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对魏晋文化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江左士族是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士族文化很好地反映了魏晋这一特殊时期士族们的生活与思想，这些思想极其错综复杂，既有修身齐家、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又有在玄学思潮的影响下生发出的清心寡欲、超然出世的佛道思想。同时，江左士族文化也折射出了魏晋时期的整个思想状况。
关键词：江左;士族;文化
一、江左的界定
古人在地理上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故江左也称“江东”，指长江下游南岸地区。《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温峤初为刘琨使来过江，于时江左营建始尔，纲纪未举。……既诣王丞相……欢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温峤站在北方人的立场，称江南以及政权建立在南方的东晋为“江左”，由于此后的宋、齐、梁、陈政权都建立在南方，因而在隋唐人的文字中，“江左”一般是指由地理的共同性而形成的东晋、宋、齐、梁、陈五个朝代的合称。他们注重的是由地理空间的同一性而造成的江左五朝在文化方面的一致性，他们口中的“江左”具有深刻的政治、文化等历史文化内涵。
二、士族文化的主要表现方面
陈寅恪先生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由此可看出，士族文化包含了家族史和地域文化两个方面，陈先生的这段话很好地阐明了士族文化与地域的关系。自永嘉南渡以来，南渡士族与江东士族共同联合，于江左地区建立了一个偏安的政权，使中原文化得到了传播，大幅度地提升了南方文化的水准，使南北文化得到进一步交融。
三、儒学对士族文化的影响
作为家族的重要标志，文化在整个家族中占着极大的比例。文化水平的低下常常被用来轻视或调笑，如桓温被太原王氏和陈郡谢氏所轻视就是很著名的例子。而作为士族文化的核心，儒学更是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维系门第的主要手段。正如余英时所说：“（魏晋隋唐期间）儒家性命之学未弘，故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资，老释二家亦夺孔孟之席。唯独齐家之儒学，自两汉迄近世，纲维吾国社会者越二千年，固未尝中断也。而魏晋南北朝则尤可视为家族为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而然耳！”可见在家族内部，儒学的传承非常广泛也十分悠久，这不但是本家子弟入世存身的主要途径，也是保持家族声誉、维系家族凝聚力的重要方式，更是门第社会的实际需要。从颜之推所谓的：“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同样也可看出这一点。
受家风中儒家思想的影响，东晋士族具有一定的济世之心，在门阀政治最鼎盛的时期有了一些作为，如庾亮“非唯风流，兼有治实”，王导、谢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成为东晋士族的代表。除了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门阀中人也颇重礼法。例如这一时期最大的门阀世家琅邪王氏就尤重礼法教育，族内子弟多精通礼制，擅长议礼。《晋书・礼志》和《通典》中记载了不少关于王氏子弟议礼的精粹之言，由于对礼学的精通，王导一家多为当道者所重用，常被邀来一同参与大事的议论，且王氏子孙一直都秉承习经明儒的传统，如苏绍兴在《两晋南朝的士族》一书中说道：
总论琅邪王氏于经学，《礼》、《易》为主;《春秋》次之，其他经学如《论语》等亦次之。论朝代则齐最盛，晋、梁次之，宋、陈稍差。言人物，则以王俭为通学;易数王M、王承;《礼》、《论》彪之、逡之;《贤仪》则准之、王肃;《春秋》延之、王筠;《论语》王珉、王k。此其大较也。①
由此可见，琅琊王氏不仅对儒家礼学十分精通，也在家族内部对其进行广泛传承。这种士族家族内部的传承，即使在玄风炽盛的时期，仍在延续。一如钱穆先生所言，欲要保持家族门第，不得不期有好子弟。而欲求家庭有好子弟，则儒家所传之礼法便放弃不得。这种家学传统不仅影响着江南文化，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南北朝文化之交融，可谓深远。
四、玄学对士族文化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的玄学思潮，也对士族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以清谈最为广泛。士族们常常沉浸在充满玄理与妙趣的清谈中，来获得乐趣与满足。这种玄学思潮也很快压倒了在当时已经日渐衰弱的经学，成为当时名士的文化标志。尤其到了东晋时期，士人在清谈玄理的同时又杂入佛理。正如汤用彤在《读人物志》中所说到的：“依史观之，有正始名士（老学较盛）、元康名士（庄学最盛）、东晋名士（佛学较盛）之别。”《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亦说道：“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庄玄理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大盛。”从这种“佛理大盛”的状况可以看出，士族文化的品格中开始渗入了佛学的新因素。如庐江何充“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糜费巨亿而不吝也。”其弟何准“散带衡门，不及人事，唯诵佛经，修营塔庙而已”。太原王恭，“尤信佛道，调役百姓，修营佛寺，务在壮丽，士庶怨嗟”。周嵩“精于事佛，临刑犹于市诵经云”。王恭临刑，“犹诵佛经，自理须鬓，神无惧容”。可见不少士族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他们或奉佛事，或与僧人交往，表现出一般士大夫的生活趣味。
士族文化在受到佛学熏陶的同时，同样受到道教的熏陶。就东晋一朝而论，深受道家影响的大族有琅邪王氏、陈郡长平殷氏、高平金乡郗氏等。在琅邪王氏中，王羲之一支受道教影响最深。晋书上记载王羲之“雅好服食养性”，“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其子王凝之更是信奉天师道到了近乎迂腐的地步，“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居然因“鬼兵相助”而不设备，为孙恩所害;高平郗氏弟子郗帧③昙兄弟“奉天师道”，因而谢万以“二郗谄于道”来嘲讽他们;殷仲堪亦奉天师道，其“少奉天师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财贿，而怠行仁义，啬于周急，及玄来攻，犹勤请祷”。在另外几个士族大家，如泰山羊氏、汝南周氏、谯国桓氏等家族当中，亦有不少信道子弟。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东晋盛行的玄言诗中，也出现了很多对自然山水的描摹，这在文学史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现象，而对这个现象的传播，似乎部分来自如孙绰、许询等与道教信仰有关的士人，史载：“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在孙绰的名作《游天台山赋》中，诗人以道教中的蓬莱仙山比况天台山“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的情状，其中很多对自然仙境的描写，都可看出其受道教影响之深。
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生活的凶险、仕途的坎坷，士人们形成了淡泊世事、寄情山水的审美理想。在这样的环境下，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具有一种逃避现实的心态，他们以探讨玄理来逃避政治混乱，以寻求山林之乐来躲避纷争。“隐逸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梁萧统《文选》中收入了左思的两首《招隐诗》和陆机的一首《招隐诗》。其中左思诗有句云：“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向，逍遥撰良辰。”以柳下惠、鲁少连的典故，抒发自己对回归自然环境，追求心灵平静的向往，表现自己对隐逸生活的赞赏。由此道家思想对士族的影响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