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康百万是豫商的杰出代表，康氏家族文化与豫商文化一脉相承，它不仅传承了豫商文化的义利并举、居安思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重土安命等特征，而且又有区别于豫商文化的尚儒又尚道、目光远大、诗书传家的特色。
[关键词]豫商文化；康氏家族文化；康百万
康百万庄园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始建于明末清初。康百万家族，曾船行六河（洛河、黄河、运河、泾河、渭河、沂河）、家资百万，历明、清、民国三个历史时期，富甲豫、鲁、陕三省，演绎了长达十二世、四百多年的财富神话，又因慈禧御赐钦封“百万之富”而名动天下。民间有俗谚称：“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
康百万，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对以康应魁为代表的康氏家族的统称。历史上曾被称为“康百万”的有康绍敬、康大勇、康鸿猷、康庭兰等十多人，其中以康应魁最具代表性。康家所居之地――康百万庄园，被誉为“中国第一民居”，与四川刘文彩庄园和山东牟二黑庄园合称为“中国三大庄园”。康百万庄园内保存了众多的匾额、楹联、碑刻等文献资料，不仅彰显了康氏家族丰富的文化内涵，也较为明显地印有豫商文化的印迹。本文将就其家族文化与传统豫商文化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对豫商文化和康氏家族文化的研究有所裨益。
从夏、商、周开始，河南地区就涌现出了不少商业巨子。从河南人王亥“宾于有易”到南阳人范蠡创立的“经商十八法”，再至濮阳人吕不韦“货天下”宏图大业的完成，继而西汉时巩义市鲁庄乡人桑弘羊的理财大计，河南人就在中国商业的发展史上断断续续地书写着一个个商业传奇，直到明清出现了一位杰出的豫商――康百万，河南人经商达到了历史发展的顶峰。豫商的兴起和发展催生出富有特色的豫商文化。学界关于豫商文化研究的成果颇多，如高树印的《从古豫商精神看新豫商文化》、刘亚轩的《豫商精神的形成、发展及传承》、安杰山的《豫商文化的形成及利弊分析》等等。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豫商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中某些又为康氏家族文化所吸收和继承。
首先，义利并举，商德为先。河南人以君子之德经商，重义轻利，忠厚仁义。历代豫商坚持“恪守信用、诚信为本、利以义制、以义取财、乐群贵和、推己及人”的商业道德，倡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生财之道。在商业活动中，诚信经营，正当交易，实现共赢，惠及他人。明清之际兴起的怀庆商帮崇尚“守信、讲义、取利”，具有明显的义利兼顾的特性。康氏家族也吸收了这一文化并应用于其商业经营活动和日常生活中，讲究义利并举，但康家更强调义的重要性，如楹联“友以义交情可久，财从道取利方长”，不仅指出朋友交往要“义”字当先，而且经商也要讲求道义，诚信经营。康家历史上著名的“泾阳焚棉”事件就是对康家重信誉、轻利益的最好说明。
其次，儒商结合，亦儒亦商。豫商文化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忠、诚、信、义、和”思想和中庸之道熔铸于经商活动，坚守仁义，重视信用，和合共赢。例如子贡先为大儒，后又成为巨商，堪称儒商第一人。儒商结合成了豫商文化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康氏家族文化对于儒家文化的推崇更胜一筹。康百万庄园的匾额、楹联处处可见其儒商特色，其“留余”匾所代表的“尚中庸”就是儒家文化最鲜明的特点之一，“仁”这一儒家文化之精髓从康家家训“经商结交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可窥一斑。
第三，居安思危，勤俭为本。豫商不似晋商、徽商那样讲求排场、崇尚奢侈，而是始终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传统，无论财富多寡。白圭曾言商人“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必须具备“仁”“勇”“智”“强”的能力，自强不息，不挥霍，不拼富，居安思危，只有这样，财富才不致昙花一现。而康家之所以能够创造富达十二世的财富神话，崇尚节俭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原因。康家家训“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感恩心”时刻警醒康家后人要勤俭持家，思创业之艰辛，以防“不世风浪”。此外，康家先辈以身作则，既无三妻四妾，又无骄奢淫逸，这一传统为康家后人所传承，这又是传统豫商所不具备的优点之一。
