最初，资料室的设立是为了提高出版物即书刊的质量，因为好编辑需要可靠的资料来核实书籍和杂志。当时已经出现了新式教科书质量不高，乏人购买的严重现象，于是资料室广泛搜购图书资料，寻访善本秘籍，供编译同人参考。在张元济“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的努力下，资料室的藏书日益增多。为了方便管理，资料室于1909年升格为内部图书馆，起名为涵芬楼，意为涵盖芬芳，包容智慧。很快涵芬楼就成为编辑人员工作和学习的地方，直接或间接地为编辑出版人员竭诚服务。
编辑们通过对涵芬楼所藏西文书刊的阅读、翻译，为创作和加工采集了源源不断的新鲜素材，也为新创刊的刊物增添了稿源。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工具书的出版与涵芬楼的藏书也在相互推动中得以发展。如在编纂《辞源》的过程中，大量词汇的解释、书证的引用，正是得益于涵芬楼的大量藏书。之后为了编辑各种专科辞典，涵芬楼又加强了对志书、地方志的搜集。涵芬楼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即收集各种善本珍籍，为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做近期和长期的准备，同时又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影印服务项目。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后，涵芬楼作为一个内部出版服务空间的作用亟待突破，服务于阅读推广，成为一家大型的面向社会的图书馆之任务被提上日程。1926年5月2日，东方图书馆隆重开幕，商务人和张元济图书馆建设的理想翻开了新的篇章。
这些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得出一些结论：出版单位图书馆的建立，较之一般单位更有其必要性、重要性、不可或缺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出版单位的图书馆首先是出版物生产的一个重要设施，它搜集和购进的图书、报刊其实就是进行精神文化生产的生产资料，而决不是附庸风雅的装饰品。对于一个出版单位来讲，有没有一个满足精神文化生产需求的生产资料供给系统，是出版物质量和影响力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标志；对于一个编辑出版人来讲，能不能、会不会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图书馆（或曰信息资料中心），也是自己能否成为一个名编辑或专家型编辑的重要条件。依笔者看，商务当年能有那么多学者型编辑，编辑队伍中出了那么多思想家、学问家、理论家，与其图书馆建设直接相关，虽然这种相关性是很不均衡的。
四、王云五关于出版是衡量国力强弱和国民素质高下的一个尺度的出版文化思想
王云五（1921年年底进入商务，担任编译所长，后任商务总经理）认为出版与文化的关联最多，他从这个角度进行过思考，作了些研究。在商务任上，他写有论著《本馆与近三十年中国文化之关系》（1929年），指出：商务以一私营机关，而与全国文化发生如是重大关系者，在国内固无其匹，即在国外也不多见。他从教科书编印、文体之改革、西洋之介绍、社会科学之介绍、自然科学之介绍、国故之整理、文化工具之研供七个方面，对商务为近代中国文化之进步所作贡献作了论述，其论也实，其情也切。⑨
王云五认为出版是衡量国力强弱和国民素质强弱的一种尺度。他在1940年说：“关于出版事业有一点大家必须注意的，就是我们要看一个国家文化的进步，可以从这个国家的出版数字来判断。”⑩他在1942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出版物与国势之关系，甚为密切。“余以为最可行之计量国力尺度，莫如出版物”，“因为出版物数量多，可以表示曾受教育者之多；出版之程度高，可以表示学术程度高”。“各种门类的出版物的结构也可以表示国民素质和性格的结构。”“出版物种类之统计，可为国民知识水准与读书兴趣之代表，殆无疑义。” 他还认为出版能助推一地域的文化发展。他说，试就三十年来出版物的作者籍贯加以统计，则江浙人居多，这里面便有江浙接近上海这个出版重心的缘故。换句话说，是上海作为出版文化重镇，在某种程度上，涵养、孵化了江浙的文化学子。
王云五关于出版是衡量国力一种尺度的主张与出版助推一地文化发展的见解启示我们：出版对于一国的文化建设乃至总体建设具有基础性和永久性的意义。出版对于一国的文化软实力的打造，乃至硬实力的提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必须首先成为一个出版强国，反过来讲，当我们由出版大国走向出版强国之时，也就意味着我们正在成为文化强国，至少已经抵达文化强国的门口。
五、张元济与王云五都是出版文化方面平衡“文化经”与“生产经”的高手，但各有侧重
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张元济在从事出版工作时，本能地偏向文化，他与夏瑞芳约定“以扶持教育为己任。”他常常为了顾文化这一头，不惜亏本。
王云五在文化性与商业性之间的态度是：文化固然是出版事业的核心，可商业却是其活动之筋络。买卖意识在他是很浓烈的，他更多关注商务的企业性和商业的趋利性，更多地把出版看作一种商业行为。王云五是以做生意为基础，兼顾文化性，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也和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所担负的责任有内在的、直接的关联。
正是基于“在商言商”的义利观，王云五提出，出版书籍当然要以社会需要为根据，而根据需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创造需要，二是迎合需要。“出版家固未尝不能创造需要，然就大体而论，毕竟迎合需要者居多。例如人民喜读文学书籍，虽少数出版家印行科学书籍或亦能在读书界造成一时的新需要，但大多数出版家若一律仿办，且继续大量印行科学书籍，恐将不易维持其营业，故结果殆不得不转向迎合读者方面。”
王云五主持商务之初，老一辈商务人面对一个新的知识时代和新的商业化时代，感到力不从心，而王云五抓住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适应现代生活潮流这个时代要求，在出版事业和现代生活的契合点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以出版新式丛书为主干（包括《中国文化史丛书》《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给商务发展注入经济动力。他在追求盈利的同时，兼顾社会价值，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开创了文化商业化的成功模式。
笔者以为所谓商务的经营模式，就是“以文化价值为体，以商业利益为用”。文化企业不可能不追求利润，不可能不计算投入、产出的比例；但这种对产值和利润的追求，始终是以满足国人及社会的文化教育需求为标杆的。直到今天，商务模式仍然有其蓬勃的生命力，仍然值得我们学习、思考和借鉴，关键是找到其中尽可能合理的结合点与生长点。
*中国书籍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平同志为本文的修改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注释：
① 张美芳.毕生为文化而奋斗――中国第一出版家张元济[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18～19.
② 张元济.张元济书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9～23.
③④⑤陈建民.智民之梦――张元济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82，44～45，46.
⑥ 张人凤.张元济研究文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125～126.
⑦⑧张元济.张元济诗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41，58～59，58～59.
⑨ 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M].//我走过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⑩ 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62～264.
?王云五.旅渝心声[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225，263～264.
王云五.战时英国[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99，99，2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