第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豫商在发家致富后，不仅将巨额财富用于再生产过程中，更突出的是奉献社会，服务百姓。战国时期贩牛的弦高冒死智退秦军，西汉卜式输家财之半以助朝廷击匈奴，这两个事例从侧面彰显了豫商的爱国情感绝不逊于政治家。范蠡三致千金又散家财于乡里，卜式“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并“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给徙民”等，是豫商助人为乐、扶助乡里、热心慈善事业的真实写照，也是豫商文化重要内涵的一种体现。康百万作为豫商的典型代表，富仁并举，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其善举德行为世人所铭记。从楹联“指囤周济今犹在，焚卷高风世所稀”中我们仍可见康应魁在灾荒之年焚烧债据、为民解困、为国分忧的真实。可见，康百万是有良心的商人，康家是有责任感与爱国情怀的家族。
第五，重土安命，家族色彩浓厚。豫商作为商人，同样受到传统农耕社会的影响，产生了浓重的乡土观念。他们低调内敛，不事张扬，隐忍克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从事经营，这是豫商文化寓于农耕文化中的体现。当然这种文化也无可避免的为豫商文化带来某些弊病，如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封建迷信色彩浓厚，缺乏竞争力等。康百万作为封建大地主，买田购地，建筑庄园，以此来光耀门楣。此外，康家人足迹虽遍布鲁、豫、陕三省，但从不会在异乡定居，这足可见康家对乡土的重视。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康氏家族文化也具有传统豫商文化的特点，并且在某些方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发展和实践了传统豫商文化之精髓。然而，康氏家族文化在某些方面又区别于传统的豫商文化，现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说明：
首先，尚儒的同时又尚道。康家不仅崇尚儒家中庸之道，讲求“仁义、礼让”，留余隐忍，而且崇尚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法观和怡情养性的养生之法。此外，康家经商遵循规律，讲求商经商道，诚信义利，不违背人性天理，这是康家致富的法宝。 其次，敢为人先，目光远大。不似传统豫商文化由于重土安命所造成的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康家人敢为人先，眼光独到。特别是康大勇，敢于打破传统商人“仕不经商”的世俗观念，仕商结合，使商人与官府的联系更为密切，抓住康熙帝重漕运等机遇，“大河行船，东进山东，开辟临沂、兰水山东基地”，扩大了康百万的经济势力范围。
再次，诗书传家。康氏家族子弟重修身，用诗书怡情养性。康家作为大地主，没有一夜暴富的骄矜，更多的是一种从容豁达、处之泰然的心境，这与康家言传身教、诗书传家的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康百万庄园里处处透出浓厚的诗书氛围，此处可参考上文中关于“重诗书”的论述。其中不少康家子弟通过读书走上仕途，“如十二世康大勇就授登仕佐郎；其子康丛云为太学生，例赠文林郎；十四世康应魁加直隶州分州衔；十六世康无逸诰授朝议大夫，加知府衔，钦敕‘孝廉方正’匾；十七世康鸿猷光绪十九年中恩科举人，授汝阳教谕；康建璧授户部主事钦加知府衔；康建勋为太学生，精于医术，有‘大国手’、‘大国医’之誉；十八世康庭兰获赠‘博学仁风’匾。”
最后，知人善任。康氏家族文化虽和传统豫商文化一样讲求血缘关系，家族色彩极浓，但在商业经营上，康家更看重的是才能，讲求任人唯贤。康家对于老相公、大相公、相公、相公等管理人才的考核就经过了重重考验和磨砺，选出来的都是精英人才。此外，对于教师的聘用，不重身份、门第，而重学识、修养，例如康家曾经聘用当时著名举人孙涵三和赵凤鸣等教育康家子弟，他们都是当时社会上的贤才、名流。
康氏家族众多的匾额、楹联、碑刻等文化遗存，不仅蕴含了丰富的商业文化，而且包含丰富的儒、道等文化精髓，形成富有特色的康氏家族文化。康氏家族众多的文化并不是相互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融、相互贯通的。“仁”和“义”不仅是康家尚儒的一种表现，还是康家重商德的一种体现。康家商经不仅是其商业文化的精髓，而且也是康家对道家文化理念的成功运用。故我们不能将康氏家族文化的各个部分割裂开来进行研究，而是要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唯此才能真正理解康氏家族文化的内涵，进而推动豫商文化的研究。
